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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除了表示肃然起敬外，别无他法。但如果依柏杨先生之见，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是救国复国，建国强国，甚至是「平天下」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啥都别谈，谈得多啦，徒费唾沫。
无论古今中外，公教人员待遇高低，和国势强弱，成正比例。汉王朝的太守，不过类似现在行政区「专员」之官，年入就两千石，咦，你知道两千石值多少钱？左折右合，吓都吓死你。英国殖民地遍天下，在殖民地当官的家伙，贪污的很少，非英国人比中国人天生高级，而是他们的待遇好，退休后又有保障，中国公教人员所以退休不下来，是生活作怪。洋大人退休之后，可以周游一下世界，中国人退休之后，恐怕周游一下台北，都得思量思量，怎能不在当权的时候，勇猛抓之乎？贺其燊先生是位名经济学家，有一天告柏杨先生曰，一个中国人平均下来，包括衣食住行，一个月至少需要八斗米之数，才能维持。五口之家，至少得有四石。如果待遇只有一石，则只好用别的奇妙之法，去搞三石补充。呜呼，与其各显神通，去自己零搞，何不由政府统筹整搞乎？统筹整搞，小民固然负担大啦，但不由政府整搞，小民的负担反而更大。呜呼，国家也好，王朝也好，政权也好，是建筑在公教人员身上的，却拚命的压之迫之，使其非贪非烂不可，教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
依目前购买力，我想，国民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六千元，中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八千元，大学堂教习月薪至少应有二万元。三作牌月薪至少应有五千元，警察局长月薪至少应有一万元。法官、检察官月薪至少应有一万二千元，记者老爷月薪至少应有七千元，而稿费也至少千字两百元才够（现在是三十元，使人毛骨悚然），至于柏杨先生，年迈力衰，每月工钱九百六十元，弄得衣不蔽体，穷气冲天，每到月终，老妻还要去拣煤核；至少也得有二千元，才能免于饿死。否则，薪给制烂得久啦，等到把根烂掉，供给制就得惨叫一声，来个倒栽；想独坐高楼，看黄河翻船，不可得也。
（柏老按：一九八○年底，我老人家月饷高涨到一万七千元，不过仍是高级西餐店三十个「美国牛排」的价钱。买较好一点皮鞋的话，只能买两双。）第四 尽可能少开会
呜呼，开会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方式，只有专制政治才不开会，皇帝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柏杨先生反对开会，岂不是反对民主乎哉？这顶帽子奇重，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问题是我们开会是真开会就好啦，目前流行的开会，似乎有二型焉，一曰精神训话型，看起来大家各端嘴脸，排排而坐，实际上是老板大人或一圈之长在那里训话，训话也者，包括「骂」在内，骂了一顿之后，众头乱点，表示俯首贴耳，然后指示机宜，一哄而散。一是危险分担型，开会的目的不是真正民主，而是「以示民主」，以便有责大家负，万一东窗案发，就可理直气壮曰：「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这是开会决定的呀。」会议纪录就是挡箭牌，结果是有了功劳，谁都有一份。有了责任，谁都没一份。
记不得在哪一本书上，看见一篇小说，说的是开会国，天兵天将把该国团团围住，该国唯一的抗敌之策，就是开会。开了无数次会之后，天兵天将忍耐不住，就行攻城，该国人士，精神可嘉，退守郊外柳林，继续抵抗；天兵天将悲天悯人，有好生之德，不忍赶尽杀绝，乃再行团团围住，希望他们投降，可是投降这玩艺，岂是有气节之士所肯干的。围困之初，还听见树林里开会之声，叽叽喳喳。围困到七七四十九天，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啦，派孙悟空先生前往一看，咦，全死啦，全渴死啦，尸体左也一堆，右也一堆，身旁还有会议纪录，曰「临渴掘井委员会」，曰「临阵磨枪委员会」，据说当场就把孙悟空先生气得翻筋斗。
开会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现在反而弄成了这种样子。于是，二抓牌大小官崽，整天就有开不完的二型会，别看他阁下其蠢若牛，一旦开起会来，就如鱼得水，口若悬河，这也有意见，那也有主意，结果时间全浪费掉，表面上每天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一个个「为国家，秉忠心，报皇恩」，可是等到真正有公事找他时，他却不见啦。
根本取消开会，违反进化原则，当然不可，所以最好发明一法，以治疗此病。治疗之法多矣，有的主张严厉限制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有的主张一星期之中，开会的日子不得超过三天。我想这固然都是好办法，但最好的办法却是绑起一条腿；那就是说，与会人士，一旦起立发言，就有工友同志出现，把他的一条腿绑在另一条腿上，或者索性后屈而绑到屁股上，如果他阁下讲着讲着，站立不稳，咚一声，栽倒在地，旁边护士担架，早已准备妥当，立刻抬到急救室，不由分说，照屁股上就是一针维他命丙。呜呼，为啥要维他命丙乎？据说维他命丙注射时有奇痛，就是取其奇痛也。
（柏老按：开会国盛况，请拜读柏杨先生盖世名着《古国怪遇记》。）
幽默和尊严
第一 养养幽默感
提起来幽默感，义和团同志一定又摔小辫子曰：「我们古已有之。」君不见《史记》上有〈滑稽列传〉乎，可见古人的风趣。现在只有复古就成啦，用不着向外洋学习，否则你就是猛拔尊鼻想当洋大人。我想幽默是纯洋大人的玩艺，中国古时候恐怕没有，有之的话，也只有滑稽，而滑稽和幽默却是两回事，他们在形式上有时可能混淆，但基础却大不同，滑稽是一种输出的情操，目的只在别人，而幽默都包括自己。我想单凭直觉，就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最缺少幽默感的一个民族，是不是上帝偏心，当初造人时，故意不在中国人脑筋里放下幽默感那条筋，我不知道。即令放得有，两三千年下来，左酱右酱，也酱得差不多啦。呜呼，专制产生讽刺，民主产生幽默。讽刺是冷冷的观察，幽默是热情得连自己也参与在内。也就是说，迫害产生讽刺；越讽刺，越迫害；越迫害，也越讽刺，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而幽默产生宽容；越宽容，越幽默；越幽默，也越宽容，结果是一团祥和。
因为缺少幽默的缘故，即令家庭之中，夫妇之爱，子女之亲，都弄得无啥乐趣，孔丘先生提倡「食不言，寝不语」，他阁下的尊家和冰窖有啥区别乎哉？最近电视上每逢星期三有美国影集《妙爸爸》节目，每个人都应看看，柏杨先生要是大权在握，一定弄一条法律，凡不按时收看的家伙，一律罚一块钱，以充实柏杨夫人的脂粉费。我们真应该用来跟《红楼梦》上贾政先生的家比一比，也跟自己的家比一比，努力学学那位妙爸爸，妙妈妈，妙姐姐，妙弟弟，妙妹妹。和那种充满了灵性的真挚的爱，以及那种充满了灵性的表达方式。他们有争执，有误会，有帮助，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脆弱得好像各自为战，随时可以四分五裂，实际上那才是一个坚固而永在的家。
中国人恐怕很少这种风趣，事业上稍微有点影子，无论脸上心上，就立刻插上一根冰棒，来一个「君子不重则不威」，其僵如尸，护短如护命，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往外乱冒崽气。呜呼，君不见阿Ｑ先生乎，有愤怒，有勇气，有嘴脸，独独没有幽默。怎样使阿Ｑ先生有幽默，真是一个伟大的课题。夫幽默是人生的滑润油，不但能使人际关系转得轻松，也可以使人际关系转得愉快。幽默不是做作，而是出自内心的高贵情操，化吉化凶？成为敌人或成为朋友？栽筋斗或走平坦大道？都在一念之间，有幽默感的高高兴兴，没有幽默感的背皮发紧；盖面孔绷得久啦，影响所及，连屁股都会扭曲。第二 应有打官司的勇气？一切争执诉诸法律
我们中国，一向是鼓励人们息讼的，李世民先生当皇帝时，史书上说，连监狱都空空如也，世称为太平之治。盖小民一个个安居乐业，没人打官司，自没人被关起来也。古人无不努力宣传「讼终凶」，实际上也实是「讼终凶」，打官司的结果，遇到说不准学，不但钱没有啦，而且也受尽了天下之气，真是标准的人财两空，人人自然应以官司为戒，而且发明了「八字开学」，曰：「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宁可抱着一肚子冤气跳淡水河，也不告状。情急时只好去庙里烧香，咒该坏蛋不得好死，或死了变成大王八，以便自己宰而食之。比较实际的倒楣份子，虽不信天老爷那一套，却日夜盼望有个包拯先生那种青天大老爷出现，以平民愤。脑筋比较灵活一点的知道青天大老爷者，五百年不出一个，就改而寄托江湖上仗义疏财的侠客，千里之外，取贪官首级，如探囊取物；只见一道白光，在天上？？而飞，第二天报上登了出来，招商局头目的尊头不见啦，你说妙不妙哉。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建立在人民对法治的信念上，暴戾之气只是「人治」社会才有的产物。法院好像严父，（注意，不是法官像严父，已经有警察先生当我们小民的爹啦，法官先生再出来当爹，怎么受得了乎？）小民内心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人世间有最高的天秤，不必诉诸诅咒、神仙、革命、贿赂，就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想当年德皇菲特列大帝，在波茨坦宫后面，修建一个御花园，就在东南角上，有一个既破又烂的磨房在焉，如果不把它除掉，不但御花园成不了四四方方的，而且和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一对比，简直成何体统。菲特列大帝派人前去交涉，要收买该磨坊，老头也怪，随你出多大价钱，就是不卖，盖祖传至宝，有纪念价值，万金不换者也。僵到最后，菲特列大帝大怒曰：「你敢跟皇帝作对，反啦反啦。」于是御林军把老头抓来，由菲特列大帝先礼后兵，亲加晓谕，该老头顽固不化，一直摇头，菲特列大帝跳高曰：「好呀，你不卖没有关系，我就强占。」咦，你猜该老头说啥，他也跳高曰：「你如果强占，我就去法院告你。」
结果如何，史有明文，换了中华文明古国，不要说皇帝啦，就是一个二抓牌，恐怕都会顺手拣顶帽子祭出去，把该老头祭到监狱里上老虎凳。可是菲特列大帝却在重要关头，走下宝座，跟老头握手曰：「想不到德国法律，受人民如此尊重信赖。」德国之强，契机于此。
努力读书
洋大人谚语曰：「上帝因不能和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我们可套而言之曰，「上帝因人类不能共有一个父亲，所以赐给他们法律。」唐王朝时代，有一位张公艺先生，九世同居，唐高宗李治先生看他（古书上曰：「幸其宅」，「幸」字是酱缸产物），问他有何妙法。张先生一言不发，只用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段故事流传下来，成为治家佳话。柏杨先生弄不清它是真的或是假的，不要说李治先生是皇帝啦，以读者先生为例，你阁下的顶头上司光临贵府，顺便问上一句，你能作哑巴状，找纸找笔，写上一百个同样的字乎？这不但是犯上的，而且根本没有起码的礼貌。这且不管，我们的感想是，大家庭制度中，「忍」的成份既如此重要，可看出定有很多冤枉委屈，无法得伸。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认为父母儿女之间，动则找刀找棍，大打出手。而是认为，「忍」是修身之本，而非「治家」、「治国」之本。责己尚可，责人便鸭子屎矣。尤其在国家里，人和人之间，并不都是骨肉之亲，而又好坏不齐，需要的只有一端，那就是「公平的裁判」。
一个人忍得过多，一定会终有一天，累积得「忍无可忍」。不是流于生趣索然，便是逼出左道旁门，再不然革起命来，就更鲜血淋淋。所以必须使人人有一条申诉之路，而且鼓励前去申诉。没有讼事的社会，只不过是糊上一张白纸，外表看起来漂亮呀漂亮。人既是感情动物，各人教育程度和处世方法又不相同，能没有争执乎哉，有争执就得有解决，糊纸的办法是屁办法。
不过，法律之前不能出现「说不准学」、「么鸡吃烧饼学」，因此我建议法院门口，应该铸一座菲特列大帝的铜像，不知衮衮官崽，以为如何？中国人必须努力读书
柏杨先生最怕听人嚷嚷中国文化悠久，一听人嚷嚷就恨不得跳毛坑，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悠久文化，而是说一切都是「想当年」的啦，还谈它干啥。呜呼，中国人最大的表现是不爱读书，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危机。大小官崽不必谈矣，办事全凭悟性。小民人等，左一瞧右一瞧，只要跳进圈圈就有官做，自然更不会读书。即令读的话，也只是读知识的书──「学以致用」的书；要去美国，就日夜读英文。要考学堂，就连睡觉都抱着几何、三角、大代数。对灵性上有帮助的书，理都不理。美国甘乃迪先生就职时请他的诗人朋友朗诵诗篇，如果换在中国，只要有此一念，都会笑得人仰马翻。而且说句老实话，一个当官的人，也不可能有诗人朋友？柏杨先生活了七十多岁，官员群中喜欢读书的，得两人焉，曰叶先生，曰王先生。叶先生目前尚无专集出版。王先生则有一本书──《生于忧患》，里面的文章篇篇可看。有些人只要有辆自用三轮车，就灵性全失，崽气扑鼻。而王叶先生却有其想法，有其境界。
当官和灵性不并立，但从叶先生和王先生身上看，固不尽然，问题只在于读书不读书。我们说的读书，不是指读「敲门砖学」举业之书，也不是读为了教训人，为了自炫之书。而是读读诗，读读小说，读读剧本，读读报纸副刊，读读哲学，读读美学，读读历史。听说台北某公司老板林挺生先生，他阁下就有读书嗜好，而且读到称心的书，便请人或写或译，出版问世，公诸同好。柏杨先生不认识林先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以一个主持钢铁事业的人，还附带主持一个出版社，出了很多书，而该很多书又都是有价值的书，想也想得出来，传言一定有其根据。
中国人如果都能在百忙中接触书本，真是为国家开万世太平的良法，盖人必须有出世的精神，才可做入世的事业，现社会是一个利和害组成的魔网，谁都难以逃出，大街小巷、会议室、办公室，人头钻动，都在努力把自己放到第一。只有读书可以改进这种情况。如果同胞诸公一定跟书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不肯读之。那么，嗜好一点别的，也照样可以。吾友林荣辉先生，在华南银行做事，喜欢的便是射击，他有各式各样奇怪之枪，周末焉，星期日焉，骑上脚踏车一辆，到靶场打个痛快。一天过去，踏着斜阳归来，不知不觉，心也广啦，身也舒服啦。当然，你阁下不一定也去乓乓乒乒，流弹乱飞；但钓钓鱼，郊郊游，唱唱京戏，弹弹吉他，固一样也。如果天生的好静不好动，则不妨听听音乐。对啦，听听音乐并不简单，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耳朵，便只配听黄梅调，而永远不能接受交响乐，此名教习萨孟武先生和杨树藩先生联合认为「甚似打架」之故也，一旦大多数人都能欣赏交响乐，我们国家恐怕将是另一种面目。
爱因斯坦先生，其地位够高了的吧，却抽出时间，拉拉提琴；邱吉尔先生也常常自己动手当泥水匠；艾森豪先生则以打高尔夫球闻名于世。艺术活动是孤立的，不受现社会利害干扰。人人都应该有这种崇高的气质，把自己从事的学问事业，当做一件自己所创造的艺术品，不但求其混过去就算，还要追求一种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一钉一铆的得失，如此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呜呼，伟大的事业都出自宏远的眼光，和豁达的胸襟。君以为对乎？不对乎？
第三十卷： 心血来潮集
提要
《心血来潮集》共四十三篇，从刘世昌〈嫉妒──中国社会最大的恶德〉一文开始，分析嫉妒的本质，言嫉妒为邪恶的眼睛，「人类有这种邪恶的眼睛，人类就变成了一个大醋缸，既浸人，又蚀己，弄得毒菌四溢，不成人形」，他并阐论嫉妒不同于爱慕，「嫉妒的心理基础是恨，爱慕的心理基础是爱」，嫉妒也不同于竞争，盖「嫉妒是『向下拉』、『向后拉』的，而竞争是朝着目标向前」，最后，补充刘世昌所提之外尚有四种化解嫉妒的方法。柏杨由邮局甫颁布的邮差不上楼政策，谈及公寓的现代化问题，指出「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孑孓先生」一词则是柏杨转用一篇批判他的文章中所用名词而来，用以讽刺识见短小的「绊脚石集团」，盖孑孓「自己小小动物，在水坑里左右踢腾，勇不可当，可是顶多踢腾成一个蚊子，再踢腾也踢腾不出一条龙来。于是就整天担心别人有身价，别人成名矣。用尽方法，不使别人抬头」。其他收录在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