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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卑颜奴膝，二十四、自尊心强，二十五、重体面，二十六、虚荣心强，二十七、血缘、地缘观念强，二十八、个人主义、明哲保身，二十九、长于社交，三十、重礼而虚礼，三十一、保守，三十二、迷信，三十三、安于天命，三十四、缺乏科学精神与好奇心。
以上是五十年前对一般（六十余文献的总括）的中国民族性观感。请教柏杨先生，历经社会主义洗礼后的中国人不知到底有多大变化？
一百年前，有史密斯先生，五十年前，有天野利武先生，对中国民族的分析，几乎绝大部份相同，说明一个民族的品质提升，恐怕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
社会主义统治（国有财产制加封建独裁），不仅是中国人的一场浩劫，也是东欧人、俄国人的一场浩劫。日本人真是幸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军队没有在日本登陆，日本才逃过这项浩劫。直到现在，一些沦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总算脱离苦海，只有中国人、北朝鲜人、古巴人，仍在泥沼中挣扎！
神经质的恐惧
有人说：中国人开会时绝对不肯正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会议后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事前征询意见，人人没有意见，事情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意见。
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或不尊重已经决定的意见？中国人天性固执己见？或拘于礼节、顾忌对方面子？为了保持人和？
基本上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唯恐得罪人，所以不敢当众开口，只有在他不需负任何责任时，才敢直言。开会时不敢开口，会后固然人人有意见；就是经过激烈辩论，会后有意见的人同样的多。这种情形，不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上帝的祝福，和自我的觉醒，才能救出自己！
苍蝇飞行方式的思维
对中国历史文化造诣颇深的──比利时籍司神父（Paul L。 M。 Serruys）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事实上中国人不讲理或强词夺理在国际外交上是天下闻名的。不知除了「面子」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苍蝇的飞行轨道，跟所有其他的鸟类和昆虫都不一样，你用手掌迎头扑去，自认为可以抓住他，却抓不住。你必须从尾部追击，才能把他抓住。因为苍蝇的飞翔，另有轨道，会在前进时，突然作急剧的后转或旁转。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跟这一样，不但外国人不懂，即令是中国人，也要在年纪稍大之后才能了解。
司神父的中文说得很好，而且是中国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和高级知识份子与升斗小民，都有机会接触，我想他面对中国人这种苍蝇飞翔方式的思维逻辑，一定吃过很多苦头。没有终极理念的民族，思维永不能突破自己现实的立场和利害，我们常叹息中国人没有思考能力，其实并不是没有思考能力，而是没有合乎逻辑的，超越现实和利害立场的思考能力，以及没有面对现实挑战的坚强胆量。犹如苍蝇的飞行轨道，虽然十分诡异，却不能飞远。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到了荣华富贵这个层面，就到了极限！
不管别人死活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不会去想别人的感受，永远不顾别人的死活，永远不会主动去守规则，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就会乱。不知高见如何？是不是也是偏激的言辞？事实上在国际会议上如有中国人参加，经常闹得不欢而散。是不是中国人过份重视原则？
谁说「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就会乱」？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承认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脏、一定窝里斗。谁说「国际会议上如有中国人参加，经常闹得不欢而散」？这更不是普遍现象，只是因为中国人的苍蝇飞行式的思维逻辑，外国人难以捉摸，难以沟通。像《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先生（Nicholas D。Kristof） 在《中国觉醒》（China Wakes）上举的河南银行团向义大利财团索取贿赂的例子，了解中国人苍蝇飞行思维逻辑方式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要害，不会惊骇交集。
蛊虫
有人说：宽宏大量的中国人绝不能容忍相识的人比自己强，尤其同是苦难队伍中的朋友，绝不能容忍其中任何一份子脱离苦海。不知这是不是中国式的团体精神？或帮会精神（同甘苦共患难）？
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从失败者的口中，可知成功者永远欠失败者的情。老友绝不能做成功者的好部属，成功者也绝不会用老朋友做部属，不知这一精神是不是英雄相轻？或近庙忌神？或分赃不均？
以立国的悠久，人口的众多，土地的广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因之世人都认为：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人民应该气度恢宏、诚实坦荡，有很强的包容性，很好的忠实性，很大的纪律性。结果竟然恰恰相反，使人怎么想都想不通。好友互相残杀，如果称为团体精神，更是一种讽刺。
这应该是一种窝里斗的文化传统，诚如毛泽东先生说的：「中国有那么多人，不斗行吗？」（把「人多」和「斗争」奇异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苍蝇飞翔式的思维逻辑。）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一带，传说有一种神秘的无形杀手，名字叫「蛊（音gu·【鼓】）」，他可以飞到千里之外，把仇人诛杀，无法可防。什么是「蛊」？据说：五月五日端阳节时，把五种毒虫：蜈蚣、蚰蜒、毒蛇、蠍子、黑寡妇蜘蛛，放在一个罐子里，让他们互相吞食，最后只剩下一个，成为一种新品种的毒虫，厉害无比，他就是「蛊」，可以钻到仇人肚子里，致人于死。所以，毛泽东不过一个蛊虫而已，蒋中正先生比较宽厚，但也杀死过无数老友同志。这是中国独裁政治斗争的传统模式。民主时代虽不能砍头，但老朋友之不能共事，跟从前没有分别。
十亿和九亿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有人认为说中国人喜欢讲毒话，会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恶毒、下流？是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中国十亿人民头上。不知柏杨先生有何反驳？
这一点，我建议留给研究统计数字的人去解答。
欺生和仇外
柏杨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缺少笑容，对陌生人不但从不关心，似乎还对陌生人充满了忌猜和仇恨，并且「欺生」。「欺生」是不是来自「仇外」？或恃强欺弱？或把生人当成土包子？
记得三十年前，军中和学校，都在推广「民族舞蹈」，女孩子们身穿彩色鲜艳的衣服，翩翩起舞，可是每个女孩子却都板着面孔，好像谁欠她一块钱似的！曾有人提出这项质疑，于是得到最典型的苍蝇式思维答案。如果是外国，我们会听到：「谢谢指教，我们会改进！」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她们都是宫女，宫女当然愁眉苦脸！」似乎根本不知道，宫女在帝王面前跳舞，绝对不敢愁眉苦脸。
有一天，戏剧学者汪其楣女士邀我去看「豫剧」（河南地方戏），在进戏院大门时，无数没有任何表情的面孔，和几乎毫不转动的眼珠，以及张开大大的嘴巴，伸出脖子，怔怔的瞪着我们，直瞪到我们入座。汪其楣问我：「发现你们贵同乡的表情没有？是不是诡异？」
这问题困扰我好几年，一直寻找不出答案，我想，是不是当初上帝造人时，就诅咒中国人双颊上的肌肉，患了麻痹，毫无表情。
一九八八年我重返睽违四十年之久的大陆，从上海到北京，到郑州、辉县，再到西安，沿途我只为访问我的报纸记者，反覆写一句话，作为回馈读者的赠言：「中国人，请笑一笑，笑，就是美！」
「欺生」和「仇外」是一体的两面，儒家系统从上古时代，就严格的设立「夏夷之防」，一部《春秋》，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先生，还端起圣贤嘴脸，昭示说：「不要把外国人当作人，只能把他们当作畜生，对他们用不着讲信义道德，想诛就诛，想杀就杀，可欺就欺，可压就压。」真是什么心灵，son ofbitch！
我在美国的时候，结识一位大陆的气功师，确实可以医治若干筋骨方面的疾病，有一次香华请他去看一位芬兰籍作家的病。气功师对中国病人，一向只收十元美金，可是这一次他却向芬兰病人收五十元美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是外国人呀，自然要比中国人多一点！」香华非常气愤，质问他说：「外国人何负于你？使你这么仇视？把你迫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气功师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他慨然说：「我从没有想到这一点！」立刻改收十元。
而就在我整理本书稿件时，朋友介绍我到台北圆山饭店地下室一家西服店做衬衫，他们的手工、衣料、剪裁都很好，我还从没有穿过这么舒适的衬衫，临告辞时，老板说：「对中国人特别优待，只收你八百元，对外国人那就非敲他一千二百元不行！」我说：「外国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要多敲他四百元？」他大概从没有遇到过这种质疑，尴尬的说：「中国人贪小便宜，听了这些悦耳的话，会信以为真！」
从前，中国大陆商店挂出招牌：「童叟无欺！」现在中国大陆商店挂出招牌：「本店严禁殴打顾客！」连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懂怎么会发生这类怪事，更别说外国朋友了！
中国人器小易盈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按柏杨先生的看法是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
以往中国人喜欢笑人什么「夜郎自大」、「岛国根性」。自认宰相肚里能行船，有大国之风。中国人的见识真的「器小易盈」吗？
说起来「器小」这个「器」，如果是指国家民族，中国人所有的这个「器」不但不小，而且非常非常之大。从「大器」产生的气概、魄力，透过建筑、艺术、音乐、文学表现出来的，应该十分雄伟厚重，也就是中国人自吹自擂的所谓大国民风范。想不到多数中国人的品质，除了说大话外，其他方面，我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却和这个「大器」不能相称，平庸而肤浅，伧俗而自负，使人作呕。许多场合我真庆幸外国人不会中文，而尽职的翻译员（把每句话都译出去）又不很多，有时候怕他们翻译得详尽，会把外国人吓得连眼镜都会掉下来。
任何人都喜欢吹牛
中国人喜欢吹牛，这是事实。除了以吹牛来膨胀自己以外，另一面是不是来自「自卫」的心理？用来防止对方的轻视并抵抗强权？
不仅中国人喜欢吹牛，任何一个族群都喜欢吹牛，吹牛好像强力胶，可以巩固自己不充实的或破碎的心灵。美国人和日本人吹起牛来，恐怕更惊天动地。吹牛如果是幽默性的，那是一种智慧，只有平庸伧俗的吹牛才可厌，我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健康到有幽默感的地步。
这是她的祖国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窝里斗、心胸窄、讲假话、不自尊、不直爽、自大炫耀，又自卑自私，没有容忍大度的性格，没有独立思考的思维，缺少敢想敢讲的精神，至死不认错……。有些人说这一现象任何民族都有，为什么柏杨先生光指中国人？
我从没有说过这些毛病只中国人才有，而只是指出中国人有这些毛病。其他国家有，那是其他国家的事，跟我无关。继女碧心嫁给一个德国人，他们去中国大陆旅行，来自世界最进步国家的女婿，过去曾经在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看惯了落后地区的模样，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反而，我继女接触到大陆社会形形色色，十分震惊，感到羞愧难当，因为，这是她的祖国。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我到过比中国大陆更落后的地方，心里的伤感要淡得多，我想这是人之常情罢。
说谎成了美德
「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中国人真是如此这般「知人知面不知心吗」？或口是心非吗？
中国是一个历史古老的国家，历经无尽的灾难和折磨，就像一个命运坎坷的老人，不但老于世故，甚至老奸巨滑，加上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专制政治和封建社会的侵蚀，深刻了解如何才可以保护自己，而传统的教育中，往往训练孩子尽心尽力学会察言观色，讨好长辈，并没有教导孩子们诚实做人的人生态度，对别人则养成猜忌，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所以产生下列之类的劝勉格言：「话到口边留半句」、「逢人只说三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毛泽东先生出现，中国人有感于他是伟大的舵手兼救星，一不小心，忘了传统教育，向他口吐真言，结果是那么悲惨，毛泽东不但吞食自己的诺言，还把说谎当做应该歌颂的美德。在这种情形下，你教中国人怎么敢再说真话？
天气哈哈哈
有人说：日本人回答「好、不好」，「要、不要」，很模糊，模棱两可。中国人很率直，讲话单刀直入，一清二楚不会拐弯抹角。这种评述正不正确？
不见得正确！中国人最高的手段就是模棱两可。在手握权柄的头目没有表示意见前，绝不敢自己表示意见。最具讽刺的故事是：连天气好坏都不敢表示意见，两人见面只敢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敢说：「今天天气冷！」因为对方可能正感到热，也不敢说：「今天天气热！」因为对方可能正感到冷！「哈哈哈」是中性的，不冒任何危险！
中国人的交情
中国人陌生人见面，怒目相视，大都有同感。外国人也有这种印象。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西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可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名言，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好客精神？食客三千，是好客的象征呢？还是聚众恃强的作风？
战国时代有「四大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每人都延揽知识份子和特殊技能人士，供应他们好的待遇，一方面展示自己的人望，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政治干部，利用他们的才智，加强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势。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交朋友，含有功利的成份，好像现代美国的各类各型基金会延揽各国精英一样，是吸收人才的一种方法。
中国陌生人相见，虽然冷漠，还不至于怒目相视，中国人虽然不是一个好公民，可是却是一个好朋友，美国人之间淡淡的，朋友很少，日本人之间紧紧的，朋友插不进去，中国人之间，因为互相猜忌，有强烈普遍的窝里斗，一旦发现知己，二人互相认同，就会建立起非常要好的友谊，这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是中国人的最大珍惜。中国人宁愿抛弃法律，也不愿抛弃友情，像美国水门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出卖尼克森是不可思议的，他所栽培的人，无论朋友或部属，即令在法庭上发誓，也都会为他辩护。这种现象固然对法治有害，但也说明中国人对友情的感受。我认为有中国朋友的外国人，应该好好珍惜中国人的朋友之情。
给他官做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喜欢做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谁都难以反驳。只要有人给他官做，他就会服服贴贴的把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也可能因此，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而主张「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这种喜欢做大官的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以往在中国社会要出人头地，只有做官一条。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不像现代社会，你可以当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也有向诺贝尔奖金挑战的机会？行行都有出路，不一定升官才能发财？
问日本小孩，将来要做什么？日本小孩回答的不是要做大事，反说将来要做司机、动物园管理员、老师……但台湾的小孩不一样，都想将来做大事业！
中国人传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