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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指挥所来电话，说大批敌人正在往我们这边运动，估计敌人是发现我们这个指挥所了，冲着我们来的，要我们马上转移。”炮弹的轰鸣和重机枪扫射的声音震耳欲聋，蔡师长趴到赵新民的耳边，冲他大声喊到。
“不要转移，这样更好，我们牢牢吸引住敌人的主攻部队，缓解塔山方向的进攻压力，还可以给十一师和十二师创造从侧翼抄袭敌人的机会。”赵新民也对蔡师长喊着说，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望远镜里，他已经能清楚的看到，冲在进攻队伍前面的一个个“大盖帽”的面部表情。
接下来的战斗就像两个势均力敌的棋手间的搏杀，一个连与一个连同时倒下，一个营和一个营血拼到底，一个团和一个团同归于尽。从清晨杀到黄昏，横七竖八的尸体垒满了阵地，硝烟和尸体烧焦的气味笼罩着战场的上空。拼到最后，攻守双方都只剩下了不到一团人。
黄昏，赵天宝整理好他的最后一团人，即将做最后的冲锋。通讯兵这时终于接通了后方司令部的电话。
“军座，侯司令命令我们撤退。”王副官把话筒递给赵天宝。
“侯司令，我赵天宝有负校长的重托，今天到不了锦州了，但请给我最后一次炮火支援，不拿下白台山我决不回去！”
密集的炮火再次雨点般砸到阵地上，压制得赵新民等人抬不起头来。每个老兵都知道从炮弹的呼啸声，判断炮弹落地的远近，当一声短促而刺耳的呼啸，从头顶上俯冲下来的时候，李尚全一个箭步窜上去，把赵新民死死压在身下。
巨大的爆炸声几乎震晕了赵新民，压在他身上的李尚全的鲜血黏糊糊的滴落到他的脸上时，他才一下惊醒了过来。他使劲挪开李尚全沉甸甸的身体，看见巨大的弹片像利斧一样，在李尚全的后背劈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大口子，棉衣翻卷开来，肝胆心肺等内脏裸露在了体外。
赵天宝的最后一团人再次猛扑上来，当他们离战壕还有几十米的时候，坚守阵地的战士用手榴弹一顿猛掷，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撂倒了前面一个梯队，但两侧的敌人却在军官的带领下，冲上了指挥所前面最后的一道阵地。一时间，枪口对枪口，刺刀对刺刀，刀光血影，喊杀震天。
赵天宝率领一百多敢死队，作为最后一个梯队登上了阵地，他们撇开阵地上正在格斗的士兵的纠缠，朝着赵新民所在的指挥所猛扑了过去。
赵新民身边的警卫战士连同所有政工、参谋人员一共只有几十人，他们趴在掩体里，错愕的一会儿看看赵新民，一会儿看看冲上来的敌人，不知道该不该开枪。因为那个端着冲锋枪，大声叫喊着冲在最前面的敌军官，竟然有着和赵新民一模一样的脸和身材，甚至连奔跑的姿势和喊杀的声音也一模一样。赵新民身边的战士惊讶得如同做梦一般。
正在这时，指挥所两侧的树林里射来了密集的子弹，那是增援的反击部队及时赶到了。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向前的赵天宝，在一瞬间感到头部和胸部被猛击了数下，踉跄的倒在了地上。在垂死的那一刻，他感到四周安静极了，没有半点声响。他感到身下的土地就像儿时记忆的那张大铜床，那样的柔软，那样的无边无际。他的脸颊和嘴唇触到的青草和野花，就像是枕着母亲温软的乳房，鼻息间清晰的闻到了母亲甘甜的乳香。他的十指深深的抠入泥土之中，像是紧紧抓住了母亲的两个乳头。当生命之光在他的眼里慢慢熄灭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恬静，感觉母亲的两个乳房都是他一个人的了，永远都不会再有人和他争抢了……
以后的两天，国军仍以几个师的兵力继续进攻塔山，但有气无力，毫无进展。十六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终于攻克了锦州。
此后，东北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国军，陆续被东北野战军歼灭或者俘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十一
赵新民的部队从塔山战役下来，进行短暂的修整。赵新民趁着空隙，去了趟李尚全的老家。
李尚全的老家在四平附近一个叫李家屯的大村子，村中人家大多姓李，李尚全有个老婆，叫李秀珍。
一九四○年，十八岁的李秀珍嫁给了十九岁的李尚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夜间李家屯来了许多八路军 ，后来叫东北民主联军。他们成立农会，招兵买马，李尚全在农会的劝说下，参加民主联军，跟着队伍走了，同村的还有几个年轻人，从此渺无音信。
第二年，村里闹土改，李尚全兄弟几个的田比别家的多些，给定了个富农，家产被土改小组分给了村民。李秀珍带着五岁的儿子，三岁的女儿，家里只剩下几床被子，一间房子和一袋小米，还有一些喂马的豆饼。
从四平的前线，不断的有消息传来，同村去的人，一个个的都战死了，但一直没有李尚全的音信，李秀珍就一直这么等着。
一九四七年冬天，闹起了瘟疫，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李秀珍的两个孩子也感染了麻疹病，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钱给孩子治病。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个相继痛苦的死去。
五岁的儿子临死前，断断续续的喊着，妈妈－－我饿－－妈妈－－我饿呀！她一只手把儿子搂在怀里，一只手端着一碗用豆饼熬的豆饼水，拼命的往孩子嘴里灌。她已经全然不知，这可怜的小生命的体温，已经在她的怀里渐渐的凉了下去。整整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夜，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着那冰冷的躯体。直到第二天，别人才从她手中接过孩子，用一床小棉被，裹着一袭破席子掩埋了。李秀珍从此没有眼泪了，她孑然一人，天天到村头的路口往远处眺望，苦等着丈夫的归来。
赵新民了解清楚了李尚全一家的情况，跟着村长来到了李秀珍的住处。
“秀珍啊，尚全部队的首长来看你来了！”村长脸上挂着献媚的笑容，对李秀珍说。
低矮的土房里，李秀珍放下手里的粗瓷大碗，睁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怔怔的看着赵新民和跟在他身后的一行人。裂开口子的碗里盛着大半碗没有半点油星的野菜汤，那是她一天的晚饭。
“跟我们走吧，我带你去看看尚全。”赵新民说。李秀珍脏乱发迹下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新民领着换了一身崭新军装的李秀珍去给李尚全上坟，赵新民发现梳洗整齐后的李秀珍其实非常的秀丽。李尚全的坟还很新，坟头几棵新草的嫩芽在风中轻轻的摇曳。李秀珍蹲下身子，用衣袖轻轻擦拭着粗粝的墓碑上的灰尘。
“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赵新民说，“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李秀珍抬起噙满了泪珠的双眼看他，赵新民扭过头去，望向远处。天边的落日在山岭间缓缓的沉下去，夕阳如血，洒满了山野大地。
赵新民安排李秀珍留在了部队上，成为了部队医院的一名护士。一九四九年，随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北京城。
古老的古都迎来了她新的主人，北平又改称回了北京，赵家大院看门的李大爷，又听到了门外汽车喧哗的声响，他蹒跚的从门房里迎出来。自打赵天宝战死东北，孙英莺带着小宝匆忙飞去了台湾，这院子已经清静了些日子了。
“您还认得我吗？李大爷。” 赵新民从车上下来，对李大爷说。
“我老眼昏花了，请问这位首长，您是？”
“您仔细看看，我是银宝啊！我回来了！”赵新民脱下军帽，扶着李老头的手，希望他能认出他来。
“是二少爷啊！果真是二少爷啊……”拉着赵新民的手，李老头老泪纵横。
李老头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说不出一句话来，赵新民把他交给身边的卫士，然后转身迈进了这座整整阔别了三十年的大宅子。
赵新民一间间屋子慢慢的看过去，三十年的岁月似乎没有改变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切恍如昨日，但这些砖瓦曾经庇护过的人们在时光中全都改变了。
在中院的西厢房，赵新民三十年前的卧房，一切陈设都还保持着他记忆中的模样。书桌上那本《新青年》还是一九一九年他看过的最后一期，放在钢琴上的镜框里的照片，也还是那张三十年前“读书会”会时的合影——杨子玲微笑着坐在众人中央，赵天宝和赵银宝分立左右，身旁还有还有丁久、宋开森，而杜顺站在最靠边的角落里。但是照片和《新青年》都泛黄了，钢琴的弦也很不准了，在这些细小的变化中，时光才坚定不移的昭示着它的永逝不复。
赵新民最后来到静谧的后院，推开正房的房门，与记忆中的毫无二致，大铜床安安静静的盘踞在房屋的一侧，向四周散发着温暖的微光。
二月三日，北京城举行了热闹的解放军入城式。上午十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挂着红色指挥旗的美国产的指挥车，从永定门穿过人流拥挤的古老街道，向前门缓缓开来。指挥车引导着四辆载着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领袖像后是整齐的军乐队，然后是规模庞大的装甲车队、炮兵车队、骑兵和步兵方队。
林彪率领着他的幕僚们，站在前门城楼上，向他的将士们频频挥手致意。以后的数十年，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仪式，规模更为盛大的游行检阅，在距离前门以北几百米远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的举行，那盛大的场面，给一代代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入城队伍经过前门，有意安排向右拐进东交民巷。坦克的马达隆隆，军乐队的阵阵歌声，震得一栋栋洋楼的玻璃窗瑟瑟作响。这是一个受尽外族欺辱的古老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的示威，而对于那些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游行队伍的外国公使来说，他们见证的是，中国被“丢失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当最后一艘英国“紫石英号”巡洋舰在长江下游江面上航行时，遭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炮火轰击。“紫石英号”被扣押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该舰偷偷解开缆绳，顺河而下，溜到了海面上。从此，它再也没有驶入过长江，也再没有任何一艘西方军舰重新回去过。这距离中国在西方军舰的威逼下开放第一批通商口岸，恰好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大门重又重重的关上了。
还没进城前，赵新民就接到了调令，协助罗瑞卿，组建新成立的公安部。赵新民替李秀珍联系了在北京医院进修的名额，这样李秀珍也留在了北京。
李秀珍每个周末都到赵家大院去看望赵新民，她一直叫他“首长”，他则叫她“秀珍同志”。
每次赵新民都留她一块吃顿饭，一块聊聊进城后的各种新鲜见闻。有时恰好碰到赵新民不在，李秀珍就替他收拾收拾房间，洗洗换下来的衣袜。但当她走进赵新民的房间，第一眼看到那张巨大的铜床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心狂跳。回到医院的宿舍，铺好自己的小床，准备就寝前，她的脑海里都闪烁着却是大铜床的一个个细节，精美的纹饰、温暖的光泽、雪白的床榻……很多次，她一个人呆在赵新民的屋里时，她都有用手去摸一模大铜床那精美的床栏，或者在床沿上坐一坐的冲动，但是，她一直没敢碰它一碰。
十月一日这天清晨，李秀珍早早起了床，和北京医院的全体进修学员一道乘上卡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分外飘扬。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着歌曲，场面既宏大，又鼓舞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着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人们都认为他是中国的救星。
毛泽东用富于感染力的湖南口音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激动的热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参加完开国大典，晚上，秀珍亲手包了好些饺子，等着赵新民回来。
赵新民走进屋，“呵！这么多饺子啊，还别说，我还真是饿坏了。”
“请首长等会儿，我这就下饺子去。”
屋里只剩下了赵新民一个人，他在钢琴前坐了下来。
钢琴是几天前搬到后院这间既作书房又作饭厅的东厢房里来的，调音的师傅也来把弦调准了，但赵新民紧张的忙碌于“十一”的安全保卫，一直没有心思弹。现在他的心情很好，甚至有些激动，他打开了琴盖。
很奇怪，赵新民的双手落下去，响起的并不是任何一首欢快的曲子，而是略显忧郁的莫扎特的降B调奏鸣曲。三十年前，就在这个院子，他常为杨子玲弹这支曲子，用的也是这同一架钢琴。当莫扎特弹到一半时，另一首旋律在赵新民的脑海里漂浮了起来。赵新民闭上眼，任由激越的旋律牵引着他的十指，在琴键上上下来回的跳动。
那是一九三二年他随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天险，到达川北通江县城时，弹的那首曲子。从那以后，赵新民从未再有机会接触钢琴，手指触到琴键，已感觉有点陌生。但此时此刻，汹涌的情感帮助他克服了生疏了的指法。
数小时前的开国大典，三十年前“五四”街头无数慷慨激昂的少年，血泊中丁久的圆头布鞋，枪口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张继升被机枪扫射时倒下的身影，夜色中被丢弃的遍野伤兵的啜泣，延安的窑洞黄土高坡的信天游，塔山阵地震天动地的隆隆炮火，滴落在自己脸颊上的李尚全的浓稠的鲜血，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杨子玲俏美的笑影，父亲的铜床，母亲温暖的乳房，生命之光缓缓消逝的赵天宝的眼神……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激越的音符，如时间的波浪，在赵新民的指间，滚滚的流淌。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耳际渐渐隐去，赵新民睁开眼，看见秀珍端着两盘饺子，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
“首长弹得真好，这是什么曲子？”
“回忆。”赵新民说。
饺子的味道很好，温暖的灯光下，李秀珍的眉眼也很清秀妩媚。
“秀珍，我想和你商量件事。”赵新民说。他第一次叫她秀珍，而不是秀珍同志。
“什么事？”
“我――我们，我们结婚吧，你看，好吗？”赵新民有点磕磕巴巴，但还是把话说完整了。
秀珍低下头，看着自己的一双手，默不作声。
“你觉得不好？”赵新民问。
秀珍急急的摇头。
“那你同意了？！”
秀珍的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这天夜里，秀珍留了下来。在大铜床上，赵新民在秀珍的身上翻来覆去，始终不得要领。李秀珍这才知道，比她大了二十岁的这位大首长，原来还是个童子身。
秀珍好不容易从赵新民的身下钻了出来，伏在气喘如牛的赵新民的胸脯上，轻声的说：“首长你别动，让我来……”
赵新民和李秀珍结了婚，婚礼朴素而简单，秀珍把行李搬过来，这家就算成了。
社会财富的私有是一切罪恶和一切斗争之源，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信仰水火不容。赵新民把赵家大院和所有家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赵家大院成为了国家财产。然后组织上再把赵家大院的后院分配给赵新民和李秀珍居住，还按月从赵新民的工资中扣房租。这并不是赵新民的特立独行，在欢欣鼓舞的建国之初，这几乎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超出生活需要的个人财富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应当交由国家，按需要平均分配给全体人民。
三进大院的另两进四合院，就这样分配给了另外两位需要住房的高级干部，一家姓王一家姓方，和赵新民一样都是副部级。院子间相通的门洞用砖砌上，每个院子另开了门，通到街上。
转年年底，秀珍生了个儿子。当时志愿军刚入朝参战，赵新民说，咱们就叫他援朝吧。
小援朝一天天的长大，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在家的时候不多，总有出不完的差，一会儿说在云南，一会儿又说到了黑龙江。在家的时候也很少能闲着，各种各样的人络绎不绝的来找他办这个事办那个事。
而赵新民不在的时候，家里就会很清静。每天晚上，天一擦黑，小援朝就自觉的端一盆热水，洗干净脚，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