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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年正当发育成长期间，联考却像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滤过性病毒，由制度和父母联手，强迫孩子吞下去，活生生的把他们折磨成残疾，至少也把他们折磨成未老先衰。则数十年后，亦无可用以禦敌之兵矣。每个兵老爷都戴深度的近视眼镜，躬其腰而喘其气，还成啥战斗部队哉。尤其是，无兵可用，问题还小，久而久之，恐怕无民可用矣。
然而，身体的斲丧还不算致命伤，致命伤的是心理上、性格上的斲丧。在联考制度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家完全重蹈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覆辙。知识支离破碎，不但丧失了组织能力，也丧失了思考能力。联考像一个框框，学生老爷只好把自己血肉之体，用刀削的合乎那个框框。只要通过联考，其他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夫课本的内容每年都是一样的，可是联考的试题却不能一样，考试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出的题能难住考生，谁就是高手。科举时不得不把四书的句子，片片割裂，连「学而」都成了作文题目，其他的花样更层出不穷。而今联考竟然有「张岱何时游湖」的选择题，真不知道这种知识算哪门知识？对一个研究电机的小子，有啥必要？然而学生老爷却不得不辛辛苦苦，猛记这种鸡毛蒜皮。这些鸡毛蒜皮在学生老爷脑袋中长年累月的累积，结果仍是鸡毛蒜皮──一大堆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儿子，当他的老娘在客厅里被扫帚绊倒在地，爬不起来时，儿子老爷连头都不抬，恁凭老娘哀叫。并非他不孝，而是父母曾有严令，联考第一，死人第二。幸亏老爹回来的早，才救回老婆一命。这种性格上的斲丧，对社会的影响，更远超过知识上的鸡毛蒜皮。
嗟夫，联考正无情的摧残知识和人性，清王朝徐灵贻先生曾有诗科举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原来只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坑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认为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现代则是模拟试题矣），书店买，新科利器（这类参考书，现代书店可多啦）。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小民跟国家（原文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正是联考制度下学生老爷的画像，嗟夫。
时到如今，联考即令不能完全取消，也应改变。报上说，今年（一九八○）的国文科，将减少选择性测验试题，提高作文分数。这是一个觉醒，不过这种点点滴滴的改变，无济於事。科举制度实质上是统制思想的工具，假定一位考生在作文中批评孔丘先生，即令有其深度，而又行文如流水，他能考取乎哉。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双破袜子，所作出的文仍是「烂八股，一堆泥」。学生老爷只要多读几篇模拟文，就足够矣。通顺固然通顺，而且八面周到，但没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只是模拟试题一大抄。
我们建议的是──
一曰：学生老爷的志愿，铁定的限制只能填两个，考不上就荡掉。几十个几百个志愿不叫志愿，只叫吃豆腐。应以系为一单元，仅在该系的考生中，挑分数高的录取。张三先生第一志愿是ＡＢ系考了第一名一百分，他就考取啦。李四先生在第一志愿的ＣＤ系落了第，他就是一千分，也请他家里墩。不用分数去鼓励投机，第一志愿有权比第七八九志愿优先。
二曰：文科不必考物理化学，但他的中文必需超过九十分（如果他考英文系，英文也得超过九十分）。理科不必考历史地理，但他的数学之类必需超过九十分。依此类推，学生老爷有权就他的兴趣，单线发展。通才不可多得，而且这种支离破碎，一知半解的通才，不过一罐浆糊。如果说文科学生的物理化学知识也很重要呀，理科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也很重要呀，怪啦，啥不重要？结婚生子更重要，难道也要考恋爱学乎哉。
三曰：奖励私人大量创办大专学堂或职业学堂，教育官别再东挑西剔，给人为难。听说现在严格限文科学堂的设立，咦，官脑果然与民不同，一个没有理工兴趣的小子，便是把所有文科取消，他也难以挤进理科，难道文科学生老爷一多，社会就大乱啦。台湾人口一千七百万，至少应有一百所大专学堂和四百所职业学堂──这数目不供抬槓之用，而是说，必须使新生名额，跟考生名额相差的不太吓人，才能根除联考的病毒，才能使学生老爷脱离框框，正常发展。
事急矣，救救学生老爷，救救国家命脉。
不再託人带东西
──别把自己的面子，建立在困扰别人的行为上。
八○年代第五愿是──不再託人带东西。
四世纪晋王朝时，殷洪乔先生当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县）郡长（太守），从京师建康（南京）出发，走马上任──当时却是走船上任。盖小舟逆长江而上，穿过鄱阳湖，便到目的地。很多朋友託他带信，大概都是竹报平安的家书，有百余封之多。他阁下一一接受，可是船刚离开京师，还没进入长江，只到了石头（南京北郊），就把那些信件，统统投到水里，念念有词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俺殷洪乔可不给人送书邮。」此公行为恶劣，教人油然而兴把他屁股打的稀烂之感。
想不到二十世纪，柏杨先生出，历史重演。我於五○年代，曾赴日本一游，既然观光上国，难免逢人夸耀，临行的前一天，一个朋友驾临柏府，拍肩膀曰：「老头，我有一点小东西，拜託你带给我在东京念学堂的小犬（小犬，他那宝贝儿子是也，由此称谓，可知他仍是老派人物），你意下如何？」我曰：「那还有问题，拿来拿来，为朋友两肋插刀都干，何况一点小东西乎哉。」他蹦跳而去，当晚，一点小东西送到，竟是各重约二十公斤的两大篓柿饼。按照那时飞机规定，每位乘客的总重量不能超过一百公斤，看情形我势必砍掉两条尊腿，才不致超重，当下也不言语，翌晨出发，拐了个弯，就把它统统投到淡水河里，并效法殷洪乔先生，也念念有词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俺老人家可不给人当冤大头。」
──殷洪乔先生干的那一票，古书上没有提到以后怎么交代，只提到成了佳话，载诸史册。而我干的那一票，却后患无穷，「小犬」因没有收到柿饼之故，「老犬」打上门来，跟我对骂了两个小时，才悻悻而去，到处宣传我不是人，盖「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比殷洪乔先生还要教人切齿。
这是二十五年前的盛事矣，就在去年（一九七九），柏杨夫人前往美利坚，既然仍是观光上国，我忍不住就又到处乱嚷，结果主顾云集，託带的东西，足有七八九十箱。而且客户如天女散花，有的在旧金山，有的在洛杉矶，有的在西雅图，有的在芝加哥，有的在纽约，有的在华盛顿敌洗，有的在达拉斯，更有一位在弗罗里达州的丹巴。尤其教人瞪眼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嫁到墨西哥，住在赫摩西洛，赫摩西洛距美国边界足有一千公里，但老娘坚持就在隔壁，她曰：「阿巴桑呀，既然出门，就要散散心呀，我女儿有六个娃儿，你去帮忙带带也好。」於是不但带东西，还多了带娃儿的任务。主顾鸟兽散后，屈指计算，如果一一送妥，马不停蹄，也要一月，机票钱够我老汉吃一辈子矣。而且，实在不能想像，专程丹巴、赫摩西洛一趟，只不过送两件衬衫和二十个皮蛋，客户顶多握手一番，道谢一句，恐怕连顿饭都没得吃的（除非她开恩准许给她带娃儿），呜呼，万里迢迢，敲门而入，鞠躬而出，枯立街头，不知何处投奔。把朋友置於如此窘境，实在抱歉，万一客户不在，度假去啦，是蹲在门口乾等乎？抑原封带回挨骂乎？既无明文规定，就更两难。想前想后，老妻泣曰：「这该如何是好？」如在从前，我就仍是老规矩，淡水河见。现在比较老奸巨猾，不敢再有此念，於是连夜打包，就在台北邮寄。到了今天，总算纸仍包住了火。只那邮费，着实可观，每一想起，心如刀割。
然而，代为邮寄并不是万灵手段，主顾如果出奇制胜，来个泰山压顶，跑腿的立刻就土崩瓦解。我有一位女学生，在台北某学堂当教习，春节返新加坡省亲。大包小包，全是託带之物；皮箱纸箱，尽都託送之礼。新加坡地方小，挨户传递，固也没啥。然而就在登机之前，她的顶头上司──大概是校长之类，忽然差了一位工友，送到一个用玻璃宝匣装的细瓷观音像，有半人之高，传言曰：「假使没有困难的话」，「顺便带给某某某」。柏老当时就主张硬塞进行李袋，压碎也好，挤碎也好，反正不是你压你挤的。但女学生不肯，只好像捧一个定时炸弹似的，小心翼翼兼粈牙裂嘴，捧着它飘洋过海。
夫古之时也，交通不便，旅行艰难而且危险，一个人经商在外，或到远地做官（专门东看西看的观光朋友，似乎只有徐霞客先生一人），就如石沉大海，是死是活，消息杳然。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还是如此。《阅微草堂笔记》上就有一则故事，一个河北省人到两千公里外的云南省当县长（知县），该县长得罪了他手下的一名仆人，仆人老爷为了报一箭之仇，就悄悄溜回，宣称县长死啦，没钱运柩，他只好回来求救。呜呼，该县长家，本来贫苦，好容易弄到一官半职，势利眼有厚望焉，马屁出笼，他家才算初享温饱，一听恶耗，势利眼一哄而散，不要说运柩啦，连日子都过不下去，悲悲惨惨，不在话下。三年之后，县长老爷高升知府，派专人送银子回家，全家才大喜若狂，势利眼再重新集合（对那仆人狠狠揍了一顿没有，书上没说）。这桩传奇性的悲喜剧，是一个尖锐的例证，说明从前託朋友带东西也好，带封信也好，不但有必要，而接受请託，也是崇高的助人品德。是以殷洪乔先生屁股，理应打的稀烂。
问题是，自从邮政建立，火车汽车，飞机轮船，连穷乡僻壤，都无远弗届。实在想不通，为啥还要託带两篓柿饼和几件花衬衫？柿饼是不腐之物，衣裳更是不坏之体，用海运寄出，同样可以到达，却存心要把朋友当做牛马。然而最奇异的，还有带信之举，信又是封口的，万一里面谈的是贩毒、绑票、勒索，或其他更要命的政治上的禁忌，一旦「案发」，纵是一百张尊嘴，都分辩不清也。国内航空邮资不过三元，欧美地区航空邮资，不过十二元，并不是沉重的负担，却存心教朋友把筋都跑断。所以柏杨先生虽把柿饼投到淡水河，因理直气壮，屁股可免。至於代他们投邮，更属大慈大悲，还应得奖才对。
事实上，不仅从国内带东西到国外，纵是从国外带东西回国内，灾难同样惨烈。而且也不仅託带东西，还有託买东西，节目更是热闹，跑腿朋友从香港买到后，却在海关没收啦，好吧，怎么交代吧，主顾交给你的是白花花的银子，你却交给他一张没收单或保管单，恐怕三十年交情，立即废於一旦。幸而过关斩将，呈现到他阁下面前，「哎呀，俺不是声明要翠绿的呀，你怎么买墨绿的呀。俺不是说要三十八寸的呀，你怎么买三十九寸的呀」。面色如铁，痛不欲生。跑腿的只好退钱，如果不退钱，三十年交情也准泡汤。但是，惨不忍睹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上海式「闲话一句」型的主顾，「拜託，带瓶巴黎最好的香水，多少钱回来照付」。跑腿的立刻就得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胆敢故意装穷，说「没有钱」，那就是瞧他不起，天理不容。千辛万苦买了回来，主顾一把抓到手里，「克丽丝汀迪奥，就是它，就是它，有眼光，有眼光」。一看发票，花容失色，喊曰：「你说啥，五千八百元，上个月迷死王带的一瓶，才一千八。」要想维持这份友情，就得倒赔四千，而且还成了登记有案，恶名昭彰的诈欺未遂犯。
现在，观光护照开放，人人都可出国，但这种託带东西，託买东西的传统文化，仍炽烈如昔，几乎砸到每一位跑腿朋友的头上。拒绝吧，情断义绝，一旦倒毙街头，狗都不理。接受吧，实在力不从心。每到一个地方，光也不敢观，亲也不敢探，一头就撞进百货公司，一面採购，一面心里嘀咕，不知道称不称主顾的心，满不满客户的意，至於送货到府，更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好容易万事已毕，又要赶赴下一站矣。
带东西也好，买东西也好，送东西也好，本来是丁点小事，但这些丁点小事，却足使跑腿朋友叫苦连天。这是一种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的私心作祟。朋友的可贵，在於互相帮助，即令不能帮助，也不要平空增加对方的困难。柏老常听有些人叹曰：「当一个中国人，真是太累。」大累不必说啦，仅只带东西买东西小累，就能累死。
我们盼望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有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的教养。珍惜友情，爱护自己所爱的人。除非必要，不再轻易託人带东西买东西，这是一个开端。呜呼，别把自己的面子，建立在困扰别人的行为上，阿门。
认真检讨自己
──只怪别人掩鼻，却不医治自己口臭，只会招来更大的厌恶。
八○年代第六愿是──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春节之前，一位大学堂女教习，想去美国一游，万事具备之后，签证之日，洋大人把所有证件看了又看，又把她打量了又打量，然后发问曰：「你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而且英文说的比我还好，又是研究的尖端科学，又是富婆。好啦，老奶，我问你，你到了美国，为啥还要回来？」女教习一听，像挨了一记闷棍，想不出怎么会冒出来这种奇异之问，楞了半天，答曰：「我一个单身女子，待在美国干啥？」洋大人曰：「以你的条件，包管一到美国就嫁。」女教习曰：「我未婚夫在台湾呀。」洋大人曰：「你可以解除婚约。」女教习曰：「我在台湾有财产呀。」洋大人曰：「你可以卖掉，把钱汇去。」女教习曰：「我在台湾还有母亲。」洋大人曰：「那更简单，你可以接去。」女教习曰：「我跟学堂的聘书是两年，还有一年满期。」洋大人曰：「中国人的合约不可靠，照样可以一走了之。」女教习曰：「我当然会回来，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祖国。」洋大人曰：「这种口号，我们可听的多啦。除非你能提出使我们信服的非回来不可的理由，我们不能签证。」女教习浑身发抖，狼狈而出。
柏杨夫人也有同样类似的节目，去年（一九七九）她去签证时──最近柏杨先生一有机会，总是提起她老人家「去美国」和「在美国」，有大学问在焉，一则是故意宣传，以光门楣（再过些时，我还要一口咬定她跟卡特总统握过手，对过话，在一起吃过烧饼油条）。二则发生在她老人家身上的典故也特别多，自容易就地取材。呜呼，女教习所有的条件，柏杨夫人一个也没有，天塌啦也不能在美国安家落户，按说签证时应一帆风顺。可是豆腐里也可挑出骨头，洋大人猝然曰：「阿巴桑，看你肚子奇大，定是要赶到美国生产。」老妻正要跳高，洋大人再一瞧，肚子奇大不过一堆废肉，而且阿巴桑也超过生育年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竟没剖腹检查，就让她过关。
这不过是两个并不突出的例证，突出的例证举起来，更教人吐血。到美国观光，是把中国人的钱花到美国人身上，即令不被当成祖宗，至低也应受到欢迎，即令不被欢迎，多少也应受到尊重。清王朝末年，英国一位作家目睹东南亚华侨的悲惨境遇，曾叹曰：「当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难。」想不到二十世纪末叶，在台湾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所遭受到的轻视和羞辱，仍如往昔。洋大人认定了在台湾的中国人都崇洋媚外，都千方百计的想一去不归，都不爱祖国，都以做一个美国人为荣，都希望离开自己的祖国越远越好，这种认定能把人气死又复气活。然而，在气死又复气活之后，我们这样「被认定」的中国小民，似乎应该用冷水浇浇头，仔细的思上一思，想上一想。嗟夫，教洋大人产生这种坚强认定的，谁使为之？孰令致之？难道洋大人天生异禀，从娘胎里便瞧不起中国人，一降生便这般认定乎哉？他们在其他国家为啥不如此，而只在台湾如此，对其他国人为啥不如此，而只对在台湾的中国人如此。咦，「看啥客人，端啥菜碟」，徒气别人端的菜难以下嚥，不气自己身无分文，就永远只能陷於气死复气活，气活再气死的恶性循环。柏杨先生有一位女学生，在签证时，洋大人曰：「我们对所有未婚的中国女性，一律拒绝，看你纯洁诚恳，破例一次，请为所有中国人建立一个榜样。」老奶伸脖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