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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当然更不对，他大概看我神气有点邪门，急改口曰：「我的意思是，在新加坡，到处都是中国人。」我曰：「老爷容禀，我在新加坡所看见的，除了观光客外，到处都是新加坡人，却没看到一个中国人。哎呀，倒是看到了两个，一个是女明星，一个是女明星的妈，在那里淘金哩。」这回轮到他阁下神气有点邪门啦。大概认为我的回答不符合他预定的答案，遂收回拍在我肩膀上的贵手，悻悻而去。本来以为这次开口借钱，准不落空，结果被我的老实话砸了锅。这又怎么能抱怨他哉，我老人家从前固也是这么胡思乱想的呀。
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人和中华人不同，就跟英国人跟盎格鲁撒逊人不同一样。再迷糊的英国人，都不会把美利坚人认为是英国人。雷根总统先生一旦去伦敦访问，舰队街的报纸，如果报导曰：「英侨雷根回国观光，对祖国各项进步，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到侨居地后，当仍一本热爱祖国的初衷，继续为侨社服务。」恐怕纽约市的帝国大厦，都会冤沉海底，以示奇闻。然而，中国人心里却一直奇痒难熬，只要是中华民族的苗裔，管你是哪国人，统统装到自己口袋里，仍把他硬当成中国人。於是，大家一股脑成了「华侨」──在外国侨居的中国人。这种梦里相思，一直到一九六○年代，美国参议员邝友良先生抵达台北访问的前夕，大衙门才忽然间从梦中惊醒，手忙脚乱的通知台北各电台各报馆曰：「他可是美国人呀，只能说他是华裔，可不能说他是华侨呀。」於是，「中国人」跟「中华人」，「华侨」跟「华裔」，在中国公文书上，才第一次被承认他们的分界。不过，等到这件大事过去之后，大家又恢复一厢情愿状态，继续认为凡是在海外的中华人，都是「华侨」，只邝友良先生跟一、二大人物除外。
呜呼，中国人是法律的，中华人是血缘的。称为中国人，必须具备中国的国籍，不管你是中华人，或是突厥人。而具备其他国家国籍的中华人，绝对不再是中国人矣，只能称他们为「中华裔」「中华人」。彷彿是这样的，已不能说华语的，是「中华裔」；还说华语，而且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是「中华人」。
──为了和「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对称，又为了我老人家不喜欢单音节发音的缘故，擅自把「华人」改为「中华人」，敬请参考。
──中国人，中华人，这种称呼在英文里就不发生问题，管你是中国人也好，中华人也好，一律Chinese。柏杨先生这次访问了两个国家，华文报纸有志一同，称我是「台湾作家」，避免用「中国作家」，外交形势使然，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只有英文《海峡时报》称我是「Chinese作家」，我才兴高采烈的庆幸恢复了本来面目。盖Chinese固可当中华人解，亦可当中国人解也。
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稍后再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华人朋友（注意，可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华人），全部用标准的华语（再请注意，可不是用「国语」，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国语是马来语），对我热情如火之余，往往曰：「欢迎老头来我国访问。」其中还有一件插曲，吉隆坡一家畜牧杂志老闆叶顺泉先生，在向我「欢迎老头来我国访问」之后，忽然拍大腿曰：「前年我去曼谷，那边华人一句话一句『我国』，他妈的真彆扭，可是今天我却向贵老头脱口而出。因为事实上，这是我的国家呀。」呜呼，这种认同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美国籍的盎格鲁撒逊人，向英国人说我们美国如何如何，不是天经地义是啥。
他们的国家是他们效忠的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他们的国土是他们世代定居的新加坡岛，和马来半岛。只有精神恍惚的中国人一口咬定他们是「华侨」，再一口咬定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是他们的「侨居地」，而这正是中华人最厌恶和最恐惧的。他们几代下来，刻苦耐劳，兢兢业业，好不容易在那可爱的国度里生根。远在千万里外的中国人，却情不自禁的把他们拔出来放到地面上。套句流行的黑话：不知道「是何用心」也。
有人说，中国用的是属人主义的国籍法呀，好啦，抬出「法」就好办。问题是，遇到了邝友良先生一二大人物，属人主义的国籍法跑他妈的哪里去啦。时代不同，属人主义的国籍法应该修改，至少应该增加它的弹性，不能对大的不敢碰，专找小的捏。除了自己闭起门下笔时舒服舒服外，恐怕还遗害无穷。闹到最后，别人对中华人曰：「原来你们都是华侨呀，啥时候离开俺这个侨居地，回你们的祖国去呀。」这比「英侨」雷根先生，以及「德侨」季辛吉先生面对这种场面时，可糟得多。
屋顶上的提琴手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三。
中国人和中华人的区别，又可举出一个例证，那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绝不相同。以色列人可以认为天下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同胞，但不能认为天下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西方国家很多犹太人身居高位，甚至掌握兵马外交大权。以色列人如果心痒难支，认定他们都是「以侨」，那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因搬的石头太大之故，以致自己的脚也被砸得稀烂。七○年代初期，中东战争时，吾友季辛吉先生跑来跑去，排难解纷，跟阿拉伯世界搞得如亲如友，跟以色列却怒目相视，《华盛顿邮报》曰：「以色列不应对季辛吉抱太大希望，季辛吉固然是犹太人，但不幸的他却是美国国务卿，他不能违反美国利益。」斯时也，以色列人把季辛吉恨入骨髓，示威游行，包围他的住处，要他快滚，有些年轻朋友还扬言要干掉他。可是他们从没有急火攻心的骂他：「忘本」「数典忘祖」「连你的老祖宗都卖啦」。如果换到中国，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早脱口而出。
然而，犹太人自从被逐出巴勒斯坦之后，分散各地，虽然不通音讯，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无论在啥地方，犹太人总是处处照顾犹太人的，季辛吉先生不过不敢明目张胆偏向以色列而已。以色列人也不是呆瓜，当然心里有数，所以喊滚喊杀，努力跳高，不过表演给阿拉伯人瞧瞧，以加强老季的谈判力量罢啦。
以色列名义上虽然是「复国」，事实上却跟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利坚、加拿大一样，硬是一个移民的国度。建国之后，来自世界各角落的移民，虽然全是犹太人，可是，从美国来的犹太人，说英语，本领高强，核子弹都会做；从德国来的犹太人，说德语，自命不凡，既开工厂又开店，看见别人饿死都不眨眼；从阿曼来的犹太人，说阿拉伯语，脑筋简单，生活落后，连站班排队都不会，见了抽水马桶奔走相告。
──六○年代初期，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前往罗马公干，中途在以色列停留三天，一位移民局官员告曰：「附近有个中国村，全是你们中国人呀，还不去瞧瞧乡亲？」朋友大喜若狂兼半信半疑，跑去一看，原来是从中国来的犹太人，讲的是华语（对不起，事实上讲的只是上海话），正在那里互相「阿拉」「侬」，吃豆浆油条哩。见了吾友，就像见了他们同胞，一拥而上，好不热闹。
这些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思考方式和知识水准，又相差十万公里的犹太人，当他们「大难来时各自飞」，飞到世界各地，虽经过可怕的漫长岁月，却一直心心相印，互不相忘。当他们五十代六十代的后裔终於再团聚在一起时，竟能迅速的恢复原状，就靠一种神秘力量。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犹太人，对他们磁性的凝聚认同能力，不得不五体投地。正是那种神秘力量，使他们像海豹一样，只要一闻气味，就融洽的挤在一起。美国有部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为我们解答了这个谜，该片演的是帝俄时代一个犹太村庄，男主角是一位以卖牛奶为生的贫苦老头，膝下有五位掌上明珠。他阁下强壮风趣，正直豪爽，对每件事都坚持传统，可是，他却没有酱在传统里，经过一番「从另一方面想」的结果，总是让步。直到有一天，他最心爱的小女儿要嫁给一个俄国青年时，他最初也曾习惯性的反覆思考曰：「站在女儿立场，她爱他，他也爱她，小夫妇相爱就够啦，爹娘不是正要儿女幸福乎哉，她没有错呀。」然而，紧接着，他矍然曰：「不能再从另一方面想啦，再想又要让步啦，再让步犹太人的最后防线就要完全崩溃。」他脑海里浮出小女儿五六岁时，从茅屋奔出来迎接他，扑到老爹怀里，父女欢呼的镜头。然后，老头拭去眼泪，断然拒绝，拒绝当然失败，他就跟小女儿断绝关系。当他们全家移民美国，小女儿哭哭啼啼前来送行，他痛在心头，却不肯向孩子再看一眼。
这部电影显示的不是老头顽固，更不是所谓代沟，而是一个犹太人的神圣责任，为维持种族的生存，不惜任何牺牲的坚持原则。高品质的人和一个庸俗的人，在这上显出分野。老头几乎对每件困扰，都放弃犹太人的传统，只在整个犹太民族存亡的关键上，犹太人不跟非犹太人结婚，犹太教徒不跟非犹太教徒结婚，宁愿断送父女之情。
──民主政治和现代家庭，建立在互相容忍和互相妥协上，但容忍妥协不是无止境的。如果犹太教女儿大批嫁出去，非犹太教的媳妇大批涌进家门，这个在任何地方都居於绝对少数，绝对劣势的民族，早被吞没了矣。像满洲人被吞没一样，会消灭得无影无踪。到了二十世纪复国时，即令上帝亲自发号施令，他们也复不成，盖去哪里找犹太人乎哉。
中华人跟犹太人，是世界上两大奇异民族。中华人坚韧得像神秘的橡皮糖一样，在强大的压力下可以被压得成为薄薄的一张纸，甚至比纸还薄，简直透了明，但它不破裂。可是一旦伸展起来，却可以从帕米尔高原拉到亚速尔群岛，不但不断，阁下走路不小心碰到它，还可能绊个觔斗，栽掉两颗门牙。使中华人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宗教，而是华文华语。如果撒旦先生大发虎威，念起咒语，从犹太人身上抽去犹太教，从中华人身上抽出华文华语，那就跟从混凝土大桥抽去钢筋一样，稀里花拉一声响亮之后，跌成一片流沙，随水而去，再也黏不成原状矣。
华文到现在为止，仍保持方块形式，这种现代人用起来头大如斗的方块字，在中华民族凝固的历程上，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纪元前八世纪到纪元前四世纪春秋战国时代，纪元后四世纪到纪元后六世纪大分裂时代，欧洲列国并立的形态和意识，已经完成。可是一旦统一，立刻产生向心力。而查理曼帝国也好，神圣罗马帝国也好，都想重建统一的欧洲，结果全都化作一场春梦。盖当时欧洲用的是拼音字母，各地拼出各地言语，文字五花八门，再大的政治力量，都无法揉和。而中国却用的是无法拼音的方块字，方言再多，缺少拼音字母工具，大家只好将就凑和，使用艰难的方块字矣。藉着文字统一，遂使中华人心理上有一致的归属。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急吼吼声明，我们只是强调方块字历史性贡献，犹如强调张飞先生丈八蛇矛历史性的贡献一样。囫囵吞枣的说，过去没有方块字，就没有中华民族，但并不是说方块字迄今仍法力无边，犹如并不是说张飞先生丈八蛇矛迄今仍法力无边一样。人类已到了电子时代，一种不能打字，不能进电脑，不能断字连字，不能自行发音，不能念出写法的文字，不是好文字。这个问题大啦，属於另一个范围，将来再表。
凡中华人所到的地方，都有华文。文字不能孤立存在，必须靠灵活的言语（三○年代，「世界语」流行的如火如荼，据说确实易学易懂，可是因为没有活言语支持的缘故，现在已没人提矣，哀哉。）所以华语也同时是中华人感情的归依，从前谚曰：「人不亲，土地亲。」现在中华人遍及天涯海角，则是：「人不亲，言语亲」矣，就是受点骗、吃点亏，仍然一见如故，先天的有一种凝结认同感情。这种先天的凝固认同剂，是维系中华人相依为命的主要因素。
《屋顶上的提琴手》有几句歌词，曰：「提琴手站在屋顶上，听起来真是发疯。只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屋顶上的提琴手，试着去捕捉愉快而单纯的曲调，而不摔断脖子。你可能问，既然这么危险，你爬那么高干什么？我回答你，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至於用什么保持平衡，我告诉你一个字，那就是『传统』。」
传统可以改变，可以抛弃，但不是盲目的，它有它的最后堡垒，犹太人最后的堡垒是宗教种族，中华人最后的堡垒是华文华语。堡垒一破，全体都要抱头鼠窜。满洲人的下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中华人要想获得自尊和受人尊重，需要「屋顶上提琴手」的忍耐、让步、修正，和最后的坚持。
踩了他的尾巴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四。
华文和华语是中华人的凝结剂，然而，华文华语内在的缺点，却也同时阻碍中华人的发展和团结。
有一种情形，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假使有一天，中华人的国家忽然间平地一声雷，削平群雄，统一世界，建立世界政府，跟想当年秦王朝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建立中国政府一样，水到渠成，华语当然成为世界语。可是，依柏杨先生观察，我们现在用的方块华文，恐怕并不能顺理成章的跟着成为世界文，盖华语易学，而方块华文书写的眩雍捅媸兜睦眩瑏资澜绲谝唬魏我桓霭肼烦黾业呐笥眩ㄖ谢嗽谀冢疾坏貌煌中颂荆ú灰当鸬模鲋徊樽值洌揖挪患湍芫袷С＃Ｏ衷诶椿粞У奈餮笱嚼丛蕉啵杏⒐弦桑忻拦弦桑蟹ü弦桑屑幽么笱弦桑ㄔ谡饫镂颐强傻们看识崂恚咐弦沟囊庖逡舶ā咐夏獭梗堑幕锊畈欢喽剂骼浅＃徊唤隽骼冶曜迹徊唤霰曜迹一箍梢蕴致鄹畈忝妗Ｓ幸惶欤依先思液貌蝗菀琢斓礁宸眩阒捞指宸颜婺眩腿ジ浇」荩兰莱Χ恰Ｕ屯访统裕舯谝蝗耗昵崛苏劾餐劾裁吞咐疃壬牡兰艺苎В唤缶钦饽晖纺母鲂∽踊谷ジ隳峭嬉蘸踉铡Ｈ欢鹊侥侨耗昵崛瞬捅铣隼矗业木С潭龋⒖淘黾恿奖叮此蔷谷蝗灞萄刍品ⅰ�
有位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语言中心当教习的朋友说，从我老人家的两倍大惊上，足以证明我孤陋寡闻，少见多怪，盖这种现象比老奶穿高跟鞋还不稀罕也。洋大人到台北，用不了半年，就能把华语说得天花乱坠，可是，面对方块字华文，大多数都成了谚语所形容的：「洋人看戏──傻了脸啦。」如果再教他们用方块字华文写点啥，像写封「妹妹我爱你」情书之类，那简直是一场苦刑，仅只把「一栋房子」式的方块字硬塞到格纸里，就足以使他们自叹薄命。
近代世界文化史上有两位伟大的巨人，在他们择善固执的金腕之下，对两种艰难的文字，予以改革，一位是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先生，他用超时代的远见，抛弃跟方块字同样艰难的阿拉伯字，改用拼音。另一位则是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慧眼万里，坚持方块字华文简体化。
──新加坡共和国所用的简体方块字华文，多少年来，使台湾若干畸形朋友，一提起来就血压上升。柏杨先生临离新加坡时，新加坡女作家青青草（蔡淑卿）女士，託柏杨夫人带了几篇她在该国发表过的小说，给台湾女作家丹扉女士拜读。丹扉女士拜读之后，认为是第一等奇文，就转託台北几位编辑，希望转载，以饱中国读者眼福。於是不久之后，她阁下跑到柏府，面无人色曰：「编辑老爷最初满口答应，等到定睛一瞧，就好像谁螘了他的尾巴，号曰：『新加坡不应该用简体字呀。』老头，你说怎么办？」柏杨先生只听了一半，就觉得天旋地转，几乎一头撞到墙上。天下竟真的有这么多发高烧人物，还没在镜子里看清自己的长相哩，就干涉起别国的内政来啦。呜呼，如果不是懵然无知，则定是啥时候害了大头症。我老人家可是没办法，唯一的办法是，把他吊到大树上，教他望望野眼，瞧瞧海阔天空。
──六○年代时，也曾发生过同样镜头，台北热闹哄哄，正大力推行方块字华文横写「从右到左」运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奇异的运动之一），偏偏「从左到右」横写「日本航空」的大字招牌，高竖中山北路该公司的大楼之上，迎风而立，好不惹眼。发高烧朋友已烧得神智不清，拚命跳脚兼破口大骂，有的还报请警察局取缔，好像国家存亡，在此一举。最后，日本老爷骇曰：「哎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