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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顿温暖的相聚，我在他们夫妇身上，看到中共领导这个庞大国度的潜在能力。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香华还另赴两次宴会，不过说穿了有点颇难为情，因为事实上，他们是被迫请客的，一是统战部，一是民主同盟。到北京的第二天，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晚宴上，他们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帮助时，我说我想去统战部请愿，也想去民主同盟门口摄影留念。过了一天，就接到两个单位首长的请帖，同在十月三十一日，统战部在中午，民主同盟在晚上。
统一战线是中共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所以国民党一想到统战就精神紧张（国民党明知道统战厉害，它却学不会，这是功力问题）。我在台北就决定拜会统战部，有些人对我自投罗网，竭力反对。但我不在意统战，如果真的被它统过去，又有何妨。我的朋友戴瑞生先生，在国立成功大学教书，家住台南市四十年之久，直到今年（一九八八）才去美国一趟，探望儿子，之前从没有离开过台湾，可是一九五一年，他那位住在原籍山东省金乡县的姐夫周玉廷，却忽然被捕，人民政府宣称：接到正确情报，戴瑞生潜回大陆，周玉廷秘密掩护，通匪有据，要周玉廷交出戴瑞生，他当然交不出，因为戴瑞生正在台南教书，在苦刑拷打下唯有呼冤，这在台湾称「坚不吐实」「空言狡展」，在大陆称「顽固不化」「向党进攻」，最后执行枪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瓦解后，家人申请平反，十年有余，都没有下文，人既过世，平反不平反本没有关系，但大陆是一个随时会变化的社会，家人恐怕再来一次运动，招来滔天大祸，所以戴瑞生托我办这件事，我愿为他申诉。（我想到我自己的牢，又向哪里申诉？）
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先生作东，还有处长王善福先生；他们可能认为我要谈版税的事，所以还邀请国家版权局司长沈仁干先生作陪。我申诉金乡冤情后，香华接着申诉她的请求，她姐姐原是印尼华侨，中国和印尼断交后，遣送回国，被安置在云南省宾川县宾居华侨农场，姐姐的女儿（香华的外甥女）李玉娴，和李玉娴的女儿，经过多少年的挣扎，终于到了香港，可是李玉娴的丈夫和儿子，却不能出来，母女在香港食宿无定，父子困在大陆焦灼不安。香华恐怕李玉娴母女会遭到意外。王善福先生说：「你们找对了地方，国家太大，无法照顾周全，海外同胞亲友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全力相助解决。」
加入民主同盟
我痛苦的哀号，把前额撞到地上，咬住牙，我哭说：「我招供，招供！」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台北站三张犁侦讯室，我参加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民主同盟」。
在那约有六个榻榻米的侦讯室里，我已被日夜不停的疲累审问两三个星期之久，靠墙是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当时尚是调查员的刘展华先生，坐在桌子一边，我坐在他对面，那是初夜，差役刚把我一口也咽不下去的晚饭拿走，刘展华继续他辛苦的审问工作，一支耀眼的灯光正对着我，所以他身子藏在黑暗里，一分钟前我依稀能辨识的温文祥和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吩咐我说：「把手压起来！」我遵命把双手压在大腿下面，他迅速的拉了另一副不祥的面孔，我急忙把手移到臀部下面，他凝视着我，嘴角轻轻撩起，问我到底参加过什么叛乱组织？这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我曾经回答参加共产党，刘展华先生冷冷的说：「你想欺骗是不是？你在民主学院受训，却参加共产党，你把我们当成傻瓜！」今天仍是这个主题，我的双手开始发麻。
「柏老，」刘展华说，「逮捕你不逮捕你，权在我们。能不能打开大门大踏步走出去，权在你手。你只要坦白，就立刻可走。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我们以诚待人，只要你肯合作，我人格保证，像刘科长说的那样，你就跟洗个澡一样，从今以后，永没有人敢碰你！」
我的双手开始发胀，我说我愿意坦白合作，但我实在没有参加任何叛乱团体。刘展华说：「昨天你还承认加入共产党，今天连昨天的话都推翻了！」他放下原子笔，拿起米达尺，上下摇动，几次，都几乎戳到我的眼珠，我双手开始发烫，我又陷于昨天苦境，我知道我不久就会发抖、双腕像断了似的刺痛、我会流汗……突然间，纵是闪电都没有那么快，米达尺像钢鞭一样抽打到我右颊上，一道火辣的灼痛使我觉得他用的是烧红的铁条，我叫了一声，左颊上又被抽一下，霎时间我知道他们已决定对我苦刑拷打，我誓死都不相信的事再度发生，我大叫说：「你打人……」我的左颊再度更重的一击，那是刘展华先生的拳头，我的眼镜像投掷出去的飞镖一样，飞到行军床上，我失去重心，连同椅子向右跌倒在地，我看到两眼凶光，发自魔窟的凶光；他突然一脚踢出，那皮鞋尖端正踢中我的左膝，我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踢中我从前就受过伤的右膝，我似乎听到骨裂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我哀号，我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的一脚，踢中我的心口，我号叫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下的丧家之狗，我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头，我忍不住大声哭号。
「听清楚，」刘展华先生说，「你被拷打死，我们只要说你畏罪自杀，就一了百了，你高估了自己！」
突然，他抓住我的头发，拳头像暴雨一样的猛击我的脸部和前胸，我挣扎拒抵，用双手回挡，但他的皮鞋接连的踢中我刚暴露出来的小腹，我痛苦的叫喊，把前额撞到地上，咬住牙哭号，我还不愿死，死也阻止不了他，特务如果在乎犯人死，他就不是特务了，而我怕他把我踢成脑震荡，踢成残废，我哭号说：
「我招供，招供，不要打了。」
「好吧，坐回你的位置。」
我用了足足三、四分钟之久，才从墙角爬到桌边，浑身湿透，好像刚从水里被捞出来，但我颤巍巍的怎么也站不起，我抖得像大风里贴到墙上已快脱落的一张薄纸，汗珠、新血，和眼泪流满一脸，我拚命喘气用手去抹，才知道脸上满是泥土。这时刘展华先生好心的扶住我，把我扶到椅子上落坐。
「说吧！」他再拿起笔录和原子笔，那米达尺已不知扔到哪里。
「我，我，」我思索，我真渴望知道：我承认参加哪个叛乱组织，才能使他满意。我揣摩他的意思，似乎捕捉到一点暗示，于是，我呜咽的说：「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你看，」刘展华温和的向我作一个十分友善的笑，「柏老，你要是早说，怎么会有刚才那种误会，其实你的资料我们全都掌握在手，但我们要你自己承认。」
就这样，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整整二十一年，今年是一九八八，我从台北出发时，就声言到北京一定前往民主同盟报到，他们不能拒绝，铁证如山：我有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起诉书。我当然不会去报到，我只是想去民主同盟总部门前，照一张相片，或许到他们办公室参观一眼，作为纪念，我要知道我所参加的民主同盟总部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我对我的苦难，不会忘记，但我却为那些陷害我的人难过，更为那些审讯拷打我，笑脸欺骗、恶言相加的特务难过，虽然他们身在搅拌器中，但公门之中好修行，仍有诉诸良知的空间。他们那么肆无忌惮，不但破坏法纪，伤害别人，也使他们自己的品质堕落。
恋尸狂
毛泽东恨他的亲密战友，恨全体人类，所以，他渴望核子大战，不在乎人类死光。
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曹玉女士来接赴宴，就在总部会客室用餐，我和香华分坐在主席费孝通先生左右，在座的还有副主席高天先生、萧干先生、秘书长吴修平先生、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冯之浚先生等，我向他们简报我参加民主同盟的经过，他们忍不住笑起来，不过，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黑白颠倒时代，在座的全是我敬仰的前辈，他们所受的折磨，跟我差不多同样离奇，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罪名是参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特务，这讽刺剧用血泪写成。席间只有香华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她在她所形容的「加在一起五千岁」老人群中，听我们说话，如同梦幻，所以她一面吃一面悄悄翻阅萧干送给她的书《负笈剑桥》，那是一册我在大陆上看到印刷最精美的书，她翻了几页，忍不住低声对我说：「这本书真好看！」我不禁失笑，笑她孤陋寡闻：「萧干先生的书当然好看，还用你告诉我！」萧干在三○年代名震全国，由香华的茫然，可看出海峡两岸隔绝的彻底。
席散后，在大门口，我再一次的回顾民主同盟总部全貌，什么时候，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才不再发生因政治的原因，而残害人权的暴行？
这是我留在北京最后一晚。从民主同盟总部回北京饭店，等到来访的朋友们渐渐散去，我和香华到天安门去作最后一次参观，北京饭店离天安门只七八分钟路程，季节分明的大陆性气候，天已初冬，我穿着大衣，还能抵御，但双腿有一点冰凉的感觉，受伤较重的右膝发出变天时总要发出的酸痛；香华也受到北国之冬的威胁，这是台湾所从没有的，台湾气候的特征是「湿冷」，而北国风光，则是「干冷」（同样的，台湾夏季是「湿热」，北国则是「干热」）。
午夜的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看不到人影，只见排排路灯。天安门右前方，就是毛泽东纪念堂，堂中毛泽东像前，有一个警告标语牌，上写「请勿吐痰」，这是大陆吐痰泛滥的反思，没有政治意义，但当人们用它跟自己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时，都会忍俊不住，发出会心一笑。就在前天，陪我们穿过那庞大广场，经过毛泽东纪念堂的一位公爵级官员，忽然问我说：「你去过十三陵没有？」我说：「去过。」他说：「明朝皇帝们比毛泽东聪明，他们把尸体葬得远远的，人民想挖都挖不成，谁肯跑那么远，只为了扒坟！这个纪念堂，最后还不是一扒！」他虽是共产党官员，但这话却是人民真正的心声。但我反对因政治的理由拆除任何建筑物，那都是人民汗水泪水积起来的钱，仅就建筑而言，毛泽东纪念堂外观雄伟，给人们一种古希腊诸神庙殿堂的感觉。而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形状鄙陋庸俗，活像一口干瘪了的大钟，凄凉孤独的扣在地面上，顶盖又使用那种最难协调的深蓝颜色，阴气森森。选定这项设计的官员，恐怕没有灵秀之气，更没有美感经验。不过，即令那么难看，我也希望它永久保存。
天安门并不美丽，因为它高的缘故，勉强可以说有点雄伟，但也雄伟得单调，不过一座经过粉刷的城墙而已。可是，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却价值连城，我默默的眺望，彷佛看到毛泽东先生站在城楼上「与天公比高」的不可一世，也彷佛看到站在他左右的一排排亲密战友，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然后，更彷佛看到毛泽东把他们一一逮捕，一一处死，最后，他们全部都是叛徒，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忠贞；他们全部都犯了错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看起来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莫过于当毛泽东先生的亲密战友了！但更严重的还是毛泽东先生的接班人，那可是非死在他手上不可。二十世纪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纪，世界上接二连三个暴君兴起，他们好像魔鬼之王派到人间的三个杀手：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他们最初都受万民爱戴，颗颗真心，愿为他们生、愿为他们死，但他们却用酷刑逼使万人痛恨，他们都醉心于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的朋友和仇敌。
毛泽东先生显然是一个恋尸狂，这种恋尸狂，对于一切死的、腐烂的、病态的东西，都会感受到一种强大吸引，而产生激情──把活东西变成死东西的激情，把完整东西变成碎片的激情，为破坏而破坏的激情，为毁灭而毁灭的激情。恋尸狂患者亢奋的内分泌，产生一种「撕裂活人」「撕裂组织」「撕裂友情」的冲动，无法自我克制。并不是每一个做出严重破坏行为的人，都是恋尸狂；但毛泽东先生却是恋尸狂，因为他下令毁灭的事物，跟他说出来的理由，太不成比例。外面上看起来，他只恨他的亲密战友、只恨共产党员，但事实上他却是恨全体人类，恨爱情、恨友谊、恨生命，最后，他恨道德、恨诚实、恨人格。所以，毛泽东渴望核子大战，不在乎人类死光。
他追求的是毁灭
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用一种感人的声调说：「保重身体！」
希特勒先生在枪毙洛姆的前两天，还和他同桌进餐。史达林先生也最喜欢使用这种手法，先向某位亲密战友保证他绝对安全，然后，再突然把他逮捕。在内战英雄塞狄契被囚禁前不久，史达林在一项会议上，还亲切温和的跟他谈天。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团晋见史达林时，史达林问起诗人夏伦兹，保证说：「没有一个人敢动他！」可是几个月后，夏伦兹被捕处死。奥尤奈克兹市（Ordzhonikidze）副市长塞瑞布罗夫斯基的夫人，于一九三七年一个黄昏，忽然接到史达林的电话：「我听说你出门都是步行，这不太好，人民会发生误会。如果你的车子在修的话，我会送一辆来。」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就开来一辆轿车，供她使用。但两天后，秘密警察把她的丈夫从医院病床上逮捕拖走。著名的历史学家兼国际法学家斯提克洛夫，对迅速扩大的逮捕行为，感到恐惧。他打电话给史达林（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史达林，说明他跟史达林的亲密程度），要求见面，史达林说：「你马上就来。」见面后，史达林向他保证说：「你怕什么？党了解你，党信任你，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他回家后的当天晚上，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逮捕，他的家人立刻向史达林求救，史达林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另一个典型是艾古洛夫先生，他当过苏维埃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一九三八年滑雪时跌了一跤，得了脑震荡，几乎死掉，史达林从国外请来最好的医生治疗，于是救了他的一命，恢复正常，重新上班，史达林却派人在办公室把他逮捕枪决。但更特殊的方式是逮捕高级官员的太太或儿子，而把丈夫留在身旁战战兢兢，连问一声都不敢。苏维埃联邦元首（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太太，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后，加里宁不敢有任何表示：名震国际的奥托？库西宁的太太及儿子被捕后，史达林问库西宁，为什么不想办法使他的儿子开释；库西宁回答说：「他被捕定有重要原因。」史达林狞笑了一下，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史达林对他的恩人卡夫塔拉底兹（他在圣彼得堡藏匿史达林免遭沙皇的追捕），一九三六年冬季，卡先生夫妇被捕，苦刑拷打下他承认跟一个叫姆德文尼的人共同谋杀史达林，二人同判死刑，姆德文尼立刻被枪决，而卡先生却一直羁押天牢，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他突然被带到声势显赫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的豪华办公室，在那里，卡先生碰到他那老得已认不出来的妻子，然后两人都被释放，在一家公寓里勉强申请到两个房间。史达林对他表示种种友爱，不但请他来吃饭，这是天大的荣耀，但还有比天大荣耀更大的荣耀，有一天，史达林亲自到公寓拜访他，这次拜访在公寓中造成震动，一个住户说，在她看到「史达林同志的画像」出现门口时，她紧张得昏倒。当卡先生每次去克里姆林宫赴宴，史达林都亲自拿汤给他，说些笑话，谈些往事。有一次，正在吃饭，史达林突然放下餐具，走到卡先生面前凝视着他说：「可是，你现在还想杀我！」
毛泽东先生是希特勒、史达林忠实的信徒，他要让全中国人知道，他有上帝那种呼生唤死的法力，有大自然那种成全或破坏的法力。他之所以是恋尸狂而不是虐待狂的原因在此，仅是虐待并不能使毛泽东快乐，毛泽东追求的是毁灭。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十四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派秘书乘华沙牌卧车，去接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刘少奇先生。毛泽东亲切热情，一见面就问：「平平的腿好吗？」（平平是刘少奇的女儿，红卫兵捏造消息说：「平平被车压断了一条腿！」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加以逮捕。）刘少奇回答说：「平平的腿没有事，那是一个骗局！」毛泽东微微一笑，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位，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