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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同样面临着重新认识和适应形势的问题。不能认识和适应者，会很难受，甚至自毁政治前途：
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亚老”为柳亚子（1887—1958），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成为“毛润之老友”。作为新政协的座上宾，看过无数政治风云的亚老既“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实在耐人寻味：为何而“兴奋”？为何而“牢骚”？政权在握，当然有“征服者”的“兴奋”，然一旦发现不被人当做自家人，自然又“牢骚满腹”。心情不好，还会拿弱者来撒气：
同赴北京饭店，开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晤衡老、泽老、映老、初老、伯钧、卓儒、家驹、志远、辰伯、志超（辛）、光旦等十余人。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
此时的党外学者，更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谁也不甘遭受冷落，因为建国前他们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不能忘怀自己的“革命历史”，由此更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是一句文人好面子可以了结的：
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
如果说张申府（1893—1986）的“大病”，并不在于“革命先进”而背“沉重之包袱”，病因实在于1948年的《呼吁和平》一文；那么，王造时的“心病”则类似于柳亚子。既然作为民主人士已经拥有辉煌的资本，1949年后，就是该将资本兑换现金时候了。一大批曾经亲炙过西方政治理论的英美海归在新政协前后的表现，与本土学者毫无二致，这是为什么？恐怕还在于这时的党外学者太热衷于政治上的进取，轻视了学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学术独立性。
只有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被欣赏的人物，才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这样的人，不一定有民主党派的背景，只要他是著名的学问家，就行。如此，他才能够被安置到教育、学术机构的高位上，甚至与党内的学术领导平起平坐。陈垣先生不仅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同时被任命为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他被重用的秘密，就在于他政治上的睿智。北平是1949年1月解放的，三个月之后，陈垣就发表了致胡适（1891—1962）的公开信：
胡适是他的老友，也是他学术上“直谅多闻”的诤友。胡适离开北平南下的前夕，还写信同他讨论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的问题，并说“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陈垣在信中表明，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陈垣真是懂政治的高手，对新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清醒而超前的估计，他知道胡适在中共心目中的位置和象征意义，他也料到胡适迟早会被清算。五年后的那场人人过关式的批判胡适运动，让胡适的许多留在大陆的学生和朋友——如俞平伯（1900…1990）和顾颉刚（1893—1980）——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学术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预见。作为胡适亲密朋友却安然无恙，就在于陈垣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他从一开始就表示完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并愿意用这套新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看中的，正是陈垣身段一放到底的态度以及这一态度所具有的强烈示范效果，一大批的非党员学者诚心诚意地走上了陈垣所示范的道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此为苏联建国史最标准之教本，简要精当，得未曾有。
解放前一年，在报刊杂志上写了些国际评论性文章。当时侈谈中立外交。解放后一看，觉得愚蠢无比，全都付之一炬。点把火，比较轻而易举，去掉旧的思想意识，则不那么简单了。不过，“一炬”总算弃旧图新的象征吧。
正因为没有“革命先进”的资本，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包袱”，真诚接受思想改造，这正是新政权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而这些书呆子的真诚，无意中倒是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相应地，也保持住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尊严，由此他们获居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安全的中间地带。从这个角度讲，陈垣是识时务者，而陈寅恪则太刚性。本来这个所长职位是留给陈寅恪的，但他对马克思史观的不屑一顾，不仅使他的学术研究步履艰难，而且也铸成个人生活的悲剧。陈垣的学生、著名书法家启功（1912—2005）对此深有感触：
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价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解放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了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还不算严重。从历史学领域来看，在党内史学大家们占据了领导位置之后，党外史家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就在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三所成立之后，大批党外著名史家也被调入，如燕京大学出身、留美归来的翁独健（1906—1986）先生，如国内传统史学方法培养出的著名学者蒙文通（1894…1968）先生，还有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甚至汪伪时期任过伪职的著名史家谢国桢（1901—1982），其他非中共党员的白寿彝（1909—2000）、韩国磐（1919—2003）、唐长孺（1911—1994）和谭其骧（1911—1992）等先生，都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白寿彝和翁独健两位还一度担任历史所研究室的主任。”
当然，能够不被边缘化的前提，进而突围靠近权力场，除了对新的意识形态的认同，还要在具体工作中像工人农民那样，服从上级领导，陈寅恪的学生、留美归来的周一良（1913—2001）先生就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思想转变：
我当时思想，就是怕分配到图书条件差的边远地区，无法从事研究。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这样想通以后，我坚决信奉不变，始终如一。实际上指导了我以后几十年的行动：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
周先生进入新北大之后，还担任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周先生的幸运，显然与北京大学有关。像北大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学术机构还能够容纳第一流的学者，其他高等院校的领导就难得有这样的雅量，比如，周一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友王钟翰（1913—2007）就远不是那么幸运：
50年代，我的第一部结集《清代杂考》得以出版面世。自此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主观方面的特殊原因，二十年内，我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
王钟翰以为，建国以后他的不幸遭遇，与他从北大被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有关，而这一调动之所以会发生，在于他政治上的中立消极：早在30年代，大学校园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与他有过接触，他虽然讨厌国民党，但也不想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民盟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张东荪（1886—1973）教授又想拉他加人民盟，他又拒绝。建国后的他学术上才刚刚起步，他实在也不具备被统战的政治价值。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他因言辞不慎被打成右派，就不仅是被边缘化了，而是整个失去了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位置。不幸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难以避免这一命运。
“弃妇”：脱党的史家们
对于一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党而言，叛徒是党的最大的威胁，因而受到的惩罚也最沉重。在战争年代，一些学者或信仰发生改变，或与组织无法再度取得联系，这些因各种原因脱党的学者被边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党外学者。
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属于张申府。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1897—1979）、周恩来（1898—1976）和朱德（1886—1976）都是他领入党内的，可是他本人却在1924年退出了共产党。1942年他加入民盟，1948年中共在军事战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却著文《呼吁和平》。建国以后，他不仅政治上，而且也在学术上彻底边缘化了。他早年的学生赵俪生（1917—2007）先生对此有相当沉重的体会：
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他也总是倾向中共这一边，即使他不是中共党员时也是如此。他不像梁漱溟，他没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头脑。
这是1987年，71岁的赵俪生在美国访问时与舒衡哲访谈时说的话。在他看来，尽管从思想上、感情上张申府都站在中共一边，但仍然无法得到原谅。原因很简单，党不能原谅一个先是退党、后又帮着国民党说过话的人。饶有趣味的是。赵俪生引用了汉朝的一首叫《弃妇》的诗，来形容张申府与中共的关系：
死亦无别语 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 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用这首诗来形容张申府对中共的态度，或许也是用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况。他用来形容其老师张申府的词——“弃妇”，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拒绝在组织上加入中共，却也“总是倾向于中共这一边”，并在抗战时期参加到中共队伍中。1939年因病赴西安治疗与党失去联系。虽然他很幸运地在解放战争时期邂逅清华老同学、此时已在军管会任职的陈其五，从而得以重返革命队伍，并进入培训干部的华北大学，结识了学校的领导范文澜、艾思奇，教授刘大年（1915—1999）、何干之（1906—1969），还得以担任艾思奇的副手。但是，离开了党的这段经历，使得他难以重新获得信任。一次偶然的顶撞领导，就让他永远失去了进入学术界权力中心的机会：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成仿吾（1897—1984）是郭沫若创造社时期的战友，一位激越的革命家。在胜利者即将接管旧世界的时刻，赵俪生竟然当众指责成仿吾“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三天之后，他就被调离华北大学，发往山东，赵俪生当时的感受是一“我被开除了。”这里的“开除”寓意复杂。他是觉得自己被开除出“无产阶级”的队伍了。
感到自己是“弃妇”的，还有著名诗人、美术史教授常任侠（1904…1996）。这位大学者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在抗战时期已是中共的密友。不幸的是，他在1945年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的教授，1949年回国之后，他的老朋友郭沫若、吴晗（1909—1969）、徐悲鸿（1895—1953）、田汉（1898—1968）都已身居学术艺术界的高职，他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当获悉自己只是被聘为专任教授而没有官职时，他在日记中记道：“贫农又变为雇农矣。”如果说失落的仅仅是学术界的官位，那倒也不难化解，因为常任侠骨子里还是学者，更难挨的是政治上的不信任，反复地被要求听取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辅导报告，那无疑是在反复提醒他，你已是一个新时代的落伍者！不仅思想上，而且组织上落伍，而双重的落伍者，连被统战的资格也没有，剩下的，只能是去做向隅而泣的“弃妇”。
（责任编辑 萧徐）
《观察》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李 钧
引子：通货的气球到底能膨胀到多大？
既然生活在“地球村”，就不能不关注“村”里的事。08年大事不少，但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却是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其官方2008年7月公布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货币的纸面价值已经大大低于纸的价值；无奈之下，津巴布韦于7月21日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但1000亿津元还不够买一个面包或支付一天的公交车费。所以一些津巴布韦人士要求发行面额更高的钞票。有报道称，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8亿津元。我深深祈愿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能降温，因为这实在不是“笑谈”——那里的人民一定到了不能聊生的地步。
1000亿元该是世界上面额最大的钞票了吧？不！这个世界纪录要归匈牙利，这个国家在1946年6月3日发行过面额为1；000；000；000；一000；000；000；000帕戈（100 quintillion，10的21次方，十万亿亿）的钞票。排在第二位的是前南斯拉夫曾发行过五千亿“戴纳”的钞票。这样说来，津巴布韦的千亿元面钞只能排在第三位。
至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的18次方，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的13次方（十万亿）。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一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1923年9月的1000马克、10月1日的2000马克、10月15日的12万马克、10月29日的100万马克、11月9日的500万马克、11月17日的7000万马克。在1923年底，200000000（两亿）马克只够买一个面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值……这该是何等惶恐的日子呀！
中国虽然没有创造这样的“世界之最”，但相关数据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中国面额最大的钞票是一张面值六十亿元的纸币，那是1949年5月10日由国民政府的新疆省银行发行的……关于中国在1946…1949年的通货膨胀，坊间有着种种的传说，比如扛一麻袋金元券去理发等等。但作为一个研究者，不能以此为据。恰好，储安平主编的《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被查禁，大体上处于这一时期，它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关于经济危机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经济是如何全面崩盘的——这似乎也是一个王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注脚吧。
《观察》“售价”两年飙升1800倍
《观察》是1940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上接三十年代的《新月》，下启五十年代台湾的《自由中国》，使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得以传承；是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标本。
《观察》由储安平主编，创刊于1946年9月1日（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创刊号每份售价500元。由于由“全国第一流学者教授专家六十余人执笔”，又由于抱着“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办刊宗旨，文章观点犀利，涉及政治、经济、时事、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不啻为中国社会的风向标，因而深受读者喜爱。但是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却构成了强大压力。至1948年8月第四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合刊时，售价已涨至350000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售价又在半年里飞涨20倍。最终因违禁而在1948年12月24日停刊，算下来，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售价飞涨了1800倍。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其售价飞涨的速度：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抛去已贬值的部分，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出，《观察》第五卷第一期的售价折合旧法币是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