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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权力结构的力量。
而清王朝的灭亡，则在于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监察制度剑走偏锋，君主立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于是，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势在必然。
于是，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极具特色的两大制度，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点，不仅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加了监察、考试两院；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被坊间称作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三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十年，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三十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话。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群众权利还未实现。据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一句“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
身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从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深刻并真实地感受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人权利时代。我们如果希望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就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三十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五种，而这五种需求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三种属于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高层次需求。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当然，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赖和重叠。只不过高层次需求发展后，低层次需求虽然存在，但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则大大降低。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三十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各种教育不可谓不细，各级党委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不可谓不严，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之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却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
这是因为，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们虽然已进人了权利时代。但是，受“一手硬，一手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实质性推进，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充分表达。正是这些地方和单位“主人”的权利严重小于“公仆”的权力的状态，“权力之虎”不仅尚未被真正关进“权利之笼”，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发威伤人。最近网络关注度极高的“罗彩霞事件”，就是“权力之虎”严重伤害权利人的经典案例。
身处权利时代，需要执政党、全社会又一次广泛深入的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经济上还权于民，从而为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厚底。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既需要坚持并深化“生命论”（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理论认识，也需要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具体做法和有效恢复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即主人翁地位），从而促进执政党及全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上还权于民。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的朋友吕良彪律师在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维度上，列了三个重要维度，即：“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为特色的文化现代化”。我认为，如果再把“以权力分解、权力制衡的权力结构为特色的制度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入其间，那就满足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所必须的构成要素。
我以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近30年前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而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危机在大智慧者、大军事家和大政治家面前，通常也是机遇。以我之见，用金融手段解决金融危机，不过下策而已；用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不过中策而已；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是上策。因为，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能看到房子这个物品问题的人，只能算个战术家；能通过房贷问题认清金融危机这件事的人，可以算个战役家；能透过金融危机悟到能出现的各种危机，认识到以人为本，并勇于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战略家。而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透过物而见到人，通过经济危机看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大战略家。因此不仅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响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在《法兰西内战》中更明确地强调：“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因为，权力与权利间的差异和矛盾决定了，权力与权利不是一个恒等式。权力永远不会在没有约束和制衡的条件下自动代表权利。
历史证明：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责任编辑 吴思）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张绪山
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日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