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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的问题。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袁 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一
巴金老人远行转眼又已三年，我总记得最早见到他的情景。回想起来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1949年6月5日下午，上海解放刚一星期，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坐满了文化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出席上海开埠一百年未曾有过的一次盛会。统率大军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便装到会，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他那豪爽坦率的态度，真诚实在的讲话内容，加上诙谐风趣的四川口音，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使会场上自始至终欢声不断。上海知识界人士见过许多世面，从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欧美各国要人到中外名流学者，“阅人多矣”，却是第一次面对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毅市长的风度，完全出乎他们想象之外，许多人从此成了“陈毅迷”。在吴有训、陈望道、茅以升、潘震亚等几位教育家、科学家接连发言之后，主持座谈会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请巴金同志发言。巴金腼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第一句话便说：“我虽然也是四川人，却是不会讲话的四川人。”顿时全场忻然，陈毅市长也哈哈大笑。
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尽管在初中时代起便读过《家》、《春》、《秋》和《灭亡》、《新生》，是巴金的热诚崇拜者，为他笔下那高大墙门里腐朽的封建气氛引起哀伤和愤恨，也被那种反抗旧社会旧制度的勇敢行为而激动鼓舞。我也早知道他原先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孤岛”时期离沪去内地，抗战胜利后又回上海。我正进报馆当记者，却从未敢去冒昧打扰这位大作家。那天八仙桥盛会上，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位崇拜已久的前辈，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不仅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而且是那么谦恭平和，坦诚朴实。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恢复了中国报纸传统的副刊，副刊的灵魂是作为头条的杂文，改版之初，我们约请多位老作家支持，叶圣陶、茅盾、夏衍等前辈都热情支持，纷纷赐稿。巴金先生从上海也寄来一篇《“独立思考”》，是有感于教条主义的棍子妨碍人们独立思考，必定影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正是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的问题。文章不长，但点明了已经开始盛行的痼疾：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8日，署名余一）
文章不长，语调平和，毫无剑拔弩张的火气，却是言近旨远。以小见大，说的全是真话，体现了巴金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在五十年代教条主义之风正盛的时候，能够说这样一针见血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未必能对他所抨击的人起多大警示作用。在某些自诩为马列水平很高的人那里，对这类杂文根本不屑一顾。我们副刊编辑部倒是一直以作者对编辑改稿的批评为戒，注意不要硬把别人的文章装进套子。后来巴金同志还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一篇《论“有啥吃啥”》，听说在上海还引起一阵波澜。可见得说真话并不容易。
二
十年动乱结束后第二年冬天，我同两位同事去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揭露和批判“文革”中为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特别是为害十年、余毒很深的“文艺黑线专政”谬论。我们连续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文学界的，一次是艺术界的。12月10日那天，上海已经很冷，巴金一早就来到东湖路招待所，和柯灵、王西彦、李俊民、孔罗荪、杜宣、黄裳、草婴、茹志鹃、包文棣等同志先后热烈发言。他们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四人帮”党羽们种种非人道的摧残。巴金更是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重。但是他们在发言中都不谈自己的遭遇，而是愤怒地声讨“文艺黑线专政”论粗暴否定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成就，对文艺界施行残酷的迫害，充满伤感地提到一些不幸过早离世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字（请见附录）。巴金讲话不长，但很有分量。他认为“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是余党犹在，余毒深远，我们千万不能手软，一定要除恶务尽。他后来将发言补充成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在12月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除恶务尽，不留后患》。他以自己解放后的经历，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荒谬和危害。他指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根错节，作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他讲话声调并不高昂，也未举一个实例，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位在十年动乱中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作家心头的隐忧。
1978年底，我忽然收到表兄潘际垌从香港寄来一份港版《大公报》，打开一看，在他主编的副刊《大公园》上，赫然有一篇巴金新作《谈（望乡）》，展读之下，真有意外的惊喜。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和上海上映，虽然已经过“手术”，受到观众欢迎，仍然引起不少的波澜，主管部门的官员竟然出面公开反对。巴金在文章里支持电影，批评“禁映”的声浪。他的文章虽只在香港进步报上发表，影响仍然不小。从电影《望乡》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所受灾难是那么哀伤痛心，对造成这场旷世灾难的封建专制遗毒和“左倾”思潮是那么憎恨厌恶，更引起我们的心灵的强烈震撼，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无动于衷。这位“不会讲话的四川人”，讲的是发自肺腑的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从《谈（望乡）》开始，到《“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和《怀念胡风》等篇，巴金先生以病弱之躯，断断续续写了七年半，一共写了一百五十篇散文随笔。老人自谦为“五本小书”，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一部大书，一部蘸着心头流出的鲜血写成的大书，一部站在历史高度光照时代的大书。五本书都是普通的题目，偶然想到的杂感，文字短小，大部分只有一两千、两三千字，但是，每一本，每一篇，字字句句，都浸透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挚的爱和沉重的责任感。读这些散文随笔的感受，不同于读他早期的许多作品，而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唤，他呼唤我们同他一起，回顾我们大家走过来的崎岖道路，回顾几十年的难忘岁月。他呼唤我们用自审、自省和自责的心情去反思那被扭曲的历史。
后来几年去上海看望巴金先生时，我虽然知道他仍在不停笔地写一篇又一篇《随想录》，也读到那些充满了深刻的真知灼见、洋溢着真挚的人间至情的文章，但为了不引起老人过多的感慨，我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然而，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谈到《随想录》，表示还要写下去，哪怕每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一二百字。他还有许多许多心里话要说，还有许多许多债要还。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毕生都是这样一个严肃、真诚地对待历史、对待生活、对待朋友、对待自己的人。
《随想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写得最多的是十年灾难，犹如一场长长的噩梦，时时搅乱他的心，搅得他不得安宁。然而，在他笔下出现得更多的字眼，不是控诉，不是声讨，而是——欠债，还债！
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吗？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账是赖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