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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中摘录几段，同样乞求你仔细阅读。
鲁迅先生说：
「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才知道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此恶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今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枪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水，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处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料。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为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北洋军阀屠杀学生后二十年，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后四十年，共产党政府屠杀学生。每一次屠杀的人数，都比上一次多，而且，二○年代屠杀学生，「有尸骸为证」；四○年代屠杀学生，有照片为证；八○年代屠杀学生，却没有一具尸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国民党军队、北洋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点是，人民解放军有收尸队的组织。所以共产党政府袁木先生坚决认为没有死一个人。全世界都被这种气不发喘、面不改色的巨谎、吓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充份发扬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谎就是美德。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上的奋斗纲领：「反对摧残人权、屠杀青年，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身体等基本自由！」
当初，这正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说明中国人丝毫没有进步，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学生死亡的人数从少到多、从有尸到无尸，似乎也说明中国人进步之速，至堪惊人。
苍天，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一九八九？九？一○？台北《自立晚报》
「虽千万人吾往矣」
当大地春回，一片青山绿水呈现人间时，谁都难以想像，就在不久之前，极目所及，还是万里冰封，一不小心伸出五指，都会断裂。
这就是台湾，解严之后和解严之前强烈的对比。现在，九○年代开始，我们身处大地春回的环境，很多年轻人认为言论箝制和思想戒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年以上的朋友，恐怕记忆犹新，使我们对今天所过的强差人意的太平日子，深知得来不易，而更万分珍惜。也使我们难以掩饰回忆那漫长的黑暗，和在断指裂肤酷冷之下，有一只救难的手，不断悄悄伸出，多少受迫害的知识份子，因此得以重获生命。
这只手，就是《中国时报》。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时代，报社就好像一个火药库，编辑、校对、作者、排字工友，和报社负责人，每天都在那里猛敲炸弹──一个字就是一个炸弹。随便举一个小故事，作为说明：排字工友一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校对职员又没有校出来，就至少会有两个人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编辑和作者更随时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没有一个人敢为这些毫无保护的知识份子说一句话，反而更有一些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知识份子），为了表演忠贞，还要落井下石。
在这个畸形社会中，当一位陷于恐怖的知识份子，走投无路，台湾虽然报社林立，也只有《中国时报》肯给他一份工作，或肯给他具体帮助。当一位编辑被治安单位「约谈」，全家战栗时，余纪忠先生总是要求把「约谈」的地点改在报社，希望扭转扣押的情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时报》跟若干掌握权柄的大人物之间的冲突，日益升高，当然引起同样日益升高的打击。最严厉的是一项发生在不久之前，迫使美洲《中国时报》关闭，一位当时还炙手可热的先生，誓言：「《中国时报》连一分钱都汇不出去！」于是，在美国销售量庞大、代表国家言论自由崭新形象的这份华文报纸，就这样的被活活扼杀。写到这里，为这个从黑暗中走过来的国家，兴起无限悲叹。
我不愿故意不提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我经过十年牢狱之灾，于一九七七年出狱后，台北像一个冰窖，人们都把我视作有辐射线的蛇蝎，我十分孤独、恐慌，也只有《中国时报》邀我出席那一年的作者联谊会，在冠盖云集的大厅中，余纪忠先生突然宣布：「我们欢迎柏杨归队！」这是我的殊荣，我感到人生充满温暖，那只一直照顾知识份子三十年的温暖的手，正向我伸出。接着，《中国时报》开辟了〔柏杨专栏〕，「一个政治犯竟跃登全国第一大报的版面，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弹，起初只是文字攻击，后来有一次警备司令部召开的文宣会报上，一位在大学当系主任的教授，曾向最高治安单位指控《中国时报》「别有居心」。这对稍后的美洲《中国时报》的扼杀，有血缘上的关系，使我对《中国时报》负疚良深。
现在，多少报纸都在自诩他们力持正义，天下第一无畏，但人们不会忘记腥风血雨的漫长黑暗日子里，只有《中国时报》冒着不可测的危险，给知识份子一盏明灯，和一份温暖。这需要智慧，也需要道德勇气。记得当年围剿《自由中国》杂志时，台北《中华日报》社长曹圣芬在社论中大吼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雷震先生在社论中嘲笑说：「背靠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什么稀奇！」《中国时报》却是面对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际此《中国时报》庆祝她四十周年的时候，借此一角，写出我的感受，献出我的感谢、祝福。
──一九九○？一○？二？台北《中国时报》
蒋家权势消失
台北报纸，刊出总统李登辉谈话，宣布将废止附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是一件大事，但舆论的反应与其说并不热烈，不如说简直十分冷淡。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好像已走到隧道尽头，光线的呈现，早在预料之中。而且，最近几年以来，这项条款已不能再造成明显而巨大的新的灾害，很多人已经淡忘。法律的要件之一，必须是可能执行，而且有人执行，否则任何法律都不过一张写字的废纸。如果立法机构通过一条法律：咳嗽一声，一律斩首。就等于没有通过，因为不可能执行，也没有人执行。《临时条款》经四十年的奋勇喋血，时至今日，已进入不可能执行和没有人执行的老境。即令不废止，也等于废止。只不过在法治时代，大家需要公开的和合法的废止程序。
没有人因《临时条款》的废止而欣喜，理由如此简单。但回顾前尘，内心充满的却是啼笑皆非和无限伤感。几乎从懂事的日子开始，我就听到「《宪法》是国家的基本大法」等等智慧的语言，对《宪法》充满尊敬。而在本世纪（二十）五○、六○年代，更常听到当时总统蒋中正信誓旦旦的保证：「我把这部《宪法》带到台湾，也要把它带回大陆！」听到的人以及稍后在报上、书上看到这些话的人，无不动容。我想我有天生的非坐牢不可的命运，一种无可奈何，与生俱来的质疑性格，使我总是不能顺着吠声也吠，曾经向朋友提出抗议：「他在说谎，他知道他带不回去！」根据历史推演（似乎是历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有三大例证可说明我为什么质疑：一是晋王朝南迁，一是宋王朝步晋王朝后尘，一是法国大革命，流亡伦敦的贵族。历史法则就是这样：一个政权一旦衰败，只要它是原班人马，任何王朝都绝不可能中兴。
更基本的事实是，蒋中正从没有把《宪法》带到台湾来，所以他实在也不必自作多情的承诺再把《宪法》带回大陆去。证据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当四十年前《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实施时，国民大会同时就制定《临时条款》，在《临时条款》中，无耻的宣布：第一、蒋中正可以随时下令戒严，随时下令剥夺人权，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临时条款》第一条）。第二、蒋中正可以连任总统，直到死亡（第二条）。第三、蒋中正可任命任何人充当人民选出的代表，来选他永做总统（第六条）。
从这些强悍措施，可看出《中华民国宪法》刚刚诞生，立刻就被他凿眼断肢，挖去心脏。蒋中正带到台湾的不过是一具残骸，正靠这残骸，才把总统位置巧妙的传给长子蒋经国。《临时条款》不过是「蒋家权力巩固条款」或「蒋家帝位继承条款」，如此而已。假设不是整个世界形势发生转变，蒋家宝座传到第三代，应该没有特殊困难。
虽然蒋家王朝只维持两代，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超过「五胡乱华」及五代时期大多数政权，完全依靠《临时条款》。在这个大法之下，蒋中正手握罗素先生所说的赤裸权力，全神贯注的经营传子大业。退守台湾前二十年的官场记录，高阶层遇到稍为重要的人事任命，诸如上校级团长人选，都必须「跟经国谈谈」，这和袁世凯时代「跟克定谈谈」，完全是一个模式！所以蒋中正仍健在时（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余年，就是为传位而奋斗），蒋经国的继承基础，已完全奠定。强人政治之所以能和平转移政权，原因在此，这种能源来自《临时条款》。
所以，中国自盘古先生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二十世纪的一九九一年四月），从没有过《宪法》──我们实在不愿再谈到共产党的《宪法》，那比国民党的《宪法》，更被当作笑柄。仅只《临时条款》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维持蒋家王朝四十年的统治。在没有《宪法》的空白中，突然听到要恢复《宪法》的本来面貌，真有点恍恍然难以适应。霎时间我们就面对着三大难题，一是共产党的定位，一是中华民国的定位，一是台湾朝野人士心理的调适。这些难题，即令蒋家王朝仍在，也无力解决。但残存的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似乎仍想用过去曾经灵光过的那一套来解决，正是我们的隐忧。
中国人从没有被《宪法》保护的经验，而只在纸上了解《宪法》带给人民很多好处。现在当海峡东岸的中国人正走入真正宪政大道时，却又出现分裂、和因分裂而随时会发生更大灾难的局面，使人沮丧。《中华民国宪法》因不能推行到大陆，因而连带的使国民大会等中央级民意机关，也不包括人民直接选出的大陆代表，多么坎坷的命运！一开始就残缺不全！一个只包括台湾一省及福建两县的《宪法》，怎么能等于《临时条款》颁订前的《宪法》？也因为《临时条款》与《宪法》同时诞生，这是一个困局，没有人能够解开，那需要时间，除非采「跳楼治头痛」的激烈处方，「急统」「急独」两派人士，都认为这是唯一方法。同一事实，竟有恰恰相反的两个迥然不同的判断。习惯于单选题的两极想法，是响尾蛇尾巴发出的音乐。
无论如何，《临时条款》的废止，正式宣告蒋家权势的消失，意义是正面的，在台湾的中国人总算度过黑暗时期。希望下一步不要一脚踏进另一个黑暗时期。翻阅过去的史书，实在使人忧心忡忡。
一九九一？四？台北──一九九一？五？香港《明报月刊》
中日两国的命运何等不同
──《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日译本序
伦敦《卫报》驻北京记者白克尔先生（Jasper Becker），从北京经香港到台北，问了我一系列问题，我都能一一回答，但其中一项却使我沉思良久，那就是，他问：「世界各国文学的主流，都是小说，为什么单单中国却是杂文？」
我忘记当时怎么回答，可能因为我不满意当时的回答而故意把它忘记。直到今天，我都仍在思索这个问题，而依旧找不出自认为圆满的答案。最简单的遁词是：民族性不同。问题在于，难道其他各国的民族性全都相同？我想，中国读者所以如此的接受杂文，可能跟中国长期的独裁封建制度有关，人民需要作家直接了当的棒喝。
我写过八部小说，而杂文则是小说的四倍，但使我的杂文在世界华语社会所以「享有盛名」，还另有原因：台湾国民党政府兴起文字狱囚禁我九年二十六天；大陆共产党政府则先行大量出版我的着作，接着对我全面批斗。如果说这是一种政府对作家礼遇的话，我应是世界上最最受优待的作家之一。
我最大的罪状，是我毫无保留的暴露了中国人的缺点，中国长期的在既得利益阶层顽强颟顸的固守之下，善良广大的中国小民，被奴化、愚化的结果，变得同样顽强颟顸，使中国人的命运永远停留在悲惨的谷底，无论怎么努力，都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不断跌倒，永无止境跌倒！我不仅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受了诅咒！为什么日本人比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晚，又受到二次大战毁灭性的戕害，今天竟能脱胎换骨；中国反而越来越糟？岂不是阿洛依神的巫法在中国人身上发生威力，使中国人身上布满虚骄、自私和浅碟子的毒菌！
当这本小册的日文版出版前夕，我要举出一件事实，希望日本朋友了解中日两国的命运，是何等的不同：当中国战败时，中国政府要付出使全体中国人啼饥号寒的巨额赔款。当日本战败时，日本不但不必赔偿一文，中国反倒要感谢日本给予的国际承认。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灾难的来源。
然而，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诅咒，因中国人已经觉悟的缘故，势将逐渐解除。我绝不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神话，但我相信，中国人度过满面羞惭的反省期之后，将恢复往日雄姿，跟日本人一样，尊严的站立在万邦之中。日本读者朋友一定乐于看到中国人茁壮成长。
杂文和诗一样，很难译成外文 ，我相信我的意思在金若静女士的流畅译笔之下，能完全呈献在日本读者面前，特别在此致谢；并再谢谢鹤冈陈巳先生，他赐给的热情信件，给我很大鼓励。
──一九九一？六？十二？吉隆坡《南洋商报》
在悲壮中挣扎
──《丑陋的中国人》英译本序
在中国，一个作家的道路，不但崎岖，而且充满危险。我从事写作超过四十年，五○年代我写小说，六○年代我用一种独特的文体写专栏，表达我对社会不公平的抗议，终被国民党政府以「共产党间谍」罪名，逮捕下狱，要求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来从轻判我十二年有期徒刑。在这段长期监禁中，使我对中国问题有充份时间思考，也使我更为肯定我入狱前的想法：「传统的酱缸文化，是中国社会的百病之源！」七○年代末期我获释出狱，一直想写一部惊醒中国人长期以来虚骄颟顸的着作，但那时我必须先全力投入我在狱中所写《中国人史纲》等历史丛书的整理，使我不得不暂时把原先的想法搁置。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聚会，接受当地中国留学生的讲演邀请。这个长期压抑在内心的想法，澎湃涌出。──出狱之后，我甚至不准用探讨「酱缸文化」这个主题向我的同胞演讲。于是，我决定藉着这个身在美国的机会，把它说出来，我用「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就是希望引起我的同胞的警觉和猛省。
而包括〈丑陋的中国人〉讲稿的这本书，不久有了日文译本及朝鲜文译本，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更有五种版本出现，掀起被当时媒体称之为「柏杨热」的浪潮。可是，第二年（一九八七），北京《光明日报》──中国共产党最高文化机关报，却突然开始对我用巨大篇幅批判，接着是全国揭起「文化大革命」模式的普遍攻击。事后，从报导上获悉，《丑陋的中国人》已被卷入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斗争，因为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曾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