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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钦定的学术思想成为生活伦理的独门法则，思想结合政治和律法，使得学术完全窒息。明王朝对内是绝对的专制，人民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再加上暴君朱元璋发明「不为君用律」，人民也没有不当官的自由（这跟六百年后，共产党的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前后辉映）。对外则是锁国政策，用海禁切断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封闭的绝缘国家，这些因素使「酱缸」更深不可测。
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是汉字文化圈，但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个别传统，用「汉字」并不等于酱缸文化，犹如用「筷子」并不等于酱缸文化。
这三个国家虽受汉字及儒家思想影响，但有独特的环境。应该是每个文化都有各个文化的「酱缸」，桎梏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只不过腐蚀度不同，新生命的活力不同，中国显得较为严重。
有权势才算祖先
酱缸产品的系列，除了「对权势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诈欺」、「对僵尸的迷恋」、「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虚骄恍惚」等等最脍炙人口的产品以外，不知柏杨先生是否能再推介几样尚未上市贩卖的新产品？
我想这已经够我们承受，够我们沮丧的了。不过，我们会慢慢脱离「僵尸崇拜」的，因为现代的资讯愈来愈多，目前在台湾，思想上真正的是百花齐放，对古代幻想事物的崇拜也逐渐淡化。但中国人对权势的如醉如痴，却没有改变。有人问我说：台湾是否会走回头路，再变成专制政治？也有人问我说：大陆是否会走回头路，恢复计划经济，采取个人崇拜？人们都说不会，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种可能性会随时发生。为什么？前页已提到过，因为中国人对权势侵蚀的免疫系统早被破坏，毛泽东先生当权后，破坏得更厉害，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见了权势就自我矮化的冲动，很容易摇尾乞怜。
中国人常责备人「数典忘祖」、「不孝」、「不肖」、「欺师灭祖」，用来阻止和打击进步和改革。在这种意义下，中国人势必冒着超越祖先，不孝、不肖的责备，国家才有前途。
中国的武侠小说为我们解释了中国文化停滞的原因，和中国推动改革的困难。武侠小说无不认为古代传下的秘笈才能使武功精进，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师父，而师父又不能超越他的师父，且自己的徒弟又一定不如自己，推而上之，越古越妙不可言，往后代评估，则一代不如一代，越近代的人，越是草包拙蛋，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思考推理。
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敬意并不像古书上说的那么虔诚，所谓「守三年之丧」，只是一种形式。至于对祖先的爱心，更是淡漠。儒家甚至公然提倡五世以上，亲情就「尽」，所以尊祖，只是尊敬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家伙而已，大多数泛泛之辈都被抛弃到脑后，任他们的孤魂，在荒野游荡，吃别家祭祀剩下的残余酒食。这仍是一种权势崇拜。「祖先」要有权势，才算祖先。
孔丘和马克思
对于形成酱缸的原因，柏杨先生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特别是从定于一尊之后，而日渐形成。我同意这一看法，即使是还有不少其他原因。
可是有一点必须请教柏杨先生的，外来的佛教思想、近代的西洋思想，尤其是马列思想流入酱缸以后，是否也成为加浓酱缸或干屎橛的要素。
郑义先生最近出版一本《红色纪念碑》，指孔丘思想和马克斯思想很多地方一样，请教柏杨先生的看法。
酱缸所以形成，除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外，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原因。每一种思想，都有其正、负两极，有建设性因子与破坏性因子，不能十全十美。佛教的轮回说与消极性加上儒家的束缚性，产生了大君王、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朱熹理学。
你指的那本书我没有机会看到，但我了解的是，孔丘先生通情达理，不走极端，更从不主张暴力。他的学生宰予反对儒家的「三年之丧」（为父母穿三年丧服）。孔丘问宰予心安不安、宰予说当然心安，孔丘说：心安就好。可看出孔丘是一个和平的人，所提倡的是人与人伦理的关系，但自董仲舒之后，孔丘个人被儒家份子变成了皇后的屁股，神圣庄严，碰一下就得死。
资本主义越到东方越腐化，共产主义则越到东方越凶残。传统药方（君圣臣贤）固然束手无策，最现代的药方（民主法治）同样也束手无策，一言以蔽之，无法可救，令人心惊情急的，正在于此。
关于共产主义越到东方越凶残，可以用实例说明：波兰、捷克、东德，应是共产主义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就比较可怕。俄国、中亚，则比东欧更可怕。再往东，中国的「文革」，全世界有目共睹。更东，如柬埔寨，北朝鲜，简直真正的阿鼻地狱。
安史之乱救了日本
日本虽然曾经吸收中国文化（已日渐形成酱缸的隋唐文化），中、日组成文化的要素虽然大同小异，可是组合文化的原理却各不相同。拙作《震荡世界的日本》（已汉译）中曾指出，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以「清净」为唯一戒律，以「禊祓」为重要仪式，将所有现存或以往的污秽，都「放水流」。因此，不断反省，求新，创新，而形成日本文化的特色。这点可以说是同中国酱缸文化形成的原理，完全相反。日本文化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清流文化」。还是有更合适的柏杨式命名法？
日本人是一个比较幸运的民族，他们吸收的是中华文化的菁华，而鲜卑人（北魏）、满洲人（清王朝）不一样。自八世纪五○年代安史之乱后，中日之间被长期阻断，使日本吸收不到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国最败坏，和中国人最没有尊严时代的文化。也可以说，正当日本对中国文物制度大量消化时，安史之乱发生，使日本人远离了科举制度及宦官制度，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没有人敢保证日本有能力拒绝，所以当儒家更恶质化的时候，日本没有受到影响。
我同意先生的观察，日本人有很强的自己宗教──神道，这种神道和中国酱缸文化形成的原理不同，中国人并不信神，而是一个信鬼的民族，再加上其他因素，连信鬼也不彻底。
中国只有政治文化
柏杨先生指出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切标的都指向「政治挂帅」。使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或酱缸文化？比如最反政治和崇拜自然的老庄思想，也成为「黄老之治」。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而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
我同意先生这项简单的归纳。
中国文化四千年来，除了当官，其他职业全都不被重视，所有职业都以当官升官为终极目标，当医生的将来想当御医、学木工的想进宫庭做工匠，学水利的必须手中有权。而所有的知识份子，所有求学求知，也都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最高目的。自然一切标准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中国文化遂因而变成「政治文化」，官员间的运作规则，更发展成「官场文化」，酱缸的成份愈发加浓加臭。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喜欢政治而又害怕政治，这是两种极端，但都是狭隘的「政治一元化」和「官场一尊化」。在本世纪（二十）一○、二○年代（民国初年）时，饭馆里都有警告牌，警告客人不可谈论政治，这是害怕的一面，喜欢的一面是中国人太「爱国」了，而且只许自己爱，不许别人爱，自己的爱才是对的、真的，其他人的爱都是假的，这种打击异己的手段，把国家、政党、乡土，都当做妓女，而把自己当成嫖客，有权有钱的大爷把妓女包下了，绝不容许别人染指，「政治一元化」，再提升为一己私欲化。过去，除了当官，没其他重要职业，所以政治高过一切，甚至超过天上神灵。
印度文化是宗教的。据说在古代，妓女是人与神的接近意象，妓女的地位甚至比国王还高，这是宗教。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历史，「哲学」是伦理的衍化，而所有中国历史都回归政治，印度则所有文化都回归宗教。
中国人判断个人，总以政治前途来衡量，这种一切以「官」为指标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仍然严重，虽然最近经济开放以后，流行「向钱看」，但做官才有权，仍然是获得钱的最佳途径。马克斯主义的恶质部份（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中国的恶质部份传统，使中国生了东西方恶质思想混合而成的恶质绝症。
士大夫自成体系
柏杨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养成知识份子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说长期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僵化了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可是，西方没有科举制度，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却拒绝了缠足、宦官和科举制度，是不是因此而使日本有机会能同西方并肩走入现代化社会？当然日本的封建社会结构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是极类似的，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完全迥异，可能也是社会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不知高见如何？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透过科举考试，选拔知识份子，给他们一个官做，所建起来的统治架构。这个架构的成员，称为「士大夫」。科举考试是小民唯一的一条可以当官之路，可是，几乎一开始就出现弊端，向主考官贿赂，和权贵们的把持，加上稍后的八股化，根本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只能选出顺服性较重的知识奴隶，他们品质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个官僚势力集团，却虚伪的以道统自任，表面上忠于帝王，实际上只忠于权势，当旧帝王失去权势时，他们立刻就转而效忠获得权势的新帝王。数千年来，中国帝王可换，朝代可换，而「士大夫」统治架构不换，成为一个奇异的既得利益阶层，连帝王也无能为力。偶然有一二位杰出人才出现，如宋王朝王安石先生的改革，便失败在一批自以为是道统主流的士大夫之手，清王朝光绪皇帝载湉先生改革，也以同样原因失败。
日本拒绝缠足，应该感谢安禄山和史思明，中国妇女缠足，我认为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后才盛行，动乱使日本终于停止遣唐使，缠小脚文化才没有机会传到日本，而在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前，中国妇女仍是以「六寸圆肤光致致」天足为美的。至于日本为什么拒绝宦官，可能跟天皇始终没有建立庞大的小老婆群有关。而日本的武士制度，更使中国的科举制度传不进去，当一个武士要比当一个只会作文章的知识份子，尊严得多。
士大夫自成一个体系，用儒家经典作号召，以当官和当大官为人生唯一目的。像网一样隔在皇家势力和小民之间，即令不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高他们身价的改革，都会引起恐惧和顽强的抗拒。所以中国的改革比较其他国家困难。当然，使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士大夫的僵化，只是主要原因之一。
劣质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所征服。柏杨先生认为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国文化中最糟的部份，所以结局也最糟。吸收中国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堕落。
这是鲜有的见解，同钱穆先生所强调的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的论调，刚好相反。蒙古人同满洲人本来都是北方朴素的民族，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本来卑视中华文化，最后一染上了中华文化，马上自灭。满洲人一步一步慢慢的吸收中华文化，日渐没落而自灭。朝鲜人自古就吸收中华文化，以「小中华」自居，所以在北族的兴亡史中只有朝鲜人一直局促半岛，一筹莫展，自称有史以来被侵略了近一千次，一筹莫展的原因在于自任为「小中华」。是否可以如是观之？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征服，钱穆先生认为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我们希望他是对的，但不知他所说的优秀中华文化，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这些民族吸收到的中国文化，不仅不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相反地，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举例而言，北魏帝国华化后，在一向控制疏松的鲜卑族群中，立刻产生了森严的阶级制度，和门第制度，之前他们是平等的和朴素的，一旦进入中华文化圈，就必须使用另一套已经僵化而繁杂的礼仪，这些僵化而繁杂的礼仪把这些民族原有的锐气全消灭了。「门第」、「等级」、「考试」、「九品中正」就是催化剂，北魏吸收了这些劣质文化而腐败灭亡。
蒙古人也是北方朴素的民族。元王朝并不属于中国政权，只是蒙古人把首都设在中国土地上而已。蒙古人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优秀的，原先蒙古统治者的计画中，要铲除中国所有的农田，改成草原。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人不仅没有吸收什么优秀的中国文化，因蒙古的本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有冲突，蒙古人连中国传统式的政治制度，都没建立起来。满洲人到了后来学会了中华人的自残，妇女纷纷缠足；无论如何，钱穆先生不能说缠足是优秀文化吧！
朝鲜一向以正统「中华」自居。当清王朝末年提倡改革时，朝鲜为了维护传统，甚至比中国更反对改革，他们的口号是：「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中国不得不逮捕大院君（摄政王），以致大院君转向日本亲善。这说明朝鲜的确反改革，但，他们所受的近千次侵略（惟据韩国留华学生罗润基博士告诉我说，韩国受侵略约四百七十至五百次之多），并不是一筹莫展，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英勇的击败侵略者，赢得光荣胜利。
挣脱诅咒
柏杨先生认为文化酱缸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因之想像能力也衰退，因之就没有监赏能力。因而主张要培养思考、想像、监赏能力，才能挣脱酱缸文化的诅咒。有人认为仅此能力无法挣脱或突破。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中国有句谚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重病患者，不可能一天之间，霍然而癒，也不可能只靠一纸药方，使他立刻好转。我也不认为仅靠「思考」、「想像」、「监赏」能力，就可以使我们族群焕然一新！而且怎么达到这三项指标，恐怕还有难以解决的困难。能达到这三项目的，已经不错了，已经十分美好了。如果要用教书匠的方法，一一列出，恐怕十本书都写不完，即令写得完，我们也办不到。而且我也绝不反对朋友们提出其他方法，好比说：有人如果主张中国人每个人都吃一种他发明的丸药，就可以改变气质，使全民脱胎换骨，我也赞成，因为这不是争论的焦点。
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会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酱缸文化──对这一问题，反驳的人很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虽然自觉物质文明不如人，但是精神文明是绝对优越的。「中体西用」虽未能成气候，但这一观念至今尚存。是否和学校的传统国粹教育有关？又和媒体的党国独占有关？
中国人不仅物质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更不如人，这才是严重的课题！有些读者写信给我说：「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承认，但在人文方面，我们有一套自己做人的道理、治国的哲学，不用学外国人。」我认为，恰恰在这个层面──精神文明，更应学习外国，自以为中国精神文明绝对优越的观念，只会阻碍中国进步。
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灾难，使我们承受太多的伤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挑战，压力沉重。可是，我们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人们的习惯追求只限于世俗的满足、政治权力欲望的满足，最高境界寄托在「福」、「禄」、「寿」三项目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