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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嚷又嚷了一大段，真是抱歉。现在且把我老人家杜撰的办法说出来，以供御览。
这办法简单明了，现在仍在台湾的孤军朋友，大概可分为两部份，一部份过得很好，既有房子，而手头又有几文。这一部份朋友，不必狠心插手啦。另一部份恐怕迄今仍民不聊生。民不聊生朋友中，有些尊名在《异域》中出现过，有些则没有出现过，反正不管出现过没有，如果希望得到甲先生赠款的，都请备一份户籍誊本。在书中出现过的，则请加以注明（最好指出某页某行）。没有书中出现过的，则请贵阁下写出当时的番号──从军到排。赠款是每位一千元为单位，如果只有一位来信，则一万二千六百元全数奉上，如果有两位来信，则二一添作五，三位来信，则三一三剩一，依此类推。但如果来信的朋友超过十二位，则仍以十二位为限。
我们所以这么约法三章，得说明一下。第一、户籍誊本者，实万不得已，盖总得有点客观的凭据才行呀，如果连这份随时都可向区乡公所领到的户籍誊本都告免，就成了天女散花矣。而且柏杨先生不但要向甲先生交代，更打算在报上登登，公告征信，所以不希望发生来去无踪的现象，实际上已转赠啦，而天底下却根本没有这个人。我老人家的名誉一向不太高级，这一下就更真赃实据，准是我自己胡编一个假名，而自己下了腰包。第二、指出在《异域》中某页某行，可不是「如欲得奖，先请看看」，而为该书做广告。查该书一册才十元，除了折扣和成本，以及莫名其妙的损耗，像有些小便宜之士曰「送我一本呀」之类，即令卖出一万册，也不过赚五千块钱。世界上没有这种做生意的。为的是，有名有姓，就货真价实，用不着疑心丛生啦。至于无名英雄，则似乎也得介绍介绍那时候的经历，否则的话，谁都可寄一份户籍誊本来碰碰运气也，一旦张公喝酒李公醉，就辜负甲先生的好意矣。第三、以一千元为单位者，怕的是穷苦朋友太多，可能每人只分到几百元或几十元，能买点啥？第四、旧历年为限者，因旧历年才算年，一到了旧历年，差不多都骆锅上山──钱紧，如能有一千元，总可稍微松动松动。
需要这份帮助的孤军朋友，请把户籍誊本，以及详细通讯处（请用正楷，一笔一画的写，可别写天书），连同身份说明（就是指出该书某页某行，或当年的番号），用挂号信寄台北市邮政信箱一四一三号柏杨先生，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截止──那一天正是腊月二十日，过期就不候教啦。在一个月的期间中，如果一封信都没有，则该一万二千六百元，我老人家可不客气的要收归国有，届时任凭谁，就是用老虎钳都拔不出。
（柏老按：台北市一四一三号信箱，是六○年代之事，我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坐牢，家破人散，没人缴租金，早被取消矣。）
还要附说两点，敬请监核。其一，来信尽管有啥说啥，可是千万别说柏杨先生如何伟大，十分感激的话，实在憋不住，顶多说一句礼貌礼貌，说多啦该函就作废，盖你说得多啦，说得我晕忽起来，说不定会掏私房钱多寄几文，那是存心坑人。其二，如果要向甲先生表示谢意的话，则不妨在接到银子后，另外再写一封，在信封上写明柏杨先生转甲先生，我就原封寄往。
款项铁定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挂号寄出，贵阁下二十六日以前一定可以收到，如果没有收到，那就算霉运不退，被挤掉啦，实在对不起。
现在，再拜托孤军朋友，或孤军的亲友，务必把甲先生的好意代为转告，能过得去的，当然让贤为宜。实在过不去的，则请不要客气，人总有连喝凉水都塞牙的时候，接受帮助不算丢人。穷死都不肯接受帮助，虽然可佩，但也显然的有一点不对劲，那就是，他把朋友帮助当成了侮辱，有此一念，也就难以帮助人矣，盖他总不能也侮辱别人吧。依我老人家之见，只要在我们能帮助别人的时候肯帮助别人，我们就有权在没法度时接受别人帮助。
〈后庭花〉
高雄市章强先生、章兰先生，以及两位「一读者」先生的大函，先后收到。四位读者老爷对凌波女士此次在高雄演唱之惨，大喜过望，盖柏杨先生过去曾批评过凌波女士，这一下子证明了我阁下：「目光如炬，有先见之明，且有藉群众之手，为您报了一箭之仇。那些凌波迷，当初为了她，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现在怎么不去助阵呀，大概只是口头上叫，兑现时就露原形了，这叫啥迷？您老真得欢喜才对。」这一段是章强先生的话，其他三位的话，大同小异，不再一一抄录矣。
凌波女士此次到高雄演唱，砸锅砸到姥姥家，上座不满一成，偌大的体育馆，只小猫三只四只（可不是说谁是小猫，只是形容其少罢啦），她不得不在后台掩面痛哭。呜呼，这真是芳心都碎的一哭。而台北报纸，更紧迫直打，出现了不少短评，提出警语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得意不可再往」，已在台北第一酒店捞了一票，还想捞遍全台湾，未免太狠了点。另外则有些人判断她的号召力已露了底，不但邵氏公司不会再要她，别的公司也不会再要她矣，为了定额的几个钱而葬送无限的前途，实在愚不可及兼蠢不可及。
上面这些话，不仅是四位读者老爷的评论，也是小民的评论。只柏杨先生守口如瓶，非是修养忽然好啦，而是为了凌波女士，我老人家可算吃了不少苦头，想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上演时，写了一点感想，谁晓得这一写就好像戳了马蜂窝，搞得捧潮派热血沸腾，电话打到《自立晚报》，有的要退报，有的则大骂曰：「干你老母！」还没来得及分辩，「砰」的一声，已经挂断。挨骂的各位记者编辑，一见了我老人家，就怒目而视。这还不算，从高阶层来的压力，更如雷轰顶，只好仓促结束，盖再不结束，这块千方百计弄到手的地盘就没有了矣。
四位读者老爷大概还记得这些盛况，因之龙心大悦。这番好意，万分感谢。可是感谢之余，仍得分辩分辩。那就是，我老人家当初批评的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影片，也就是只是批评该片导演李翰祥先生只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根本没说过一句凌波女士差劲的话，实在想不通捧潮派为啥不先看清啦再发脾气，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冲动。盖人一旦发了高烧，他就没有理性，眼也不能看，耳也不能听，而只会不分青红皂白打群架。
如今四位读者老爷也这么说，大概也是靠耳朵而不是靠眼睛的，我就不得不十分紧张，我现在当然不再怕捧潮派停报打电话啦，可是连老朋友都人云亦云，可看出人人都喜欢一面之词。不但喜欢一面之词，且以一面之词为待人接物的秘密武器。有些大佬训人的时候，被训份子想要分辩两句，大佬立刻吼曰：「不要说啦，我什么都知道。」一脸精明之状，令人恨不得上去就给他一巴掌。呜呼，他什么都知道，该「知道」是怎么来的？不过靠小报告过日子罢啦。
我老人家从没有批评过凌波女士，偏有人栽赃说批评过，白纸黑字都抵不过发高烧，怎么解释都不行，请他看看白纸黑字也没用。不但他不信，就是至亲好友也不信，大家努力误会，还有啥可说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忠告曰：「昨天跟几位波迷太太，在一块吃饭，她们骂死了你，还是我训她们一顿。」到底是老朋友啦，总是处处拔刀相助，可是他不助还好，一助却肯定了我真的对凌波女士人身攻击。日本四年前大冤狱的男主角吉田石松先生，坐满了二十二年牢，出狱后仍到处奔走，要求昭雪。有人劝他曰：「反正已恢复了自由，还折腾干啥？就是折腾赢啦，二十二年牢也缴不回。」呜呼，这不是缴回缴不回的问题，而是冤枉不冤枉的问题。柏杨先生从没有干过的事，大家一口咬定我干过，我就生气，把我打成稀烂固然生气，把我捧到玉皇大帝的座位上，舒舒服服的坐，也照样生气。
写到这里，谨向四位读者老爷道歉，我老人家多少有点气昏了头，有机会就发泄发泄，叟言无忌，原谅原谅。盖恰恰相反，我却觉得凌波女士实在值得我们思慕。几乎所有的女电影明星，都教人起鸡皮疙瘩，有的装腔作势，除非拿银子晃她一晃，她的架子就永不会塌。有的搔首弄姿，连点点头都是演戏。有的虎视眈眈，急吼吼到处找肉头。然而更主要的是，差不多都一肚子草包（对不起，你阁下当然例外），中看不中吃，只能瞧，不能谈，非谈不可的话，就言语乏味，进而连累得面目可憎。在这方面，李丽华女士可说集各型之大成，有人说她上自头发梢，下到脚趾甲，全是假的。其实，外面全是假的没啥，有啥的是她内心也全是假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有政治意义，教人阵阵发毛。只有凌波女士仍保持正常的一片纯真，这种人不但电影圈里少见，就是社会上也少见。
正因为凌波女士有点傻兮兮，所以她才跳进包商──那位可敬的套曲家周蓝萍先生暨夫人的圈圈，被牵着鼻子，沿街卖唱。从台北唱到高雄，从高雄唱到台南，再从台南唱到台中。嗟夫，这正是一段〈后庭花〉：「急煎煎红尘里走，气怯怯大街上诌，走的个喘吁吁无停脚，诌的个汗淫淫不转头。真好是没来由，盛名家私一齐丢，娇身躯，不自由。」
沿街卖唱的毒计
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氏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死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期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灾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画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出，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的观念，应是落伍的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那些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气，其实二人聪明才智是相等的，只不过范蠡先生放得下，而文种先生放不下。
常有人拍大腿作豪语曰：「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呜呼，啥叫「放得下」？这话说起来既不费力，又不费钱，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恐怕比割他屁股上的肉还痛。夫「放得下」者，不是指放得下「煌煌金印大如斗」，金印再大，乃无情之物，说扔啦也就扔啦。而是指寄生虫的膝下承欢，前呼后拥，和教他舒服的那种杀身以报的嘴脸，就实在牵肠挂肚。史书上虽没有详细描写，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种先生所以退不下来，恐怕和寄生虫群晓以大义有关。而且，即令大智大勇，决心教他们鸟兽散，恐怕他们也不会散。原因很简单，寄生虫都是有吸盘的──君见过蚂蟥乎？蚂蟥似乎不是寄生虫，但他阁下的吸盘可真蔚为奇观，他不吸上你，算你运气，一旦吸上了你，则不但吸，而且还往肉里钻。主人翁一气之下，捞起破鞋就打，结果是越打他，他越吸得牢。实在无法，用手猛拉，这一拉不当紧，拉不断还好，拉断啦他的前半截就索性钻进去。反正他是从一而终，吃定啦。
这也就是说，「人物」们即令忽然心里明白得水晶一样，也没有用，想「得意不可再往」，也作不了主。寄生虫是靠主子吃饭的，你不再往，他混个啥？等到吸得水枯石烂，然后把脚一踢，另投明主。这社会真是可怕，一些稍有点成就的朋友，想勒马都找不到缰绳。你刚一欠屁股，寄生虫就一把揪住，痛哭流涕曰：「你骑得正叫座呀，谁不拍巴掌呀，你要是不再继续往前猛冲，怎对得起天地良心，国家民族呀。」
套曲家是不是如此这般吸住了凌波女士，揪住她不准她勒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发表了这一类的言论，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凌波女士这种从悬崖上往下跳的勇气，必有名师指点。台北报纸评论中指出的，认为凌波女士不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想凌波女士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而套曲家聪明盖世，恐怕是知道的也。正因为他知道，所以趁着吸得正紧的时候，多吸一口是一口；趁着还可以压搾出点油水的时候，多压搾一滴是一滴。于是乎，万众归心的一代影后，变成了一棵卖唱跑码头的摇钱树。
花无百日红
说了凌波女士和套曲家夫妇这么多，越说越觉得好像我老人家在做自传。呜呼，柏杨先生固也在「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的边缘，不仅是在边缘，现在穷写专栏，简直已经在悬崖上马失前蹄矣。我老人家周围虽然没有团团转的智勇之士，但老妻却一直怕我突然跳下马背。盖稿费来源断绝，她就不能戴花抹粉「老来俏」啦。不过有个问题跟凌波女士不一样的，柏杨先生被掇弄得身败名裂，柏杨夫人一定跟着受活罪；而凌波女士被掇弄得身败名裂，套曲家夫妇到时候把脸一拉（以套曲家的忠孝仁爱，翻脸倒不至于，但把尊脸拉下来，恐怕在意料之中），她喝她的凉水，他吃他的牛奶，便两不相涉矣。
正因为利相同而害不相同，所以他阁下并不爱惜凌波女士的羽毛，不但不爱惜，反而尽量糟蹋。有一件事我敢跟你赌一块钱的，凌波女士这次如果不砸锅，终有一天也要砸锅。可敬的周蓝萍先生暨夫人，一甜再甜，说不定能把她引诱到阿里山上唱，反正是她不倒栽，他绝不罢休。
这次高雄卖唱垮得哗啦哗啦响，是必然的。盖全高雄连怀抱中的娃儿，车站卖甘蔗水的，以及牢狱里的倒楣朋友在内，不过八十万人。可是场地却选定了体育场，该体育场能容纳八千之多。一天两场，就有一万六千个位置。那就是说，必须全高雄七分之一的人都去洗耳恭听，才能把场子坐满。夫台北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