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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先生所言，如果中国二千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那么现在中国早就成为法治国家了，为什么还是人治？实行了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式的专制，实行了五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式专制，千万人头为维护它们而落地，千万孤儿寡妇为维护它们而大放悲声，只因为被人唾弃，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宣布说：「它是假的！」就打算把过失一笔抹杀，要重新来过，岂不使人毛骨悚然！
儒家是陈旧药方
在中国，权＝钱，天理、国法、人情，都抵不住权势。这是不是「人治＝德治」主义的后果？如果树立法治的国家，「权＝钱」，或「权＝知识」的现象是否可以风消云散？
「权」跟「钱」相通，是世界性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金钱决定一切，有钱的大爷藉着民主制度，透过选举，掌握权力，然后，再把权力转化成为财源，没有权就没有钱。社会主义国家，则权力第一，有权的大爷藉着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国有财产制，累积财富，再用财富巩固并扩张自己的权力。──反正是，人一旦陷进「权」和「钱」漩涡，就有了麻烦，千万圣人绞尽脑汁，想解决二者造成的不平，纷纷失败。人，虽自称为万物之灵，看来智慧有限。
文明国家对「权」和「钱」都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约束，使它不至发飙「狂奔」，因为发飙「狂奔」的结局，一定是栽倒在地，七窍流血。在政治上，就是引起穷人和平民的反弹，掀起革命。这种自我约束，在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事件中，充份呈现。我敢肯定，如果换了我们中国人，一定做不到。
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带有原罪，受不了「权」和「钱」的诱惑，所以制定法律，作出种种防范限制。中国古人一直希望出现「真命天子」，今人则一直希望出现「英明领袖」，从不敢想像用法律限制「真命天子」和「英明领袖」的行为。有一年，台北市政府要重罚违规的车辆，就有酱缸蛆之类的人士，大声斥责，要求应该沟通才是，不应动不动就罚，结果台北的交通到今天都混乱不堪，每天都有撞死人、撞伤人的报导。「德治」是个童话，专门说给智商还没有成长的学童听的。儒家那一套，治理中国两千年都没有治理好，竟然还有人认为那帖古老的药方，今天仍然是万灵丹。对中国人而言，岂不是遇到劫数！
日本曾羡慕改朝换代
古代罗马帝国的统合原理是「罗马法」。这一点同秦帝国一样。可是历代中华帝国的统合原理是以天子为顶点的，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如果没有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中国是否还能维持统一国家的局面？如果秦代自始皇开始一直传至万世（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中国是否自二千多年前已同古罗马一样，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如果自嬴政大帝起，一直传到万世，不见得会跟罗马帝国一样，恐怕会跟日本帝国一样。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真是政治学上一大奇蹟，对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人而言，简直无法了解：在一个什么契机下，产生「万世」理念，建立「一系」制度？先生对日本历史比我清楚，一定知道日本有些学者，曾经羡慕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认为不应该「万世一系」。
「罗马法」所以建立权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构成族群太多，如果不用固定的标准，便会激起动乱。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平等，不受欺负，这才能维持社会稳定，所以《圣经》上的保罗，虽是一个小人物，他在本籍巴勒斯坦被判刑后，仍可以连同差役，飘洋过海，到罗马上诉。当时的中国是单一民族──中华族（汉族），又有儒家的德治，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社会。
美德都在书上
在《柏杨语录》中，最使我拍案叫绝的一句，莫过于：「你说，中国人有美德！请问，中国人的美德在哪里？都在书上。」这一句话实胜过万言书。对于挖出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如此简洁明了的至理名言，纯属首闻。类似此言，不知有无前例？
理想世界中的仁义道德、做人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的作伪，是自己愿做的吗？
这段话太过严厉，我十分抱歉，但也是我被激起的愤怒。有些发高烧的人在竭力为传统文化辩护时，所举的例证，仍限于书上才有，现实生活上却找不到。我希望用恶狠狠的言语，刺激中国人猛醒，把书本上的美德，转化成行动。我们不要书本证明，只要行动证明，和自己心灵证明。
君子和小人
在理想的世界中，中国人讲尽人所有的仁义道德，要别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可是大部份的人都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在生死边缘徘徊，为了求生保命，而不得不尔虞我诈，苟且偷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也因此，而形成一直要人实践仁义道德的「君子」与为了求生而无所不干的「小人」吗？
中国人从开始有文化的时候，便习惯于二分法，把很多事物「两极分类」，好像一个看电视的儿童，不断问大人银幕上那家伙是「好人」或是「坏人」？如果是「好人」，即令那家伙手拿钢刀杀人，孩子也不会害怕，如果是「坏人」，即令那家伙正在甜言蜜语，孩子也吓得不得了。于是，中国人分为「君子」、「小人」，用儿童的观点观察社会，「好人」就是「君子」，「坏人」就是「小人」，当初，君子是指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小人是指穷光蛋，但这经济的意义不久就消失，进入政治斗争场合，「君子」是字典上所有赞美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圣贤人物，「小人」则是字典上所有下流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坏胚。所以中国政治，永远是「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你诟骂我是小人，自称君子，我诟骂你是小人，也自称君子，于是混乱成一团。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上，就警告皇帝要「远小人」，问题在于怎么知道谁是小人？大家在混乱中厮杀，结果胜利的一方自称是君子，失败的一方也自称是君子，胜利者的一方指失败者是小人，失败者的一方也指胜利者是小人，千篇一律，单调无聊。
反智与反商
儒家思想以「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或「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旗帜，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至今不但官界，连学界还是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
可是中国大陆自文革以来，读书人成了臭老九，自「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风气是否已完全打破传统的「反商」情结？大家向钱看以后的中国人，将蜕变成为何种「新人类」？
中国统治阶级从古代就有两项守则：一是反智、一是轻商。儒家定于一尊后，并不是帝王尊重知识份子，而只是重用儒家当保镖护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称心快意，大小赏给他一个官。儒家一旦和政治结合，思想垄断，就形成反智，于是尽量推广他们的「教化」，如为父母守三年之丧。他们的徒子徒孙更认为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完全否定知识的功能。
二十世纪民国初年，胡适先生等一批人提倡白话文，反对的都是知识份子，认为连贩夫走卒都可以写文章，岂不是斯文扫地。他们之反智，只是为了一旦教育普及，他们那点知识失去市场，便没处噉饭了。毛泽东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反智的君王（我竭诚的希望这样），所以他教唆他的群众反对天下所有的权威──只除了他自己的权威！
轻商实质上也是反智，商人和农人简直是分别居住两个星球的人，差别很大，商人的知识程度普遍比农夫高，因为他们需要记账、通信，眼界也开阔得多，而且有冒险精神。我在台北北新路住的时候，巷口有个卖衣服的地摊，老板是个年轻人，一面抖着手上的毛衣，一面厉声高叫：「一百元一件，血本无归大拍卖，要钱不要命！」这个「要钱不要命」是商人投机性、冒险性的基本哲学，使帝王对他们不敢信任，但这也使商人赚钱的同时，成为推动改革的手，民主政治骨子里就是商人政治：主张协调商议，讨价还价、言论自由、动手（举手）不动枪。而财富的累积，也比农人要快要多，仔细的检查历史，会从字里行间发现，皇家或贵族，往往依靠商人豢养，所以对商人的威胁，感受也最敏锐。明王朝初年，南京富豪沈万三曾呈献金银财宝给政府帮助军饷，朱元璋大怒说：「商人怎么敢犒劳天子的军队！」把沈万三灭族。清王朝皇帝弘历（也有人说是明王朝皇帝朱元璋）有一天做一首诗：「群臣已眠朕未眠，群臣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三竿犹拥被！」扬州盐商有些人立刻警觉到皇帝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早早逃走，有些人不相信危险，结果一年后，兴起大狱。资本家有他的罪恶面，马克斯击中要害，使资本家受到惩罚，但资本主义也藉机大作修正。共产党从最初的轻商，发展到最后的全国皆商，是向资本主义投降，商人获得胜利。但五千年传统的轻商反智，深入中国人灵魂，不会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刀切断，那要更长的时间。
好汉不提当年勇
柏杨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的「僵尸迷恋症候群」，反正是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因此潜移默化，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可是「古时候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
「自古有之」观念是中国人保守主义的象征。不知「自古有之」有什么值得自傲之处？
「古已有之」当然值得骄傲，这正是历史的功能，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夸耀祖先的伟大。中国人的毛病只是把「古已有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除了「古已有之」外，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鸭子死了，只剩下一只硬嘴」！所以才使人生厌。我听老年人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到荒野，投宿破庙，天寒地冻，听到廊下两个老乞婆在那里说话，一个老乞婆说：「我当年出嫁时，嫁妆塞满了一街！」另一个老乞婆不屑的说：「我当年出嫁时，身穿凤冠霞帔（高级官员夫人的服饰）！」这正是「古已有之」发飙时的悲情写照。中国有句谚语：「好汉不谈当年勇！」中国人偏偏喜欢谈当年勇，岂不是很大的讽刺。据说：德国第一次大战时名将毛瑟在读完德译本的《孙子兵法》后，赞叹不已，但是他声明说：「我只佩服古代的中国人！」这句当头棒喝的话，如果仍不能敲醒中国人的「古梦」，真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大儒」不过注释虫
「僵尸迷恋症」的第一位患者是不是孔丘先生？因为他是「述而不作」，好古薄今的始作俑者。
孔丘先生之对「古」的崇拜，真是到了伊达先生所形容的「狂奔」程度。他所形容的「尧舜时代」，简直美妙得难以想像，不仅是理想的伊甸园，更是天堂中的天堂，可是历史上的记载，却不是那样。在尧舜时代，中国全境发生旱灾（史书记载，当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又曾发生过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空前绝后，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见过的最可怕的水灾。君王屠杀大臣，大臣谋杀君王，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史书上，并由儒家系统承认的。这怎么会是一个理想时代？发高烧的人不相信事实，只相信孔丘先生一连串诗情画意般的梦呓。孔丘如果不知道那些灾难，是他无知，如果知道却为了政治利益去把它美化，就跟为了政治利益去把一段美的历史丑化一样，是一种诈欺。不知道他阁下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儒家学派宣称：孔丘的「述而不作」，是一种谦逊，我认为孔丘是在掩护他伪造尧舜时代的历史，表示他只照本抄写，并没有一丝一毫创作，反证他所作的形容的真实性。我不认为孔丘「不作」，他如果没有创造能力，怎么能把一个丑八怪塑造得那么漂亮？但「述而不作」四个字却害死了他的徒子徒孙，扼杀了他徒子徒孙的创造力，司马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使他写《资治通监》都不敢紧接孔丘的屁股。至于其他徒众，诸如著名的程颐、朱熹、王阳明之类所谓的大儒，不过几个注释虫罢了。
小白老鼠效应
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说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常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冷眼旁观。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当然现在中国也很流行「红眼病」。
这一幸灾乐祸，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杨先生的高见看来，是不是自古有之，于今尤烈？也是来自酱缸文化吗？
酱缸文化的难以涤清，和人口太多有关，有人称之为「小白鼠效应」，科学家把一群小白鼠养在一个大的空房间里，发现他们都很安静、和睦。可是放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小笼子里不久，他们就显得烦躁、易怒，时间更久，甚至发生打斗、嘶咬。
「小白鼠效应」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挤人，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灾乐祸是人类天性，能看到敌人仇人受到灾难，认为是上天惩罚，当然大乐。可是对陌生人的痛苦毫无动于衷，却是中国人的特征，我从事国际特赦救援工作，发现了一点，要想使中国人关怀外国（尤其是远在天边，从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简直难如上青天，中国人的爱心很难突破自己乡土的疆界，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这种终极关怀的动力。
然而，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仍是最善于讲假话、空话、大话、酸话、毒话，以及肉麻阿谀的话。这里特别对我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补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检查自己的交往，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听到他对其他的人赞扬！你知道为什么？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听，一个中国人如果赞扬别人，上帝立刻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谈起另一位中国学者，一不小心，赞扬了几句，外国朋友大叫说：「你什么时候被开除国籍了！」看我愕然的样子，他笑说：「中国人从不在背后说人好话的！」
中国人是一个在各种压力下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出斗臭别人或阿谀别人两极化的语言。要中国人培养出健康的语言，要从心灵的健康着手，这恐怕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
【附录】
我们是第三条船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民国总会成立感言
中国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有人问说：「长江上船来船往，到底有多少条船？」聪明人回答说：「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这个古老的故事，探索到人生的奥秘，把人类所特有、复杂到用最最尖端电脑都不能解读出来的千头万绪，作简单划分。如果静静的坐在高峰，鸟瞰大地，印证这个故事，确实令人心惊。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忽然间，另一条船──第三条船，在惊涛骇浪中，悄悄出现，当有人浑身是血的从「名」「利」船上被抛出来的时候，这个第三条船立刻划动双桨，前往营救，而不管被抛出的人是男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土着或是移民？是什么政治派别或什么宗教信仰！
国际特赦组织就是这第三条船，她于一九六一年成立，总部设于伦敦，在全世界五十二个国家（包括台湾）中成立有分会（依内政部规定，中文译为「总会」），在六十九个国家中成立有小组，曾于一九七七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拥有无可置疑的崇高声誉。只因为她经常在政治迫害事件中挺身而出，遂被人们误认为是一个政治行为非常激烈、专和政府抗争的团体，甚至被定位为阴谋叛乱团体。国际特赦组织之输入台湾，始于六○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肆逮捕，无数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惨命运下，国际特赦组织伸出坚强温暖的援手，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营救信件，和各国大城小镇的营救行动，使受难的人得到强大的正义支援。而台湾在重重压力下，一九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