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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他一纸「杀得好」的奖状。他触犯了法律，自应接受适当制裁，或杀之，或囚之，悉凭处理，我们一概不问。我们问的是，如何希望不再有凶杀，则有赖於有鞋穿的人不再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光脚的人不再想不开也。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的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於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这种暴戾之气似乎一天比一天厉害，因为台湾地方太小，机会太少，使得有鞋穿的人肚子里，不但装不下船，甚至连针都装不下。同样的环境，也使光脚的人发现，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等是死耳，我死你不能独活，给你来一个刀枪手榴弹可也。
《水浒传》一书，是被迫害者发出的怒吼，厚厚的一大部，四个字可以说明其主旨，曰「逼上梁山」。世界上哪一个人天生的肯为匪为盗，又哪一个人天生的就喜欢杀人放火耶？一种力量相迫，真是「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旁让一步也活不成」，不动刀动枪动手榴弹，就铁定的被杀、被囚、被诬、被辱，稍微有点人性，都不能忍受。君不见林沖先生乎？君不见杨志先生乎？君不见卢俊义先生乎？君不见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先生乎？他们想不。鋋而走险，不可得也。谈到这里，柏杨先生想起一事，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文艺评论集，中有包遵彭先生的大作，把《水浒传》上那群被逼上梁山的可怜人物，说成一群犯上作乱的匪徒，一一加以痛斥。咦，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气质──人性泯灭而官性兴旺。为了做官，啥事都干得出。不去探讨铸成那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而只一味的作忠贞君子之状，典型的官崽嘴脸，无怪他阁下一连串飞黄腾达。
我们之所以谈到《水浒传》，是深信凶杀案中的凶手，至少有一部份确实是处於绝境，如果换了某些圣崽官崽，不要说迫害他，就是不给他官做，都会翻脸。这些处於绝境的穷朋友，血泪齐飞，悲恨同发。悲夫，对於他们，我们还有脸谈啥？
问题在於，发生在最近的这些凶杀案，《水浒传》上所述的情形少，而大多数凶手，都是有路可走，而误解为无路可走的。固然也有好事之徒，若某校长，若某主任，手执鞭棒，锲而不舍，逼人反噬。但大多数人，都忙着工作──或努力做官焉，或努力拍马焉，或努力吃喝嫖赌焉，或努力请别人写稿自己署名发表以冒充学者焉，打出一记，踢出一脚，也就算啦，固没有时间紧啣不放者也。柏杨先生有一世侄，大学堂毕业生也；年约四十，吴国桢先生当台湾省政府主席时，他在省政府人事处供职，吴公飞到美国去后，他便垮了台，非因吴国桢先生而垮了台，而是因一种他到今天仍含糢其辞的原因垮了台，迄今八九年矣，手执大学堂同学录，像流行歌曲所唱的：「从南骗到北，从北骗到南」，柏杨先生乃其老户头焉。每月至少两次，光临舍下，索钱索衣，眼珠频转，故神其秘。有一段时间，他每来必告我曰：「你不知道他们那一帮人多么坏，仍不肯放松我。我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跟着。我到馆子里，刚刚坐下，旁边桌子上准有一个人也坐下。我上公共汽车，刚踏上车厢，也准有一个人斜刺里抢着也跳上来。我刚进你的家门，就有一个人盯梢。」
每次他这样一讲，柏杨夫人就吓得花容失色，好像大祸即将临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当面吼之曰：「贤侄，你这次要多少？十元？二十元？五十元？我只给你五块钱，请滚到市场买面镜子，好好的照一下你的尊容，就凭你这模样，也配有人跟踪？你太往自己脸上贴金啦。」他分辩曰：「老头，你不知道！」我曰：「我知道得很，你在用这种自撰的情况争取同情，还是刚才那一句话，快买镜子。」那一次他狼狈而去，以后虽然仍每月必至，每至必「暂借」若干，但不再谈有谁迫害他矣。
该世侄是聪明之人，採取此策，我不怪他，盖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明知没人迫害他，但没人迫害为啥没饭吃乎？乃不得不制造出假想敌以提高身价。一是可能他真的受过委屈，而将假想敌加以固定，於是任何一个稍不如意，都以为是那假想敌在捣鬼。这是一种生物的原始嫁罪本能，君不见小孩子跌倒乎？明明是自己不小心，却要打地。
有些凶杀案里的凶手，仔细分析起来，实在没有动刀动枪动手榴弹的必要，而竟自以为他是《水浒传》里的人物，悲剧便由此而生。柏杨先生有一友焉，执教某学堂，和同寝室的某教习势如水火，他发誓非揍之不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曰：「我宁愿坐牢。」我曰：「宁愿如何者，自信它不至於如何也，阁下宜手下留情。」他不服气，结果把那教习头上打了一个洞，法官要收押他，他才发慌，到处借钱赔偿医药费，看他那可怜之状，真不知当初何苦来也。
前已言之，个性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被人杀如此，杀人亦如此。有些凶手往往自己不成才，像拴到木桩上恶凶不驯而又甚为聪明的番狗一样，在牠眼中观察，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见人就咬，见影就叫，搞来搞去，转来转去，绳子都缠到木桩上，天地也随之越来越小，终有一天自己把自己勒得出不来气。但牠却硬是怪那些过路之人，和日月所照射的影子。如果恰巧有一只猫在屋背上晒太阳，也要将之恨入骨髓。曰：「老子在此受苦，你在那里舒服，不下来把我的绳子咬断，我不宰你宰谁？」
呜呼，这一类人可以说很多，皆凶手的预备军。改变之法，在於多读书，在於社会给他可以维持其自尊的希望。然而，问题是，变化气质，谈何容易，大智慧的人才有能力见善而迁。个性既成，原子弹都无办法，故凶杀案才层出不穷也。
布衣之怒
谈凶杀案已数日，余意未尽，再说两点，作为补充。
其一，光脚的人既无顾忌，则有鞋穿的人真难再穿下去矣。昨天有一朋友，也是大小之官，告曰：「照你的意思，要从根本着手，从气质上解决，即令行得通，不知哪年哪月才收到效果，我们现在将如何哉？」盖在上月之末，因分配房子问题，一个科员老爷曾指其鼻骂曰：「干你老母，你只给我八个榻榻米，我教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余悸仍未消也。柏杨先生曰：「你回报他一耳光没有？」曰：「我怎敢惹他？」我曰：「蠢哉，阁下，揍之准没有错！」一则是该科员有妻有子，有职业有房子，也是有鞋穿的人，只为了宿舍太小，便口出狂言，是藉潮流而拣便宜也。二则分配宿舍，乃同阶层的同事抽弧ǎ戏ǘ剑院郑潞笠幌耄约憾蓟岱⑾肿约赫静蛔 �
合法而公平，是有鞋穿的人治事唯一秘方，如再能在态度上保持和善，则根本不会有什么凶杀案。《韩非子》上有这么一则故事曰：某城大乱，大官狼狈出奔，可是跑到城门，已下锁矣，再一看那守城门的傢伙，不由魂飞天外，原来该傢伙当初犯法，由该大官审理，判处刖刑，把双脚生生鶡掉，这一下子冤家洌送防病Ｏ氩坏侥鞘孛诺娜司共患蔷啥瘢嗣欧潘惶跎贰４蠊俨锒试唬骸改阕阶∥也坏梢员ㄋ匠穑铱筛还螅恫蝗绱耍俊勾鹪唬骸肝宜涫茈拘蹋俏易约悍阜ǎ植坏蒙笈腥嗽保蹦闩形译拘痰氖焙颍以谔孟录闵胍鞑挥铮嬗型纯噔阋盐揖×俗畲罅α俊！�
我想这故事应大量印刷，置於每个有鞋穿的人的案头，不但有助於他的做人，且可预防其被人在身上乱通刀子。盖只要合法，他便口服：只要公平，他便心服；如果再能把人当人，同情之，怜悯之，开导之，原谅之，在可能范围内诚恳的帮助济助之，即令事与愿违，对他无补，人心是肉做的，我不相信上帝会特别加料，造一个专门忘恩负义的人，故意摆在你的面前。即令他蠢蠢然不会感激，亦不易生仇生恨也。
其二，还有一种现象，有其普遍性焉。那就是有鞋穿的人，再也唬不住人啦。文化水准日益提高，使人对事物都看得比从前更为透彻，观察的也比从前更为清楚。从前那种对长官、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多少含着一点江湖义气，所谓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四○年代之前，这种气质固然已经很淡，但仍多少存留一些。而今恐怕是没有这回事，代之而兴的是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利义务观念，大家都是一样的观念。甚至堕落成为一种势利眼气质，像你给我官做，我才对你忠贞，你给我权势，我才提起你就肃然起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你对他过份要求的时候，他便不能忍耐。而一般有鞋穿的人竟仍照旧的认为他的金钱权势无往而不利，自然要糟。前些时上演的一部电影《娇凤癡鸾》，其中有好镜头焉，老闆打开窗子，教一个无辜的小职员跳楼自杀，以挽救他自己的错误。他曰：「你全靠我提拔，怎敢违抗我？」又曰：「跳呀！我加倍给你卹金。」那位小职员跳不跳，不卜可知。我们这个社会的有些有鞋穿的人，却硬是以为靠他的那一点点权和一点点钱，就可教人乐意去跳，不出凶杀案，难道出桃色案乎？
自己嫖妓女而把一个嫖妓女的小职员撤了职；自己一切都是「供给制」，却把一个贪污了一百元的小职员送进监狱。形式上看起来，你犯了法，当然如此之办。但促起叛心杀机的，也莫过於此。从前尚有那种「谁教人家是部长呀科长呀」的想法，现在则大家平等，盖一般人对大小官崽以及有钱的官僚资本家，敬意有日渐衰退之象也。
《战国策》上有一段故事，魏国唐睢先生去见秦王，为了一块土地，着实顶撞了几句，秦王的地位比现在台湾岛上任何人物都权威得多矣，自然认为有损威严，乃曰：「你知道天子之怒乎？」对曰：「不知。」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万，流血千里。」唐睢先生曰：「然则，你知道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剃发光足，以头碰地。」唐睢先生曰：「非也，布衣之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呜呼，布衣者，译成白话，就是光脚的人。一个人一旦有此观念，凶杀案便免不了也。这年头不是那年头，每个人心里都像玻璃球一样的明亮，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言有不言而已。所以自己必须立得正，站得直焉。奉劝有鞋穿的人，如果自己不是正人君子，千万别牺牲别人以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否则布衣一旦兴起布衣之怒，便是再多人向你鞠躬，都救不了你的命。尤其是那种动辄悻悻然曰：「教他们来找我，来问我好啦。」恐怕只能致乱，不能致太平也。
台风命名
这次爱美台风来袭，把大家搞了个一团糟，幸亏翻译先生直觉的译成了「爱美」，如果稍微有点诗意，译成「艾玫」，那就和《叮咛》的作者艾玫女士同姓同名，真要天人合一矣。然而虽然如此，艾玫女士仍接到不少电话，曰：「听说妳要来啦。」我想她本人一定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否则拜托她不妨去日本观光一下，或去美国应国务院之邀一番亦可，台湾小地方，不足驻芳踪也。
台风而有姓有名，是一大发明，一会「南施」，一会「波密拉」，一会「欧珀」，眼花撩乱，美不胜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美国大人在西南太平洋和日本大人作战，忽然发现世界上竟有台风这玩艺，比加拉比海的飓风凶得多啦，而且一个接一个，刮个没有完。于是为之命名，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为的是便于记录，亦便于称呼，便于研究也。惜哉，当初提出这些动议的几位美国大人不知去向，且芳名不传，否则柏杨先生真要顶礼膜拜，以表心诚悦服。这一举动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一个是，美国佬似乎比中国人反应快。另一个是，美国佬也似乎比中国人幽默。这不是爱国不爱国问题，事实俱在，值得毛骨悚然的去想上一想。其实，即令中国人反应快而又有幽默感，为台风起了些名字，官府恐怕也不会承认，盖官崽们脑筋里整天想的是如何维持威信与尊严──有一点是应该知道的，人们对自己越是没有的东西，越是争夺得厉害。中国官崽之天天提心吊胆，不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维持的，就是威信与尊严，可见他们一向缺乏的是啥。但是中国官崽一遇洋大人，便全盘都垮。经过洋大人品题之后，洋女人的名字不但上了报，而且也上了官文书。台风在中国刮了五千年，没有刮出名堂，劳洋大人渡万里重洋而来，为之一一赐姓赐名，中国人能不惭愧乎哉？台风如果有知，应该见有洋大人的地方都不去，以示感恩。如果仍跟中国人泡，到今天也泡不出啥道理。
说了这些，为的是提出一点洋大人厉害处和其长处，中国人必须有勇气承认，否则便是一脸虚骄之气的懦夫。圣官二崽最喜欢这一手，一面大声斥责外国月亮没有中国圆，谁要说外国月亮圆谁就是汉奸。一面却买个外国月亮悄悄挂到自己房间里。呜呼，柏杨先生看来，外国月亮硬是比中国月亮圆。凡是说外国月亮不圆的，他在台风期间，准听收音机，收音机乃外国月亮也。电灯熄后，燃上油灯，准骂他妈的，而电灯乃外国月亮也。台风过去，出门必坐计程车、公共汽车、三轮车、脚踏车，统统的都是外国月亮也，你见谁在台北衡阳街上坐手推的独轮车乎。中国月亮一遇外国月亮，便溃不成军，台风之忽然有了名字，只不过小小一例。
不过洋大人可敬是一回事，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每来一次台风都要宣传一个洋女人的名字，实在有点别扭。抗战时，有一次参观被击下来的日本飞机，驾驶室里全是日本字，不禁大吃一惊，那玩艺没有英文竟然也能升天乱飞，你说怪不怪乎哉？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打得头破血出，发现该夷果然不凡，骨头遂一软而不可收拾，中国遂成了英国文化的殖民地。直到今天，英夷虽不行啦，代之而起的美利坚，也属英夷文化系统，遂更无力挣扎，亦无心挣扎。但日本飞机上竟没有写一个英文字，给人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不是说一写英文就完了蛋，天下有那么简单的事就好啦。而是说，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然表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小小日本几乎送掉堂堂天朝的老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一下子复兴起来，全世界都反过来看他们的颜色，那不是喊喊口号，开开会就能办到的；有其国家的自尊，民族的自爱在，一句话说完，因他们有崇高可贵的气质故也。
二十世纪初叶，当时世界各国都在发狂般的翻译马克斯、恩格斯的着作时，日本学术界也不例外，仅只为了Aufhebung一字，便闹了个天翻地覆。此字来自黑格尔先生，但经马恩二位先生一用，变成了斗争的工具，能引起屠杀流血，其冲力自然更大。当时有主音译者，有主意译者，但无论怎么都无法道出其中奥妙，大家正乱嚷嚷的起劲之时，一个大学堂教习叹曰：「每天早上，我沿着大道散步，望着朝日如火，照着宁静而伟大的富士山，光芒万丈，不由得想到做一个日本人的责任。为了一个德国字，我们学术界竟掀起这么大的浪潮，感到无限惭愧，我们为什么不能使世界各国，为了一个日本字，也掀起研究的狂热？」该德国字后来经日本译成「扬弃」，中国毫不费脑筋的借来照用，还说人家译得不好哩。呜呼，惜忘了该教习的名字，日本人之可敬可佩处在此。如果换了中国的专家学者，我敢打赌一块钱，依目前的情形看，不但没有这种神经想法，恐怕还故神其秘，靠那一个德国字唬人，吃一辈子也。柏杨先生读京师大学堂时，教习上课，都是用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英文书，问他为啥不翻译成中文？曰：「有很多地方译不出。」其实不是译不出，而是一经译出，他的戏唱不成矣。二○年代之后，似乎此风更烈，甚至高中学生，都以读「原文」为荣，风气到了这种地步，中国如果竟能强盛，还有天理？
我常想，我们为啥不能把台风的名字另行定之？为啥非用洋女人的名字不可？如果按数字排列，或六十年甲子一决算，或索性一世纪一决算，岂不也同样的简单明瞭？而且更便于记忆？好比说一提到第「六一○九」号台风，就知道是一九六一年第九次台风。现在则是「六二○几」号台风，容易推算得很也。
如果说采用女人的名字较佳，那么，为啥不可以用中国女人的名字耶？洋大人以英文字母为序，我们则以赵钱孙李百家姓为序，或以笔划多寡为序，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