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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的发展时，也就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就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蝟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拚个「千万人头落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受重伤。嗟夫，是刺蝟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要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
袁先生第一信曰：
「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不对。』其实发明家这些有其道理，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我觉得，在历史上，先圣先贤不少，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有如恒河沙数，与先圣先贤数目一比，简直不能比。糊涂混蛋的帝王，阴险残酷的权奸，卑鄙无耻的奴才，不胜其数，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谗人高张，贤士埋没，黄钟毁弃，瓦罐雷鸣也。」
──柏杨先生插嘴曰：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举目四望，瓦罐朋友林立，雷鸣之声，更是震耳，大概于今虽烈，于古已然吧。
袁先生信上续曰：
「读历史，忠臣受害之惨；看小说，良民受祸之烈，不觉掩卷三叹。至于其他，如阉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令寡妇饿死守节，更惨无人道。童养媳，抱媳郎，买卖童仆，世世做家奴。广蓄姬妾，淫乱家庭，迷信鬼神，以扶乩卜卦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凡此种种，真可谓不胜枚举。我们伟大的发明家，把我们这一辈人骂得很对，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对人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假如我们还不觉悟，来努力赎罪还债，国家民族前途，还有希望吗？」
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楣，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恁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若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廷弼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了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孺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为国家复兴，累得吐血，结果被逼自己抹了脖子。若王安石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利，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而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的，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挤和斗，受不尽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五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阉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份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是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一部份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也。
李国鼎先生指出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呜呼，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的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叫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得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是天下第一流的。可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浆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吾友吴佩孚先生驻防洛阳时，「八方风云会九州」，不可一世，当时一位先生（偶忘其名矣）写了一篇呈文，说的是军纪的重要，并建议凡是奸淫烧杀的家伙，都应军法从事，洋洋洒洒，凡数万言。当大头目的，那有时间看完，吴佩孚先生看了一半，就用大笔一挥曰：「照准」，盖对这些仁义道德，岂有不照准的。第二天，秘书长拿着该公文，面色苍白，跑了进来，曰：「大帅，这件事情恐怕得研究研究吧。」原来该呈文后半段是控告某将领（也忘其名矣）如何如何王八蛋，要求执行枪决的也。吴佩孚先生一瞧，连忙在「照准」上加一个「不」字，成了「不照准」，险哉，老命。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侯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放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上，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像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弟」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诠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施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
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或不敢溜，那么也只有「进谏」这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遇到择恶固执，一浑到底的头目，认为凡是「进谏」的话全是反调，存心跟他捣乱，就砸了锅矣。万般无奈中，潘金莲哲学就往外冒，跟朱熹先生同一个瓦罐里的酱缸蛆吴祖谦先生，曾搬出一套，这一套见于《东莱博议》，文曰──
「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未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道，亦何暇尤其从否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忧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
这一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当小民应忧虑的，只在于规劝得法不得法，不在于皇帝老爷听从不听从。规劝这玩艺太难啦，诚心不够，不行；没把理说清楚，不行；辞不达意，不行；不能心平气和，不行；行为不能使皇帝老爷尊重，不行；言论不能使皇帝老爷信任，不行。我们所忧虑的应是我们没有规劝的技巧，而不应问皇帝老爷采纳不采纳。──好像，不忧虑手术不高明，而只忧虑病难治，那是拙医。不忧虑自己没有计谋，而只忧虑敌人强大，那是庸将。」
这是一段很有力的雄辩，像连珠炮一样打出来，打得人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点头赞叹之外，啥话都说不出口。
「只我例外」
吕祖谦先生一阵连串炮，把读者老爷打得胡乱点头，对历史上那些因进谏而被杀被辱的忠臣义士，不但没有丝毫敬意，反而把他们讥嘲诋譭得一钱不值。这副心肠，婊子心肠也。呜呼，当司马迁先生进谏刘彻先生时，他是怀着如何的忠诚，结果被绑到有暖气的房子里，受尽苦刑，最后还饶不了他，割掉生殖器。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又何至辱骂他乎？杨继盛先生进谏朱由校先生时，在砚台上写曰：「鸡三鸣，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阉，事成策汝功，事败同汝贬。」这又是何等的沉痛，稍微有点人性的朋友，即令不同情他，也又何至辱骂他乎？
皇帝纳谏不纳谏，明明是皇帝的责任，而不是小民的责任，可是酱缸蛆用三稜镜的眼睛一瞧，事情就恰恰翻过来啦，成了皇帝没有责任，小民有责任啦。好像三作牌劝人不要开快车，那人非开快车不可，结果把路人撞了个半死，他倒没有责任，而三作牌的责任却大啦，这算啥逻辑哉？
柏杨先生家乡门口，有棵古老槐树，据说槐树上住着一位狐仙先生，呼风唤雨，本领奇大，树上挂着一匾，有字曰：「诚则灵。」有一次我老人家屁股上长了一个英明的大疮，不知道向该槐树兼狐仙磕了多少响头，又不知道吃了多少香灰，结果该大疮仍然英明的往外流脓。我去找神棍论理，神棍曰：「你看那匾啦没有，诚则灵，这不是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