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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像站在一片灯海之中，万籁无声，我凝视着天安门城头巨大的毛泽东先生遗像，他头上的「八字发」浓厚的分开两旁，这个绝顶聪明，以熟读《资治通监》闻名于世的阴谋家，他对中国人心，有灵活的把握，他了解，他作再多的恶，中国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就是他的保护符，他将永远独霸龙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无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批判他。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变，一举粉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标榜的就只是反江青、反张春桥、反姚文元、反王洪文，而不敢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天子，中国人的奴才性格，表露无遗。我们看到很多伤痕文学，包括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写的文章，他们痛斥江青女士、林彪先生之余，没有一个人敢触及到罪恶之源。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风暴中，毛泽东先生让江青、林彪完全蒙蔽，好像是个木偶，以致政变后称江青女士等为四人帮，而把毛泽东排除在外，认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无关。但大陆上广大愤怒的人民，当说到「四人帮」时，总是同时伸出五个手指，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沉默抗议。事实上，毛泽东先生是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应该再加上林彪、康生，合称七人帮。没有毛泽东发号施令，什么事都办不到，没有林彪的军队，没有康生的特务，更是连别人的一根汗毛都动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过四个可怜的小毛虫。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写出真相，说明中国人的懦弱和卑屈。德国人有勇气批评希特勒、俄国人有勇气批评史达林，中国人却没有勇气批评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污蔑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就事实真相而言，有它片面的道理。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也发动不了红卫兵。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重现。因为，人们已把文革遗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算啦，算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刻着一段警句：「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这项灾难就会重演。」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根本用不着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精神污染、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是由于上面克制，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但官员却热烈反对，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人民总是大败，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官员脑筋稀奇之处，在此又多一例证。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理想，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声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类似，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而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门广场，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不禁百感交集。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就可得到讯息。
──摘自一九八九·九·五·台北·林白版《家园》自我批判中国人死不认错，不知是否同人治的社会、德治的社会有关系？文革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的「自我批判」，也流行到日本。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闻过则喜」的群众大反省运动？响应孔丘先生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先生的「自我批判」，不是承认错误，不是基督徒模式的悔改，而是一种巨爪直撕心灵、直撕人性尊严，恋尸狂犯罪的发作。即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的斗争。最精彩的是，有蛇固然要交出蛇来，没有蛇也得在心里制造条蛇，掏出来献给主子。所以，「自我批判」是训练谎言，和制造恐怖的工具，中国大陆几乎一半以上（也就是除了儿童），包括现在坐在权力宝座的一些巨头，过去都曾经在「自我批判」中，承认许多他从没有做过的事。毛泽东先生竟有这么可惊的能耐，使人惊叹！即令是日本天皇，想短短二十年内，把日本人变成一个说谎的民族，恐怕也办不到。
先生说「自我批判」曾流行到日本，我真高兴终于被日本人摒弃，如果迄今仍在身体力行，灾祸是可以预期的。
恋尸狂式的「自我批判」是正常「自我批判」之敌，也就是：假「自我批判」是真「自我批判」之敌；不但不是「自我批判」，反而阻碍「自我批判」，恋尸狂式的「自我批判」呈现出的全是假象，只能据以斗争，不能据以改过。真正的自我批判，必须根据事实，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一种扑杀敌人的政治手段。
悲剧的元凶
我认为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与思想体系的一元化（定于一尊）压制了竞争的原理，是中国所有悲剧的元凶。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不过更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的基因。
二十一世纪是谁的世纪
柏杨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中国人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最近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浪又再度流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有可能吗？
就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两位恐龙，手拿狼牙棒，一个狼牙棒上刻着「社会主义」，一个狼牙棒上刻着「三民主义」，在酱缸中打得天翻地覆，千万人民丧生在他们的狼牙棒下。最后，战败的一位逃到一个海岛上，每天过着草木皆兵的日子，不断诛杀一些可怜小民，用来壮胆压惊。另一位则蹲踞北京，英勇的发挥「窝里斗」精神，造成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希望也是绝后）的对人命和人性的邪恶摧残。这种惨不忍睹的后遗症，在二十世纪残余的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两个庞然大物事实上跟过去其他帝王一样，只是酱缸的牺牲品。在这个悲惨的基础上，我不知道凭什么，二十一世纪会忽然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不要只看东欧各国，共产党消失后，竟迅速恢复原状，须了解它们的原状本是高水准的，而中国原来的水准却是一滩烂酱，而且，大风雪即令还没有过，仍是一滩烂酱。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或是法国人的世纪，或是日本人的世纪，我有理由相信，因为她们有可傲的科技基础，和自由民主精神，以及守纪守法的优点，至于中国人，除了说谎、贪污外，还有什么？
任何人认为中国可以在短短五十年、六十年、八十年，可以跃升到世界第一流的国家，都是痴人说梦，二十一世纪绝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你敢跟我赌一块钱？
食言像食糖
孙中山先生认为近代中国人有如一盘散沙，柏杨先生认为「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俗谚也已明确指出这一民族性。
柏杨先生强调中国人性喜窝里斗，并提出几个主要的原因。可是除了柏杨先生所例举的几个原因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国「有限资源的争夺」。不知高见如何？
即令拥有无限资源，中国人仍然会「窝里斗」。一个日本商业界大亨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在日本开建设公司，盖房子时，把包商找来，就他得标的价格付款，然后再加百分之十，条件是：不可以偷工减料，包商承诺，结果遵守承诺。他在台湾盖房子，如法炮制，包商收了钱，也作了承诺，结果照样偷工减料。贪婪和不诚实，会严重伤害人的发展能力。仅这一点，二十一世纪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世纪。
到底是先窝里斗而后不团结，或先不团结而后窝里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厉的刑法可以制止贪污，但对于窝里斗和不团结，再重的刑法都没有用，这是一种文化承传和一种民族品质。在台湾日本商人可以自己协调，今年由田中公司得标，明年则由佐藤公司得标。中国商人决不可能今年先由张公司得标，明年再由王公司得标，中国人之间，没有这种诚信的基础。很多中国人食言像食糖一样，不但轻松愉快，而且理直气壮，甚至还讥笑坚守诚信的人是天大傻瓜，假如要我举例子的话，我可以举一火车。中国人必须在诚信上坚持，才能提高品质，靠着大怒或撒野，只能使自己更堕落。
他并不真懂
从来中国人误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事实上仅「地大而物不博」，几乎是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如果我模仿柏杨先生的造语法，是不是也可以说：「中国资源很多，都在地下，可惜五千年来都一直未挖出来？」
好像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缺少的正是地下资源，毛泽东先生喊叫中国一穷二白，跟他喊叫的其他口号一样，他并不真正了解，在内心里他仍一直认为中国真的是「物博」，否则他稍微对国家有一星点责任感的话，决不致不去从事建设，而去搞窝里斗。西方黩武者要大炮不要牛油，中国黩武者要核子不要裤子。不要牛油，还有面包可吃，不要裤子，中国人简直下不了床（勿怪乎中国人竟会这么多）！毛泽东正是误认为中国「物博」，才大言不惭说：「十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到过中、英、美三个国家的朋友，都会察觉到这三个国家间的可怕落差，以现在的制度和速度，中国两百年也赶不上欧美。毛泽东的后半生，一直在和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斗争。他向阎罗王报到时，如果绕道英美观光观光，对英美水准之高，一定会大生其气。
死要面子
有人认为日本是因为吸收了儒家思想后，有了这一文化基础才能达成现代化。事实上在日本江户时代是以朱子学为国教，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主张同亚洲恶友绝交而「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达成了现代化，成为列强。亚洲各地的经济起飞也是挣脱了儒教思想的诅咒才能达成的。这点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先生的观点，这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学派的学者或政客，都认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的社会繁荣，与五个地方都受儒家教育有关，这种逻辑如果成立的话，中国大陆更是儒家的发源地，却为什么不能现代化？而这五个地方的人都是用筷子进食的，是不是可以说筷子达成了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不是盖洋房、买机器，而是法治、民主、公平自由竞争，以及人际间互相尊重的感觉。而这些在儒家经典中是找不到的。孔丘的全部思想，「忠」「恕」而已，忠恕是做人的基本美德，古今中外，全都一样，为什么两千年来都没有能够使社会现代化，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四五十年，才忽然有了现代化的功能？
「死要面子」，会迫使一个人走不出道路，也会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不出道路。
当官的不会逃
中国自这十几年来，历经「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盲流涌向都市，又由于人蛇的活跃，盲流大量流向海外。现在在东京、罗马、纽约……等等国际大都市已形成中国人的麻药、欺诈、恐吓、互相残杀的特区。而且逃离中国者日众。现在年轻的中国人，甚至是年老的中国人，大都以逃出中国大陆作为他们人生最大的目标。事实上逃出海外的留学生或难民，只要能在外国，没有人再想回去。如果世界上再有任何国家可以收容中国人，不知道十亿以上的中国人会不会逃光？
绝对不会逃光，至少当官的不会逃，天下之大，去哪里找这么多顺服的「炎黄子孙」，供他们压制、欺骗、虐待蹂躏，而又不必担心反抗？
二十一世纪展望
我已提出了七十九个问题，谢谢您对每一个问题都作回答，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前途有什么看法？中国还有没有前途，或者逐渐萎缩而终于消灭，或者仍能屹立万邦？
中国当然有前途，因为中国人已开始知道中国人的丑陋，并逐渐注意接受丑陋的事实，这是五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可喜现象。记得一九八八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尖锐的提出质问：「你是一个中国人，却到日本批评自己的同胞，是不是感到羞愧？」我不认为有什么羞愧，因为一个崭新品质，跟五千年来传统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新中国人，已悄悄兴起！新中国人不沉醉过去的荣耀里，不靠假话、大话、空话、酸话、毒话，和阿谀马屁的话过日子，而以诚实、和平、信守、尊重，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和理念。新中国人不会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只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身心都健康的世纪，是一种中国人能够尽到现代人责任的世纪。穷也罢，富也罢；强也罢，弱也罢，我祈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最有尊严，也最尊重别人尊严的世纪。
第十九卷： 金三角？荒城
提要
一九八二年，柏杨在《中国时报》的赞助下深入泰缅边区，实地探访神秘的金三角，在「三星期盲目的横冲直撞，随时随地都会伏尸山野」的境况中，观察、访谈、蒐辑各种相关资料，以报导文学的方式，在全球各地华文报连载，带读者进入荒城，去听满星叠、美斯乐的枪声和哭声。发表及时报初版以「金三角？边区？荒城」为名，后来去掉「边区」二字。全书四十三篇，大抵前半以毒品为中心，下笔便写「毒三角」之形成，从毒枭大王坤沙逆叙回毒品王朝创始人罗星汉，带出中国晚清鸦片战争及金三角鸦片战争的内情及惨状。柏杨笔触从战争结束转入异域孤军的艰困处境，场景转移到美斯乐，必要时又将两地联系起来，今昔也有所交会。柏杨在一九六○年写《异域》时并没有亲临现场，二十余年之后得履斯土，异域孤军的过去和现况却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但重要的当然是后者，从与缅军交战到被泰军收编，不得不奉命和毒枭作战，以及孤军后裔在这里的生活、教育等。柏杨的报导令人震撼。为了让读者更能掌握现场，书中随文提供了十余张地图，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