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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钯，对任何改革，用五齿钯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塾，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的也。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楞楞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份，可是想不到喝尿份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应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心理，明白了一阵），闹嚷嚷的结果，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艺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个五齿钯上的，嗟夫。这个五齿钯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份子，仍坚决的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生存恐怕就动摇矣。
不仅人好事好，「书」更是好，韩愈先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文以载道」朋友，也是酱缸蛆之一，他阁下对汉王朝以后的书都不读，而只读汉王朝以前的书，也就是孔丘先生、姬旦先生之类圣人的书。
遵古炮制
因为古书好，所以今书全都不堪入目（然而，等到今书一旦也「古」啦，也就同样值钱）。说仁义讲道德，固然要靠古，就是写个字，也同样的要靠古。宋王朝有位刘禹先生，是当时的诗人，有一次摇头摆尾作诗，想用「饿」字，可是忽然间想起来古书上从没有见过这个「饿」字呀，这一想就好像挨了一下五齿钯，顿时不敢下笔。宋子京先生曾咏之曰：「刘郎不敢题饿字，虚负诗中第一豪。」柏杨先生也曾咏之曰：「酱蛆不敢用饿字，只为酱缸酱得牢。」连一个字都想到古书，古书的权威真是太大啦。古书上也从没有「癌」字的，大概害癌的朋友，全是离经叛道之徒。糕糕糕糕
中国传统的学术界，有一种畸形现象，那就是必须「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才算第一等好手。这就跟中药铺「遵古炮制」的金字招牌一样，是一种不长进不成材的气质，也是一种永远向后看不敢向前看的气质。这种民族要想强大，真得好好折腾一阵。刘禹先生连纯文学的诗都要求它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其他学术上的文章和讨论，更不忍卒睹矣。
吾友苏东坡先生曾在考试时写了一段话曰：「从前有人犯了死罪，皋陶先生说了三次要杀他，姚重华先生说了三次要原谅他。」主考官欧阳修先生一瞧，指名道姓，准有来历有所本，就给他头名高中。事后问之，苏东坡先生只好供曰：「实在是既没来历，又没所本，只是想当然耳。」弄得欧阳修先生张口结舌。苏东坡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思想澎湃的人物，但他也得利用利用酱脑筋才能出头。至于研究历史的朋友，就更不得不一头栽到「正史」怀里，撒娇撒痴，既喝尿又吃屎，非「正史」就不相信，非「正史」就不算数。任何一件事，如果「正史」上没有，就跟刘禹先生对「饿」的判断一样，咬定钢牙，说它是假的。连最活泼的袁枚先生，有时候也跳不出这个鸟笼，他有一首为吾友杨玉环女士洗冤诗曰：「新旧唐书分明在，那有赐钱洗义儿。」扬扬得意，认为这一棒的劲大啦。呜呼，新旧唐书上没有说她给安禄山先生洗过澡，就可反证没洗过澡乎哉？「正史」也者，是文字诈欺的老巢，它上面也没说过杨玉环女士是李隆基先生的儿媳妇，而被公公收归国有的，难道我们也就相信她是黄花闺女嫁给老头的乎哉？糕
古书既然成了九天仙女的丰满乳房，既不能摸，也不能碰。摸一下固然要倒楣，碰一下也会被揍得遍体鳞伤，则古文自然而然的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文言文竟然盛行了两千年之久，一直到胡适之先生出马，才把它革命革掉。天乎，如果不是胡先生，今天我们还在文言文里打滚，想起来真是浑身都抖。
《轩渠》上有两则故事，和殭尸般的文言文有关，恭抄于后，以献读者老爷。
第一则曰──
严州有位陈太太，托她的侄儿陈大琮先生写一封信给她的儿子，口述曰：「孩儿耍劣弥子，又阋阋霍霍的，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翦脚上骨出，儿胜胝儿也。」陈大琮先生呆了半天，不能下笔。讫
第二则故事差不多──
京师有位军人的妻子，丈夫出征。花了一块钱请一位教书秀才代她写一封家书曰：「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午憎，每日恨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窝囊，不要吃温吞蠖脱底物事。」该秀才老爷听啦，想了半天，把一块钱奉还曰：「亲爱的太太，你请别人写吧。」
中国自有史以来，从不准女人受教育，这种传统，实在是一个难以宽恕的罪恶，不特此也，酱缸蛆还制成学说曰：「女子无才便是德。」盖害怕女人一旦有了知识，轻则怀疑男人的权威，重则发扬独立的人格，把臭男人从脊梁上一蹶子撂下来也。于是不但臭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自己也不敢以人自居。班昭女士的〈女诫〉，不过努力猛劝女人效法潘金莲女士喝西门庆先生的尿。吾友狄仁杰先生在南周王朝皇帝武女士手下当宰相，有一天去拜访一位姓卢的姨妈，他表弟见了他，带理不理，狄仁杰先生曰：「阿姨呀，我现在总算当朝一品，多少有点力量，表弟要想做事，我愿意帮忙。」想不到一番好心肠被当成驴肝肺，立刻就碰了个酱钉子，姨妈曰：「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不打算教他去伺候女老板。」呜呼，不当官没啥不对，不走邪门更使人钦佩，但拒绝的理由却只是因为老板是女人，就未免使人膀胱不舒服。这位卢太太降志辱身，自己是女人，反而看不起女人，应该也是第二个喝尿的潘金莲。不过我们并不怪她，酱缸文化把她酱成了畸形人，这个责任她负不了也。
闲言表过，且回到我们前面介绍的两则故事。
这两位不识字的太太（不是她们自甘堕落不肯识字，而是传统文化害她们不识字），托人写信，两位写信的小酱缸蛆，却无法下手。无他，二位太太活泼的现代言语，合不上「古」的模子，拜古主义者就束手无策矣。而且即令有策也不敢施展出来。凭天地良心说，两位太太的信，像「孩子耍劣嬭子，又阋阋霍霍地」。「恨特特的笑，勃腾腾的跳」。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要说当时，便是千年之后的今天，心花都会怒放，这般好文字应列入国语课本，只有酱缸蛆才认为摆不到桌面上。
又要插嘴啦，这么活泼的言语却写不出来，跟方块字有关。如果汉字拼音化，想写啥就可写啥矣。吾友孙世钟小妹妹，她今年八岁，从美国来信说，她已可闭着眼睛打字啦，还有照片为证。看了后心里好像塞了块石头，盖她虽可以闭着眼睛打字，可是她那位可怜的科学家孙观汉老爹，为中国读者写专栏时，却得像龙虾一样伏到案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往格子里填，如果小妹妹张口问曰：「老头，你怎么不像平常写文章一样，也用打字机打呀。」恐怕能把老爹问得面红耳赤，他唯一的解释似乎只有一句话：「中文打字机只能打公文，不能打文章呀。」天真的头脑恐怕怎么都不会明白天下竟然有一笔一笔往格子里填的字。
速兴！速兴！
靠写文章吃饭的朋友自己嘲弄自己，记自己是「爬格纸动物」，事实上，恐怕连「爬格纸动物」都不配，不过「填格纸动物」，一个字一个字往稿纸格子里填而已。方块字好像乱七八糟的违章建筑，东边砌一道墙，西边挖一个洞，左边有一条沟，右边有一堆碎石头；房加上房，床上加床，有窗对窗的焉，有窗套窗的焉，有大梁压二梁的焉，有二梁压大梁的焉；有的挂个镜框，有的钉个铁钉，有的简简单单一两根柱子，有的繁琐复杂若杨广先生在扬州盖的迷楼。把这些玩艺照着图样塞到格子里，真得有齐天大圣的本领。乃彻头彻尾的手工业，没有任何东西如打字机之类的可以代替。有时文思大作，灵感瀑布般泻出，手忙足乱，违章建筑搭得再快再陋，也追不上。
洋作家写稿，在打字机前，劈里朴啦，一会就是一篇。遇到阔朋友，还可以用嘴巴念出来，由女秘书在打字机上打出。或者用录音机录下来，到了晚上，自有兼差的家庭主妇，前来收取，第二天就送来原稿，略加修正，即可付印。孙观汉先生在美国写科学论文和为中国写〈菜园里的心痕〉，用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工具，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千万说给中国同胞听听。呜呼，我们啥时候才能跳出违章建筑的束缚乎哉。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那两位给丈夫写信的太太，是生在拼音文字之国，就不会把两位小酱缸蛆难得废笔兴叹矣。
除了古人好，古事好，古书好，古名也好。「古名好」者，从「古书好」上演绎出来，也就是古时候的「名词」都好。因为它好，所以连睡觉都做着心向往之的迷糊梦。写起文章，更得心应手，动不动就往外冒。《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酱缸大学堂毕业生教习，楣星高照，贼先生隆重光顾，狗先生当然又号又叫，教习先生连忙叫他的馆童，他叫不像柏杨先生叫，柏杨先生叫起来准是：「哎呀，不得了呀，有贼啦。」他叫的则是：「小子盍兴乎，厖也吠！」小孩子当然不懂啥是「盍」，啥是「厖」，和啥是「吠」，于是教习先生就又叫啦，仍然满口古名词，曰：「其有穿窬之盗也欤？」小孩子更是恍然大糊涂，而贼先生已登堂入室，动手撬保险箱矣。教书匠先生急曰：「速兴！速兴！其有穿窬之盗也。」结果贼先生不但撬开了保险箱，把年终奖金拿走啦，临去秋波，还抬走了电视机。教习这一怒非同小可，老调又出了笼，又跳又骂曰：「我先说其有穿窬之盗也欤？欤者，疑词也，尚在有无之间。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盗也，也，决词也，一定必有之词。汝因何不兴？汝因何不兴？」
这位教习露的这一手，有一句成语形容他，曰：「抛文。」抛文者，把古名词一件一件往外抛也。懂不懂在你，抛不抛在他。恶心不恶心在你，抛不抛也在他。事实上大多数同胞都是以被人往自己头上抛文为荣的，一瞧那家伙的胡子嘴里全是古名词，学问真大，道德真是高呀，就忍不住要立正。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能随时随地抛出些古名词，脸上才觉光彩，这就跟西崽人物动不动就往外抛洋名词一样，三句话必须抛出一个洋字，活着才能窝心，死了才能入祖坟。呜呼，这两种现象虽然是花开两朵，各显一枝，但却是发自一个老根，这老根就是中国人对自己失去了灵性而只剩下来的躯壳，没有自信。好像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对自己走路没有自信一样，必须抓住一条麻绳，或被一条麻绳拴住脖子，才能战战兢兢往前爬一步算一步。这条麻绳在酱缸蛆眼眶里是「古名词」，在西崽眼眶里是「洋名词」。酱缸蛆对古殭尸迷恋，西崽是对洋大人迷恋。
上面介绍的那位狗厖先生，（厖，音「黄」──不晓得它是不是音「黄」？柏杨先生在昨天之前，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字。）不过是吃古屎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物真是满坑满谷，一拣一个。翻开任何一本古书，都会头晕眼花，不知生在何世。范仲淹先生就为这种狗厖事件，发过脾气。有个朋友拿一本大着请他指教，他看了两眼就放到桌子上，该朋友结巴曰：「老大人，请批评呀。」范仲淹先生曰：「我们现在是宋王朝，宋王朝分天下为二十三路，你阁下一开头就说『岭南』如何如何？岭南是唐王朝的行政区域，在宋王朝，那只是『广南东路』，你这么一写，后人看啦，还以为宋王朝也有一个『岭南路』哩。」
呜呼，真他妈的想不通，现代之人，写眼前之事，却猛抛古时候已僵已死的名词，无怪贼先生把他偷个净光。仅只贼先生偷之，还是小焉者。而把脑筋酱得不能动弹，事情才真严重。好比吧，宋王朝和明王朝中叶之后，根本没有「宰相」这玩艺，可是翻开古书瞧瞧，宰相硬是多如牛毛，赵普先生是「相」，寇准先生是「相」，连范仲淹先生，也被塞到「相」眼里。吾友苏东坡先生的轶事最多，在那么多轶事中，可以常看到一个字，曰「倅」，或说他阁下「倅杭州」，或说他阁下「为杭州倅」，「倅」是啥，柏杨先生一直到今天都弄不清。他不过在杭州当过「通判」，通判者，类似现在的秘书长、主任秘书之官，为啥不能照本实发，说他去杭州当通判，而必须「倅」他一「倅」乎哉？
走正路的朋友
从前之事，不必提啦，提起来能列出一张比公共汽车屁股放的黑烟还要长的表。只看看今天的报纸，就明白抛文的根性是如何之深矣。明明是行政院院长，报上却硬说他是「阁揆」，真不知道「阁」是啥「阁」？「揆」又是啥「揆」？是麒麟阁乎？抑凤凰阁乎？「揆」者，大概源出《书经》，首领之意，既无阁矣，这首领又从何而出哉？明明是各部部长和政务委员，报上却硬说他们是「阁员」，这阁员又不知道是哪里钻出来的？明明是监察委员，跟古时候的御史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一样，报上却硬说他们就是御史。明明是立法委员，跟洋大人的国会议员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两码子事，报上却硬说他们是国会议员。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追随范仲淹先生之后，兴起百年之忧。把狗说成厖，不过仅只抛文，把行政院长说成「阁揆」，把立监委员说成御史和国会议员，则不仅仅是抛文而已，还有扰乱听闻的后果。若干年之后，如果考据癖朋友依然旺盛，抓住一个字两个字，说不定一口咬定那就是二十世纪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届时纵然柏杨先生从坟墓里爬出来跟他们打架，恐怕都打不赢，盖他们有的是证据，而我老人家仅不过一张嘴。
──抛文不是缩写，称「行政院」为「内阁」是抛文，称「行政院」为「政院」则是缩写。称「监察委员」为「御史」是抛文，称监察委员为「监委」则是缩写。称「立法委员」为「国会议员」是抛文，称「立法委员」为「立委」则是缩写，缩写有其必要，抛文就成了狗厖之辈。
谈了几天对殭尸的迷恋，反应似乎颇为不佳。星期六晚上，我老人家在台北中华路四川茶馆吃茶，碰到一个「走正路」的朋友，依「走正路学」规定，他阁下本应目不邪视，以示坐怀不乱，以便升官的；可是既属四十年老交情，而我又欠屁股相迎，实在磨不开，就只好点点尊头，然后一脸严肃曰：「老头，你处处反传统，是何居心哉？」说这话的声音很大，大概是准备潜伏份子听见，回去替他美言几句的。我大恐曰：「啥长，我啥时候反传统啦，我只是反传统中那些害人不浅的观念。」他无言可答，乃厉声曰：「你真是个神经病。」我老人家人穷气大，当时就回他曰：「你真是个酱缸蛆。」说了这话，立刻就想开溜，怕他当场开揍，幸亏他阁下走正路走成了习惯，考虑有失身份，只怒目而视了一阵，悻悻而去。回家后一直忧郁寡欢，一则四十年交情为了一句酱缸蛆而废于一旦，二则我想起了一句话：「在今天中国社会上，只要是反对旧的，一般人总是说他有神经病。」看起来神经病要想跟酱缸蛆和平共存，真是很难也，呜呼。
窝里斗，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也是最可怖的祖传毛病。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属于病理学，我们现在只研究研究现象，这现象就是洋大人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盘散沙。」中国人一听有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就勃然大怒，可是勃然大怒的结果，仍是一盘散沙。其他毛病，用暴烈的手段可以收效，好像屁股上长了一个伟大的疮，既痛入骨髓，又脓血四溢，惹得性起，用小刀一挖，也就霍然而癒矣。抗战时在沦陷区，火车站买票也好，电影院买票也好，在街头等公共汽车电车也好，中国人都安安份份的排队。盖不排队不行，东洋大人一见有人乱插乱挤，立刻就大喝一声，举起东洋刀──举起东洋刀不是照头一刀，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