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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害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毡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看在东亚病夫眼里，怎不又怕又急哉？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殭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也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耶稣先生摆卦摊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楣份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写，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耳。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拚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啦（三年级的孩子才八岁，更惨无人道），凡是不参加恶补的学生，教习都另眼看待──上课倒是按照课表上的，但懂不懂在你。遇到没屁眼的朋友，上课时一味信口开河，而且像从前武术师傅教徒弟一样，啥都教给你啦，却留着最重要的一手不教。
有一则童话上说，太古时代，老虎身体太笨，转动不灵，眼看要活活饿死，就去拜猫先生为师，请他教两下子。猫先生就教他啦，怎么跳高，怎么奔跑，怎么捕捉其他小动物。等到毕业之后，老虎一想，该教习没啥了不起，把他吃了算啦。于是，照着教习就是一扑，说时迟，那时快，猫先生只一闪就上了树，老虎生气曰：「老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上树呀？」猫先生曰：「老弟，幸亏我留一手，否则惨矣。」有些学堂教习，就是留着上树的一手，他当然不是怕学生把他吃掉，而是那一手除非你缴了恶补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才教。否则孩子就是国民小学堂毕了业，也弄不清啥叫繁分数，不要说考初中啦，在菜摊上卖菜都不够资格。
报上有一篇文章，谈的也是恶补，他说称之「恶补」不对，只不过是过度补习罢啦，他的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想「过度」未免是打马虎眼，故意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孩子晚饭后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或一两点钟，如果只称之为「过度」，则补到九点十点，该叫它啥？把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个补成小殭尸，而只称之为「过度」，大概补到棺材里才能称之为「恶性」矣。现在这种情形，恶性两字尚不能尽其实，前已言之，事实上简直是谋杀，慢性的谋杀，不流血的谋杀，恶毒万状、斩草除根的谋杀，呜呼！
该文章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看延长义务教育恐怕仍是治标的办法，距治本还差十万八千里哩。君如果不信老人之言，现在不是马上就延长了乎？我跟你赌一块钱，你瞪大尊眼瞧着可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九年，只不过断了若干国民小学堂教习的财路，那就是说，义务教育延长啦，国民小学堂的恶补可能消失，但初中的恶补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高中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二年，初中的恶补可能消失，但高中的恶补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大学堂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六年，高中的恶补可能消失，但大学堂的恶补同样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读研究所，要出国也。即令义务教育延长到二十年，从小学堂一直义务到他得到打狗脱──这当然不可能，不过假定它可能吧，恶补也根绝不了，大家为了进入志愿的学堂，恶补仍会存在。
常有些人摇头曰：「怪啦怪啦，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听说过啥叫恶补？」这和另一些人摇头一样：「我们从前出洋留学，也从没有听说过谁不肯回国的？」时代在变，如果我们没有新观念来接受逼面而来的现实，仍用古老的想法去想，恐怕一辈子都难想得通。其实岂止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花样，就是十年前也没有这种花样，现在如果只轻描淡写的说它只是「过度」，则将来不仅孩子变成小殭尸而已，终有一天国亡家破，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道为了啥哩。
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就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实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艺，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殭尸，该是多么惨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的这不单纯的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的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钩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的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啦。」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点权力就可以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唯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终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原来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补的嘴脸，本来想问问他有啥感想的，可是问了又怕借不到钱，也就没问，不过心里却一直忍不住痒痒的焉。
恶补是一个阻挡不住的潮流，这种新的形势，不是硬化了的脑筋所能了解的，我们目前方法，仍是用防空壕对抗核子弹头的方法，挖再多的防空壕，一个个累得气喘如牛，仍没啥用。呜呼，这是一种剧烈的竞争，而竞争之所以剧烈，来自人口不断而英勇的增加。有人统计说，台湾人口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大家听啦，魂飞天外。其实恐怕还要严重，依马尔萨斯先生人口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那就是说，前年增加了一个高雄市，今年增加的则不再是一个高雄市，而是两个高雄市矣。明年增加的不再是两个高雄市，而是四个高雄市矣。后年增加的同样也不再是四个高雄市，而是八个高雄市矣。盖新增加的高雄市逐渐成长，他本身也要生孩子，也要增加高雄市也。
现在国民小学堂多半实行两部制，上午制的学生上午上学，下午制的学生下午上学。柏杨先生有一次去彰化避寿，亲眼看见下午制的孩子，蹲在一棵大树下，阳光如箭，射到他们头上，昏昏沉沉，教习有气无力，其声如蚊。不禁唏嘘久之。不过这是两年前的事啦，经过两年的时光，我不但不再唏嘘啦，反而为他们庆幸不止，总算有棵大树可遮一下的。再过两年，连大树都分配不到，恐怕只能蹲到稻田里上课哩。
国民小学堂实行两部制，当然是因为教室不够，看起施政报告，每县市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占全县总预算的六十、七十、八十，就有人猛嚷超过宪法啦，其实把全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上都不够，假如每年顶多不过盖五百幢教室，而出生的孩子却一千幢都装不下，在稻田里上课还算吉星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一个孩子发给一个救生圈，泡到海水里上课也。
节育！节育！节育！
发生恶补的原因是：人口日夜不断的滔滔增加。那就是说，同胞们都在勇不可当的猛生，而越是比较贫苦的家庭，小孩越是奇多。有些人说，这跟缺少娱乐节目有关。有钱人家，夫妻们跳跳舞啦、打打牌啦、看看电影电视啦、听听音乐啦、串串门传传闲话啦、烫烫头发做做衣服啦，赏心乐事多得很。而穷苦朋友则只有颠鸾倒凤一条路。我想这话当然也对，不过应该再加上一点，经济稍微宽裕的朋友，往往都有节育的认识，也有避孕的方法。而穷苦朋友，大多数都不知道生小孩还可以用人工控制。于是乎，顽童纷纷问世，把学堂挤得眼看就要爆炸，恶补自然应运而生。
罗素先生认为世界的灾难来自大家猛生，他在《科学与社会》大着上，有一段严厉警告，曰：「如果不及时抑制人口的增加，将会发生什么不可避免的结果乎哉？目前繁荣的国家，必将降低一般生活水准。生活水准降低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工业产品需要的急剧减低，底特律只有停造小汽车而造大卡车矣。甚至，像书籍、钢琴、手表等，都将变成少数特权阶级的奢侈品，最后乃是普遍的艰难穷困。而马尔萨斯的人口律适用于天下，全世界在技术上是联合在一起的。全世界丰收时，人口就增加。歉收时，则因人们纷纷饿死而减少。现在的城市与工业中心大部份都变成无关重要的弃物，那里的居民如果还能活着，将备尝中世纪农夫所遭受的艰苦辛酸，世界将会获得一个新的安定，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一切赋予人生价值的任何东西。」
人口不断增加的远景是人类普遍贫困──本来还有破蓆子可睡的，届时只好睡门板。本来生活过得很好的，也被别人生的孩子拉下马来。罗素先生的预言，在今天台湾，已开始应验，学堂已经变成奢侈品矣，不经过可怖的恶性补习，便读不到也。
根绝恶补的唯一方法，只有节育，使建筑教室的速度跟生孩子的速度相配合；使兴学的数量跟升学的数量相差无几。台北市今年初中联考，如果招生总数一万人，而应考的顽童不过一万零三、四百人，恐怕就是教习倒找学生一块钱，也恶补不起来。相反的，今年初中联考招生总数一万人，而考生却像曹操先生下江南的大军一样，浩浩荡荡八十万，八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有机会考取。请问阁下，如果你是家长，或你是学生，你恶补耶？不恶补耶？
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就是靠的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好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简直全国譁然；一方面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对洋学堂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多半是恐惧的也。
农业社会，劳力就是资本，没有那么多人，就种不了那么多田。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本来是姜子牙先生后代当国王的。到了后来，出了一位姓田的，把姓姜的一脚踢下宝座，由他坐了上去。可是姓田的人数太少，似乎不太安全，他阁下乃生出一个妙法，那就是娶妻如云，然后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