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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称做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是一种「邪说」，非也，非也。这不但不是邪说，反而恰恰的是「正路」，一个人必须走此「正路」，才有富贵功名。若只追求灵性，追求侠义情操，那才叫「邪说」哩。可惜袁先生没有介绍出来这位发明家姓甚名谁，以便拜识尊颜，不过也用不着介绍，读者老爷中有不怕输一块钱的，敢跟我赌上一赌乎，十拿十一稳，该发明家准是一个酱缸蛆──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
欣赏老奶天天在大街上表演翻筋斗，还是小焉者也，袁先生一定还看见过游街示众，闹市枪决人犯的节目。日俄战争时，日本皇军常把当俄国探子的中国人，五花大绑，背插白旗，在大街上一路鞭打，打到刑场，用军刀斩首。斯时也，中国观众，人山人海，却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但没有愤怒，也没有哀怜，好像被砍的不是自己同胞，而是山坡上的一棵椰子树。这景象曾使鲁迅先生吐血扼腕。其实固老毛病也，柏杨先生曾介绍过，昔黄道周先生于明王朝覆亡后，被逮至南京，途中正逢过年，家家笙歌，处处狮舞，一窝蜂围上来看那个囚犯老头，同样没有表情。有表情的话也是叹惜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也是叹息他不走「正路」，不肯「正干」，如果不叛逆异族，「妄图非份之福」，何至落得绑赴刑场。
袁晴晖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按照正常的酱缸传统，一个人不要说当到了监察委员，就是当到了一个五六七八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官崽，好比说，不过当了一个科长组长股长，有的甚至连个「长」还没混上哩，就自以为已走上了「正路」，对于凡无益于富贵功名的事，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有啥感慨啦。要感慨也只是感慨长官不欣赏他，或感慨同一条线的弟兄挤他，绝不敢乱交「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的朋友。所以我颇为担心，袁先生憋不住三昧真火，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富贵功名？但愿没有影响，如不幸而有影响，则不妨学学苏雪林女士骂鲁迅先生的绝技，随时再写一文，把柏杨先生蹂躏得一钱不值，我老人家绝不大惊小怪。
「正路学」来自势利眼主义，强烈过度的势利眼主义来自酱缸。《笑笑录》上有一则故事说，宋荔裳先生小的时候，在私塾念书，有一个老科甲莅临参观，问曰：「你看的啥书？」对曰：「《史记》。」问曰：「谁作的？」对曰：「司马迁。」问曰：「他是那一科进士？」对曰：「老爹，他不是进士，只是汉王朝国史馆的一个小职员罢啦。」老科甲把《史记》拿到手中，翻了半天，不屑曰：「这种书，读它干啥？」据书上说，宋荔裳先生当时就恨不得咬他一口。
问题是，那老科甲为啥连司马迁都不知道，连《史记》是啥也不知道？无他，只缘那不是「正路学」而已。把《史记》读熟啦，有啥用处？而必须把八股文读熟啦，才有得官做。现在虽然没有老科甲，但却有的是老酱缸蛆，在他脑筋中，廖季衡先生跳海救人，算不得正路；岳飞先生精忠报国，也算不得正路；即令他的尊嘴不得不努力宣传那是可敬的，但关着门训子勉女，恐怕真心话就出来啦。《说梦》上有两句诗，曰：「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平常。」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对国家兴衰淡漠，对民族存亡淡漠；对别人的痛苦冷酷，对弱者更冷酷。
绝大多数问题，如果探讨其第一因，恁他千头万绪，都会追踪到酱缸。中国人天生的如此淡漠冷酷乎？当然不是，这不是我老人家也一厢情愿啦，呜呼，须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婴儿孩童，都是天真烂漫的也，从天真烂漫逐渐的一个个变成丑剧人物，绝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焉。
酱缸特产
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这句话似乎太长，中气不足的朋友一口气读不上来，可能寿终正寝。这不能怪我，要知道学院派为了唬人，往往把一件简单明了的道理，故意拖泥带水说上一大堆。柏杨先生不过比葫芦画瓢，以示学问甚大，固无啥恶意也。去年（一九六六）十月间，孙观汉先生来信，问敝老头酱缸到底是啥？其成份又是啥？捧读该信后，心里像一锭灌了铅的假银子，一直是既沉重而又虚脱，姑且这么露露学院派的一手，藉以缴卷。不过，说穿了就泄气啦，连三岁顽童都知道，孙观汉先生观察分析，比我老人家深入百倍，只不过身患冲谦的坏毛病。好像老师问学生曰：「二加三等于几呀？」非老师不知也，乃考一考也。于是柏杨先生就拉开嗓门乱答，这不是说我阁下乱答得真有道理，而只是说，我乱答时的态度和内心是顶真的。各位读者老爷不必管天才儿童的答案，只要听天才儿童声震屋瓦的嗓门就行啦。
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酱缸文化也有它的产品，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殭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前些时报上有篇文章，作者也是袁晴晖先生笔下的「发明家」，其发明的学说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使我们现在受罪；如果能打下铁铜江山，教我们安坐享福就好啦。
这话猛一听颇有道理，跟「中国人重私德，外国人重公德」学说同样有道理，但再一听就觉得有研究研究的必要。这就跟父子一样，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又上过大学堂，然而却把日子过垮，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而只能怪自己不争气。可是，如果他一生下来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遗传了羊癫疯，就遗传了色盲，而又是个白痴，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他的责任就太小矣。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如果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我们能忍心教他闭嘴乎？（酱缸蛆却是下得这种狠的）。所以，敝糟老头真的想出一两百条，也没啥稀奇。不知道孙先生以为然乎？
这七大产品，我们曾经零零星星介绍过，如果再重复介绍，恐怕编辑老爷先不同意：「怎么，老头，你穷疯啦，骗稿费总不能靠炒冷饭呀。」而且那些零零星星的介绍，都是一些触景生情的本能反应，忽然想起，就忽然冒出，如果像老学究研究「正史」一样，左翻右查，这里挑出一句，那里挑出一句，恐怕把白头发都会累成了黑头发也。
任何一个人，对权势都是尊敬畏惧的，从孩提时候起，就害怕教习，而不害怕父母。盖父母太亲太溺，看不出有啥后劲，而教习则不然矣，教你站就得站，教你坐就得坐。柏杨先生的小孙女，好像是天下最顽皮的小女孩之一，现在她正读小学堂一年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学堂教习。去年刚入学时，有一天，我老人家去学堂接她下学，跟她级任教习碰了面，赶忙上前巴结，心里一紧张，没话找话，顺口说出她的注音符号还有些没学会念不出音。当时也没觉得有啥严重，谁知道第二天，教习大概训了她一顿，好啦，我又去接她时，她脸上绷得像个玩具娃娃，等走出校门，到了巷口，她把小手往腰一叉，瞪着大眼，跺脚向我吼曰：「我这一辈子都是你这个老头害的。」陪了不少小心，她才算肯爬到我背上，让我驼她回府。但我从此也就摸到了窍门，每逢她不可一世，谁的账都不买时，我就宣传要告诉她的教习，她的威风霎时就没有啦，有时候还要反过来拍敝老头的马屁。
在大人们心目中，权势更占主要的地位，再不势利眼的朋友，在潜意识中仍是势利眼，不过不同于世俗的干法而已。像你阁下，道德学问，真是没啥可挑剔的，可是有那么一天，有人告诉你说柏杨先生要揍你啦，你恐怕不在乎。但如果消息传来，说三作牌要揍你，恐怕你当时就会吃不下饭。盖柏杨先生的「揍」没有实力作后盾，三作牌的「揍」，却是可以兑现的，在贵心脏上的份量，自有不同的估价。罗素先生有专门着作研究这种现象，我老人家就不再鲁班门前表演大斧啦。
问题在于，中国人对权势的崇拜──势利眼主义，已如痴如狂，不发作的时候，已经很是可观，一旦发作，就像波密拉台风，呼啸咆哮，拔山倒海，当之者死，阻之者亡。就是躲在旁边冷眼瞧瞧，也会瞧得浑身发抖。
化淫棍为圣明
洋皇帝是个啥模样，我们不知道，但洋电影却看到不少，电影虽然只是艺术，不是严格的史料，但洋电影在制度服装布置上，大体上尊重史实，可跟他们的史书互相参考也。这两天台北国宾戏院正在上演《雄霸天下》，亨利二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固然他跟每一个大权在握的家伙一样，念念不忘大权在握，但他还有拍肩膀的朋友，还可以大说大笑，大跳大闹。西洋史上最残暴混账的皇帝，莫过于尼罗先生啦，但尼罗先生似乎也比中国最英明的皇帝有人性，也比中国最英明的皇帝可爱。呜呼，由于对权势入骨的崇拜，中国同胞是把权势放到第一位，而把伦理放到第二位的。叔父也好，伯父也好，舅父也好，祖叔父也好，祖伯父也好，外祖父也好，表祖父也好，不管你的年龄多么老，辈份多么高，对国家的贡献多么大；不管那个当皇帝的是自己的侄儿也好，侄孙也好，见了面都得双膝下跪，诚惶诚恐，连头都不敢抬，而且还得猛喊万岁陛下，自己称自己是「臣」，是「奴才」，连个「我」字都不敢用。这种逆伦灭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没人反对，反而认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偶尔有个皇帝小子把老家伙们像「召」妓女一样「召」到后宫，「赐」他们坐，「赐」他们茶，大家就魂儿乱飘，认为这是「待以家人礼」，乃天纵英明的恩典，可以大书特书。
洋皇帝再荒淫，似乎都有一个限度，像尼罗先生，不过杀了一个妻子，姘了一个下三滥，洋人就大譁不止。跟中国皇帝比上一比，他那玩艺又算个屁。中国皇帝杀妻子能一杀一大群，而且除了妻子，想姘谁就姘谁，岂止小家子气固定的只姘一个哉？史书上说，中国皇宫里的宫女都是穿开裆裤的，盖皇帝老爷一时兽性大发，迫不及待，就可当场推翻。如果裤子有裆，还要解衣宽带，就扫了龙兴矣。这不是说洋皇帝都是好货，而中国皇帝天生的淫棍色狼。而是普遍的权势崇拜，把他们崇拜成活畜生啦。前已言之，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就在周王朝时，皇帝就可以合法的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妻子（真教我老人家吃醋）。计皇后一人，每隔半月陪皇帝上床一夜。夫人三人，每隔半月三人共同陪皇帝上床一夜。九嫔九人，也是每隔半月共同陪皇帝上床一夜。世妇二十七人，每隔五天，抽签抽出三个人陪皇帝上床一夜。女御八十一人，在剩下的十四天中，每天由五个或六个人共同陪皇帝上床一夜。
──这种桃花运现在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却是圣人们帮凶代定的，君如不信，请看《礼记》内则原文：「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偏。」
十五日而偏者，半月一循环，而且圣人也者，还苦心诣旨的为该淫棍排好了性交日程表，公平分配，你要想单独的颠鸾倒凤，必须升到皇后的地位才行，否则的话，就得大家都脱得赤条条，任凭有权的家伙当众乱搞。
一个皇帝竟有那么多妻子，天天晚上都得大荒唐而特荒唐，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嫖客，难怪中国皇帝差不多都是短命鬼。但这些似乎仍不能过瘾，于是到了汉唐宋几个王朝，后宫的太太小姐，简直几千几万，而这些太太小姐的来源，不是薪给制，也不是买来的，而是抢来的，抢的时候跟土匪抢良家妇女没有分别，不过忠义堂变成了金銮殿，抢女人变成了选秀女。然而最狗娘养的，莫过于专门抢他部下的女儿。想一想这是个啥场面吧，大嫖客派出爪牙，把高阶层合乎年龄的女孩子都「宣」到殿上，吊起眼角，左挑右挑，一挑就是一批，然后赶到后宫，当晚就一一嫖之。斯时也，那些女儿被大嫖客狂嫖了的老爹，一个个满面光彩，高兴得搥胸打跌；不但高兴得搥胸打跌，感恩戴德，还要杀身以报哩。《红楼梦》上贾元春女士不过大嫖客怀里一个娼妓罢啦，可是你瞧瞧她家的荣耀和感激入骨之状，真使人打呃。
为什么中国将相人物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乎哉，这跟对权势疯狂的崇拜有关。盖女儿被嫖，乃接近权势的一大契机。如果柏杨先生有那么一天，也要猛挑，恐怕第一件事就是先挨一顿臭揍，无他，我手里有他妈的啥哉。而大嫖客嫖他女儿嫖舒服啦，他的官就立竿见影。
不过，无论如何，女儿被大嫖客弄去乱搞，最初多少总有点羞辱之感，为了掩饰这种羞辱之感，或为了铲除这点羞辱之感，乃有圣人出面，发明一套理论根据，培养一套畸形道德，这就跟「盗亦有道」一样──这比喻似乎不太恰当，最恰当的莫过于跟妓女一样，最初下海时，同样多少都有点羞辱之感，可是一旦她建立起来她的畸形道德观念，她就光明正大兼理直气壮啦。柏杨先生曾跟以裸体陪酒而闻名台北的一位酒女打过交道，（呜呼，柏杨先生能有几文，怎会跟她真的打过交道？不过她阁下现在已是一个富婆，忍不住想拉拉关系，往脸上贴金罢啦，这也属于势利眼主义。君不闻乎，有些瘪三朋友，动不动就吹曰：「张部长是俺表哥！」「李董事长请俺吃饭！」敝动机一也。）有天黄昏，我老人家正蹲在巷口看下棋，只见她身穿猎装，袅袅婷婷，上她的自备汽车，我仰头搭讪曰：「小姐，你去那里呀。」她庄严肃穆曰：「上班。」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脱口问曰：「上班？你上啥班？找到工作啦。」她笑曰：「老头，你上班卖力，我上班卖笑，都是靠真本领吃饭。」没等我再说话，就钻进汽车，嘟嘟而去，看其背影，俨然内阁大学士。
没有伦理观念
我们说圣人是帮凶，实在是故意温柔敦厚，其实他们不但是帮凶，简直还是正凶，至少，跟有权的大家伙同是共犯。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的老祖宗盘古老爷大发脾气，要彻查是谁把中华民族糟蹋斲丧成今天这个样子，知识份子的屁股恐怕得先打个稀烂。盖权力是一种汽油，知识份子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乎哉？
欧洲各国，从专制而民主，是逐渐的，这跟产业革命有关，但并不全靠产业革命。在机器发明之前，洋皇帝的权力就一直受到知识份子的拘束。法国皇帝最最自我陶醉，路易十四先生还吹牛曰「朕即国家」，好像跟中国皇帝一模一样，但他的威力仍有极限，凑款凑钱时，仍得找人民商量，法国的三级会议虽断断续续，但也只断断续续而已，无法连根拔掉。而英国的荒唐国王，像查理第一，必要时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途。中国恐怕从来没有这回事，盖圣人已经为当权派发明了畸形哲学，曰：「率海之民，莫非王臣，率海之滨，莫非王土。」人民的财产和老命原来竟都是他妈的大嫖客的，怪不得皇帝想干啥就干啥，也怪不得政府官员都成了裸体陪酒的娼妓也。结果是在强大的权势崇拜狂之下，化淫棍为圣贤，化罪恶为纯洁，化大嫖客为天子英明，化下三滥为盖世英雄。呜呼，知识份子对权势心向往之，到了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真是没啥可说。
中国皇帝除了自己的亲爹之外，没有伦理观念（即令是亲爹，如果该亲爹不是大嫖客，伦理观念也很淡）。而中国人也从不敢以正常伦理，规范他阁下。伯父叔父，见了他固然要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