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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公民选举权六十年·魏兴荣
选举权，最通俗的阐释是选择和推举领导者及被选择、推举为领导者的权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即使选举的对象是人大代表，代表受委托的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去推选领导者。
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因此是一国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中的必备权利。此项权利是否具有普遍性、真实性和制度保障性，关乎一国民众的地位与福祉，关乎一国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及执政方向的正确与否。尽管选举权几乎无一例外地载于各国的宪法中，但这种权利仅作为一种宣示、一种标榜还是具有制度保障的真实性，是将一个政治实体划分为民主与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
我国公民选举权现状
回首1949年以来60年的历史，我们所制订的四部宪法都规定了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公民的选举权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让我们稍作解析。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教科书上阐释此规定的特点时，总结出两大特点：普遍性和平等性。并进一步阐释说，普遍性是指一个国家内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非常广泛，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公民，不论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等因素，都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而平等性是指每个选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不允许任何选民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不同，而在选举中允许某些公民享有特权或对某些公民加以限制或歧视。
欲使具有如此“普遍性”和“平等性”的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