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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们指出，亚洲留美的学生，都是来自一个阶级，即亚洲较大城市的少数富有阶级的子弟，而共产党在云南的国际学生训练，却恰恰相反。
──作者又在为敌张目啦，美国竟有这些败类，怎不令人扼腕。而最使人不平的，美国国务院还拿来研究，用以改进外交。呜呼，置政府威信於何地？美国之没有前途，不卜可知。
身份证功能
国民身份证是为了啥而发明的，恐怕很难查考。三○年代抗战之前，从没有这玩艺。抗战期中，重庆虽然也出笼过，结果却是一塌糊涂。盖身份证只是一种户籍的标帜，户籍办不好，身份证自不会办得好也。来到台湾后，身份证才确确实实的发挥起作用。领钱，要身份证焉。搬家，要身份证焉。升学，要身份证焉。出国，要身份证焉。结婚、离婚、生子、害病住院、法庭打官司，无往而不要身份证焉。这几天台湾全省正在举行户口总校正，那更是非要身份证不可。身份证的功能，可以说大矣哉大矣哉。
然而，身份证最惊人的功能，恐怕还是在供给父母或养父母「扣留」之用。政府费了那么多心血，以便父母或养父母「扣留」，不得不拍案叫绝。
报载，一个可怜的小养女，想去投考初级中学堂，因没有身份证，竟投考不成。养父母扣留之后，狞笑曰：「你跑不出我的手心！」闻者悚然心惊。记得若干年前，在一家外国杂志上读到一则嘲笑身份证的幽默，约翰曰：「我就是约翰，我家在这里住了近三百年，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约翰。」警察曰：「那没有用，约翰先生，全世界都知道你，也没有用，没有身份证，怎能证明你就是约翰呀！」
那个小养女投考的是哪个学堂，我们不知道，但那个学堂的答覆和这位洋警察的答覆准是一样，则可预卜。不过我们并不怪那洋警察和中国的土学堂，他们诚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也正因为他们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身份证才有资格变成父母或养父母整子女的工具。柏杨先生有一个女学生，便跟那小养女一样，自从不听父母要她嫁给某甲之命，而偏嫁给父母最最反对的某乙之后，她父母便在「哪有不爱子女的父母」大旗掩护之下，用种种打击敌人的手段打击她。其中之一便是扣留她的身份证，使她的婚姻一直没法报户口，一对正式夫妇遂不得不一直姘居，女儿既不能继续读书，也不能去谋工作。老傢伙的目的是：把女儿和女婿逼得穷困潦倒，饿死沟壑，以实其当初「嫁给某乙一定受罪」的预言。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身份证的伟大了矣，为了开读者先生们的茅塞，且给它下一个定义，曰：「身份证者，乃是一张硬纸卡片，上面有持有者的姓名年龄籍贯等记载，还有红颜色的县市政府的大印，另贴有相片，相片被一种钢制的东西打了一串孔孔。这张卡片，专门供父母养父母扣留，以便自己受苦之用。」
这定义对不对，问问那些因身份证被扣而焦头烂额的人，当可知也。
争执最多
美国尼华达州雷诺中学堂的女学生，发起了一项轰轰烈烈的运动，以争取「露出膝盖」的自由。原来，她们的校长芬奇先生，禁止女学生穿露出膝盖的裙子。那就是说，禁止女学生穿短裙子。芬奇先生是不是道德重整会的会员，我们一时查不出来，但他这种措施所惹起的轩然大波，恐怕是大出他的意外。女学生们投函给当地一家报馆，呼籲曰：「在我们国家（美国）里，有言论自由，有宗教自由，为啥没有穿衣服的自由？」乃发起一个「表现你独立性──露出你膝盖」运动，还没有等到学堂答覆，她们有志一同的，一律穿上短裙。男学生们为了响应她们的要求，也把裤管高高卷起，以示支持。
「争自由」，提起来这三个字，就有点胆战心惊，但这一次美国女孩子们争的露膝自由，迄今未止，还没有听说有谁坐牢流血，而且连开除一个学生都没有，看样子芬奇先生已向那些女孩子的「膝」，屈服了矣。我们不难想像该老头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满校园都是些女学生的大腿，他会悲哀到什么程度。除了「人心不古」这句话外，我们还能用啥去安慰那位芳心都碎了的卫道之士乎？
女孩子是不是一定要露出膝盖才算有「独立性」，只有大学问家才能答覆。不过有一点是可确定的，膝盖那地方恐怕是女人身上最不美的部份，一般人看半裸或全裸女人的时候，眼光往往全被大腿吸过去。假如一直看她膝盖的话，其不皱眉者，则几希矣。不过，美丑的标准很难确定，尤其是大腿有它的副作用，露膝自然成为必争之举。东方人不太了解西方的那一套，学她们可，不学她们也可，各有国情，不必也像芬奇先生一样，大生其气也。
但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变化最多的，恐怕莫过於衣服矣。男人的衣服事实上也在不断的变化，以中国来说，二十世纪二○年代，是一大变，把长袍马褂，变得无影无踪，大家一律改穿西装革履。其实长袍西装，各有千秋，在寒带地方穿西装，简直等於受苦受难。试想西装里能套几件毛衣，几件皮衣耶？一袭长袍马褂，温暖如春，真是一百套西装都不肯换。而西装的硬领和领带，据柏杨先生的考证，那是上帝为了西洋人乱发明杀人利器，而加给他们的一种惩罚，使他们的脖子上永远挂着一条处绞时用的带子，以便随时上吊以谢世人之用。而且其领硬得像一把圆锯，随时都有把脖子锯下来的危险。可是，中国长袍马褂仍然抵不过西装，非是长袍马褂不行也，而是船不坚炮不利也。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打败了仗，倒了楣之后，便有百非而无一是，长袍马褂自然也跟着垮了下来，有人痛骂它是落伍的东西。呜呼，一旦中国人手握死光武器，我这里一按电钮，敌人便死亡三千万，那时，你就可知道长袍马褂的价值了矣。
不过，有一点却是中外一致的，那就是，男人服装，变化最小。女人服装，变化则奇大焉。中国人自从被西装征服得心服口服后，倒有一点好处，辛辛苦苦做上一套，只要质料尚可，穿十年二十年都没关系，普通人一下子看不出你身上的是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货色。但女人的衣裳便不然矣，从前那种一陪嫁便数十箱的战术，完全瓦解。今年最流行的式样，明年就宣告落伍。即以旗袍一项而论，四○年代流行的是低领子，玉颈可以自由转动。现在却高得可怕，好像脖子已断，非用奇硬的高领支起来不可，否则头就要掉下来啦。呜呼，高领的旗袍，应该是上帝赐给中国女人的一种可怕的苦刑，这苦刑何时才能取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敢确定一点的是，如果领子不低下来，旗袍只有被淘汰一途。很多太太小姐，都非常喜欢旗袍，但却宁穿开领洋装，以争取脖子转动的自由，真不知中国女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今生非受这种罪不可。
但旗袍也有它精彩之处，那就是它的「开叉」，想到旗袍开叉的妙用，真需要向那拉兰儿女士献上一面锦旗致敬，若不是她们满洲女人发明旗袍，今天哪里来的开叉也。洋大人对中国旗袍攻击最力的，也是开叉。两三年之前，那位因嫁给洋大人而既有钱又有势的某某女士，从美国回到台湾，看见旗袍开叉太高，勃然大怒，乃为文痛斥其有伤风化。文中特别强调一点曰，连洋大人都认为不可，而中国女子硬是要可，自然是野蛮非凡。
柏杨先生对旗袍开叉问题，自认没有研究，但对洋大人因看见开叉里露出的大腿，便心惊肉跳，则不禁大惑不解。盖中国人见得太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与风化有啥关系乎哉？某作家三十年前更有文曰：「中国同胞，见了女人半个裸臂，便想到整个裸臂；想到整个裸臂，便想到整个裸体；想到整个裸体，便想到性交；想到性交，便想到私生子。」呜呼，那是二○年代女人们刚露出半截胳膊时代的病态现象。现在，即令旗袍开叉再高，也不会有人想到私生子矣。而洋大人却口水都流出来，我们有啥办法也。某某女士是典型的洋大人本位主义者，只看到从下往上开的不像话，而外国女人那种从上硬往下开的作风，却认为正当而合理。
一个美国杂志曾有这么一段对话，可看出洋大人那种「向下开」的严重趋势。父亲曰：「孩子，今天宴会上，伯爵夫人坐在你对面，她穿着啥颜色衣服？」孩子曰：「不知道，我没有往下看。」盖伯爵夫人袒胸露背，开叉低得要命，乳沟深陷，双乳隐隐在望。中国人见啦，准会发瘫，却未听某某女士以及感慨旗袍开叉太高的人，发表一点议论，何耶？如今，美国女孩子已高喊着要露出膝盖矣，看情形，旗袍开叉已得到洋大人支援，谁也抵挡不住。
孟轲先生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我觉得衣服也是如此，中国女人从小腿拚命往上开叉，外国女人从胸脯拚命往下开叉。往上开的已越过「膝盖」防线，往下开的终有一天要越过「乳头」，那才真正是：「上下交争开，而女美矣！」
反正是，有眼睛的男人有福啦。
艾玛 甘吐雷
《孽海癡魂》影片，原名《艾玛 甘吐雷》，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学问的人，硬译成这种低级得不能再低级的名字，可谓丧尽天良。前些时，也曾有人把《约克军曹》译成《神枪手》，致使神韵全失。电影检查处剪刀在手，天天剪这个剪那个，倒应在片名上也剪一剪，以免原意被亵渎，艺术被强奸，也是积德之事。
抛开片名不谈，这个影片应该是至少十年来，数一数二的好影片。柏杨先生甚穷，故向不赶热门电影，盖排队无时间，黄牛又太贵耳。《孽海癡魂》大概上演了不少日子，朋友纷纷推荐，乃偕老妻前往一观。观后回家路上，与老妻讨论剧情，深夜未已，讨论到激烈处，几乎饱她一顿老拳。经邻人劝解，决定再看一遍，以研究争执的焦点。
呜呼，昔《后窗》一剧，震动台湾，使有些自以为很伟大的导演，脸上挂不住。今《孽海癡魂》，使那些已经挂不住的脸，更挂不住矣。没有千军万马，没有幼稚噱头，纯靠剧情和性格，紧张而严肃的提出灵和欲的问题。听说原着是禁书，影片也曾禁演过，那是可能的。因为该影片的主旨是讽刺，是深刻的讽刺，讽刺到骨髓之中，使所有的伪善人物，恐惧战栗，当然要禁它。因它撕掉了他们的假面具，把戏可能再玩不下去。
男主角甘吐雷先生给我们一面镜子，也给我们一个典型，那就是，假货色比真货色伪装得更真，假信仰比真信仰表演得更狂热，奸慝比忠良表现得更忠心耿耿。甘吐雷先生是一个酗酒、玩女人、狂嫖滥赌、说谎话如流水的流氓。他不信上帝，不信宗教，除了钱外，他啥都不信。可是，他看上了女传教士莎朗小姐，莎朗小姐的美貌，使他着迷。为了要把她弄到手，只刹那之间，竟啥都信啦，他像神仙附体似的，眼冒圣洁之火，口吐义愤之言，一脸正经，高举耶稣大纛，把吃喝嫖赌的人，抨击得一文不值。幸亏他只不过当一个女教士的助手，如果他大权在握，混到可以「致训词」的地位，那种忠贞的表演，真要搞得民无？类。
甘吐雷先生在台上狂热的结果是，听众吓得做狗叫者有之，抱柱痛哭者有之。然而，一转眼功夫，他便大打女教士主意，大抽其菸，大喝其酒。这跟训诫其部下不得收红包，要求别人为国牺牲，有啥分别哉欤？环顾四周，甘吐雷先生何其多也。看过这部影片，再去看有些大人物们的嘴脸，能不哑然失笑者，我输你一块钱。
在《孽海癡魂》中，表演最精彩的，当然是男主角甘吐雷先生，然此一影片并非单纯的讽刺，如果仅仅单纯的讽刺，那就是说，如果仅仅的一味暴露人性的弱点，而没有指出人性的坚强之处，此片仍没有一看再看的艺术价值。盖人性的光辉，在新闻记者吉姆 莱弗士先生身上，全部表达出来。和甘吐雷先生成尖锐对比，莱弗士先生是真理的化身，他诚实，埋头苦干，不辜负他所得的荣誉，我们与其崇拜那遥不可及的孔丘先生，不如崇拜莱弗士先生。
当甘吐雷先生后来越搞越不像话的时候，莱弗士先生在报上撰文提醒市民两点。一点是，女传教士并不具备传教士资格。二点是，她把捐来的钱都弄到哪里去啦。这种提醒是对的，但也因之使女传教士的营业大落。甘吐雷先生凭其狡计和狂热，以及三寸不烂之舌，在电台上猛烈反击，把自己所做过的坏事，原封不动的，统统罩到莱弗士先生头上。於是形势倒转，反而使莱弗士先生抬不起头。有一天，妓女小姐拿了一张她和甘吐雷先生接吻拥抱，丑态毕露的照片前来求售。呜呼，要是换了柏杨先生，我早高兴得口吐白沫，天网恢恢，你可总算落到我手心里，我不报复，难道我是地瓜乎？却料不到──恐怕没有一个观众料到，莱弗士先生却拒绝刊登。他明白的表示：这是敲诈，报纸不能供歹徒利用，而去毁灭一个人。咦，大丈夫有所为，亦有所不为。中国人天天讲大丈夫，讲君子，讲了五千年，有几个大丈夫？有几个君子耶？我们向莱弗士先生顶礼。最近新闻界不是要自律乎，我认为记者公会应雕刻大批莱弗士先生的塑像，请每个记者先生恭置案头，朝夕膜拜。
妓女小姐可谓极尽奸险之能事，然而她并非对甘吐雷先生无情。恰恰相反，正因为她还爱他，才不能忍受一个比她高贵的女人战胜。女传教士的圣洁和美丽，使她自顾形惭，妒火中烧，才一脚踢去巨款，宁分文不要：她要使他们身败名裂，是一种「锅砸了大家吃不成」的心理。我们如果了解失恋者差不多都有这种心理，就会容易同情她们，血案便可大大的减少。
甘吐雷先生在惨境中能转败为胜，不靠他的邪恶，不靠他的口才，也不靠他的运气，而靠他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善良本质。他疯狂的把那位妓女小姐一直追到楼上，任何人都会想，他会杀了她，至少也会狠狠的揍她一顿。但他宽恕了她。假使他杀了她和揍了她，会使局势更糟。而他的宽恕使她天良发现，终於向报纸吐露真言，拯救了他。不知道这世界偏偏为什么到处都是苦苦相逼的镜头？看此片教人心酸，甘吐雷先生是一个漂亮的流氓，柏杨先生愿交这种朋友。
此片正在上演，未看的应去看，看过的应再看，它给我们的是健全的理性，和坚强的人生态度。
张金衡先生
无意中看到一本书，书曰：《张故推事金衡逝世三周年纪念专辑》，陈兆骅先生编。陈先生诚好事之徒，现在已从「人在人情在」时代，进步到「权在人情在」时代矣，死去三年的朋友，还纪念他，有点违反世界潮流。
然而，这个专辑却值得一看，不仅可引起思古之幽情，且可知新而温故。想当年张金衡先生之屍谏也，社会为之震动，台北地方法院院长赵执中先生停职，大亨之辈叶剑锋先生限制出国，司法行政部长频频召集部下询问，立法院、监察院，也表演得非常热闹。结果照例的大化为小，有化为无。张金衡先生如果早一日在柏杨先生的做官之道函授学堂缴费进修一番，我想他决不会如此天真，白白送了命一条也。
该专辑分为四章，第一章〈序文传略〉，第二章〈新闻报导〉，第三章〈社会舆论〉，第四章〈悼念文字〉。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第二章。在第二章中，全是摘录当时各报的消息。仅它们的标题，就足供我们今天凭弔矣──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台北《民族晚报》标题：「地院公设辩护人，张金衡自杀。」「张金衡遗书，揭穿一个内幕，籲挽司法颓风。」（事情发生之始。）
十月十五日台北《新生报》标题：「台北地方法院公设辩护人，张金衡昨突悬樑自杀，绝命书满纸哀愁，指责地院风气不良，愿以屍谏。」「赵琛表示惋惜，将侦查刑责，赵执中报请查究。」（赵执中先生此时心必甚苦。）
十月十五日台北《联合报》标题：「绝书效屍谏，一死动公卿。」（其实只能使公卿烦，不能使公卿动也。）
十月十六日台北《联合报》标题：「立监委质询法官屍谏，促整饬司法风气，谷凤翔表示已下令彻查，考虑对赵执中採取措施。」（立监委加入战团，戏渐热闹。）
十月十六日台北《中华日报》标题：「张金衡遗书中所指案件，最高检察署下令严查。」（严查，严查，结果越查越松。）
十月十七日台北《联合报》标题：「张金衡案新发展，赵执中停职候查，司法部饬所属机构参加查案，地检处昨传讯叶剑锋。」（好像真的一样。）
十月十七日台北《中华日报》标题：「地检处侦讯屍谏案，叶剑锋受讯后交保。」（交保，妙极。）
十月十八日台北《联合报》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