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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类似于“文革”庆功信的文字，颇有点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将整个高原作为英雄的布景和陪衬，这样的“三突出”原则显然不适用于西藏，甚至，不符合余纯顺的本意。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余纯顺从未有过绑架“壮士”这一称号，或者将自己的旅行与寻求真理一类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的企图。西藏并不需要观赏者，更不需要征服者，即使从不怠慢远道而来的人，但他们显然无足轻重。所有旅人都只是过客而不可能成为永恒，他们不是英雄而最多只能成为乞丐，他不是征服者或者施予者而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在西藏，乞丐这一称谓与轻视无关，许多藏民都是通过沿途行乞去朝拜的，因而每次在公路边上遇到行乞者，我都会投以尊敬的目光。
我不知书本上那些颇为吸引眼球的旅行是否真的构成探险，没有任何人能为此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文字听上去却像红头文件一样确凿无疑。它们仿佛浓烈的青稞酒一样迷惑我们。在这份由想象提供的欢乐里，西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对于西藏的冲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些信息的蛊惑，它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我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需要治疗，我敢爱敢恨，敢写文章骂领导，从来不舍得亏待自己；说复杂，是因为那种冲动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至今不能对它作出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己祖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如此向往？是因其自然、宗教和文化奇迹在四千米高度上的巧合，还是企图背叛四平八稳的生活而投靠眩晕、梦游般的流浪？果真如此，那么，被切？格瓦拉和马尔克斯联袂渲染过的美洲大陆，那些被丛林覆盖的神秘金字塔，不是更加深邃和鬼魅？西藏向每个人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答案藏在每个人的腿里，并且关乎他们生命中最敏感的部位。
三
没有任何征兆，西藏在一个沉闷的傍晚突然出现。那天，北京电视台的导演卢小南给我打电话，尔后我们就相约在一尊毛主席塑像下见面，同来的还有主持人金毅。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成了一部电视片的艺术顾问，并因此获得了随摄制组进藏的机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突然到来，剥夺了我做出一个苍凉而绝决的手势的可能。西藏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如我文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这将使我的文字大为逊色，因为我的西藏之行，缺少了必要的悲壮成分。
有一点或许可以事后炫耀，那就是我向整个摄制组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我的童年时代有整整一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白雪皑皑的高原，与无菌的病房颇有几分相像，会本能地诱发我对于疾病的记忆。但为了避免与西藏失之交臂，我守口如瓶，到最后都没向组织坦白交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暴露出自己的任性、自私和不预全大局。
高原的酷寒缺氧和我被病变撕扯得奇形怪状的呼吸系统，会合谋在途中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吗？无法呼吸的记忆是那样深刻，肺部缺氧的痛苦要远胜于胃部缺食，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折磨的我或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发言权。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通过一次被努力拉长的呼吸来为肺部争取一点氧气的艰辛，那点吝啬的空气如同爬过一片粗糙的山石一样，艰难地穿过我的喉咙，到达目的地时已所剩无几——缺氧于是成为我青春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而黑紫的嘴唇和凸出的双眼则成为我的标准肖像。疾病甚至改变了我睡眠的姿势，我只能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每一分钟都像用冷水深化冰块一样缓慢和艰难。据此我曾被宣布与西藏绝无缘分。但那一天我却把这一切忘记——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剥夺了疾病出来表态的资格。我用了一个星期进行准备，包括添置必要的设备，诸如防水鞋、手电筒、水壶和刀，并且通过北京台的制片人吴群和他的女朋友李小萌打探珠峰的情况。我把沿途携带的所有家当摊在地上，并不止一次地端详地图上那片红铜色的土地，这时我才发现，西藏就在眼前了。
旅途令人狼狈不堪。疲惫删去了所有虚张声势的表演，那些浮肿的豪情和虚假的浪漫，剩下的只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诸如如何跨过一座坍塌的桥梁，如何应对空虚的胃肠，如何尽早结束一天的行程，等等。而奇迹，就混迹于这些庸俗问题之中，悄悄地到来。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也就是说，漫天的飞雪将我们全部变成瞎子，它的险恶在于涂抹了道路与悬崖的界限，把危险送到我们身边同时又将它遮盖起来。但我们不能停车，那样会导致一连串的追尾，只能硬着头皮在湿滑的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显然这是一个因为赌注过大而显得并不好玩的游戏，每个参与者脸上都布满负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雪的恐怖，地道的“白色恐怖”，仿佛预见了上帝盖在死者身上的雪白布单。我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除了看到山脉的瞬间变化外是否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而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降临的阳光是出于恻隐还是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他的考试。我相信飞旋的风雪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可以像雨伞上旋出的水珠一样飞旋出去，我甚至已经听到了在游乐场可以经常听到的充满快感的惊叫。但上天不开无限度的开玩笑，他分寸得当，刚好在生死的临界点上终止了游戏。但在那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任何所谓超越极限的英雄感而只有一点可怜的求生本能，我知道，在西藏，任何一点狂妄都可能受到制裁。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3）
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对司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离奇的故障，平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各种救援办法，但是崎岖颠簸的山路对我们想出的所有办法都提出否决，最后一个办法只能是把车抛在绒布寺边上，等我们开车到拉萨，购买一个新水箱后，再返回原地，更换水箱。这样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将风和日丽这个词语用于修饰唐古拉山口，令我多少觉得有点离奇，我甚至感到一点受宠若惊，我相信并非所有人在刚刚进入西藏边界的时候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已对这些山神的性格多变习以为常。此刻的海拔表显示的高度已超过了五千米，我的呼吸系统比汽车的机械系统要正常得多——越野车的发动机那时正因缺乏氧力燃烧不充分而显然棉软无力，它像服用了鸦片一样一厥不振，而我却格外清醒。我等待着身体内部的那只魔手突然掐住我的脖颈但它始终按兵不动。
我警惕着埋伏在草丛中的蛇，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突然昂起头颅。如同一部惊险片的最后，凶杀并没有发生，放松之余我感到略微的失望。它不仅使我携带的繁琐的药物成为累赘，而且使这趟极限之旅（至少对我个人如此）仿佛一次平常的外出，以致于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的这趟旅程更像是一个谎言。
事实证明，西藏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尽管道路遥远而艰辛，我们不必把这里当作刀山火海，也无须把自己的旅程想象为某种壮举。天堂或者鬼蜮，皆是人为的想象或者杜撰。这里与我们的家园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那就是那里的常住居民还包括神明，它们占据着一定的人口份额。但是神明偏好最朴素的愿望，对豪言壮语心存反感。明察秋毫的神明早就看穿旅行者的阴谋——他们一面在记录本上写下悲壮的语录，一面劝说天真无邪的藏族少女在清沏的圣湖边脱去衣服……
四
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定日以后，我们汽车的时速就再也没超过过十公里，再也没看见过河流和植物，只有灰色的石头，如同被天国废弃的单词，把没有止境的山坡堆砌成冗长乏味的史诗，令人无法回避。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词语的顿挫逐渐变成脚下的起伏，成群结队的石头把我们一级一级推离地面，使我渐渐辨识出从下一座山峰背面传来的神灵的喘息。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民与高傲的神相伴。在这空气稀薄、草木不长的地方，时而会见到一些村落和寺院，冷漠的风雪中夹杂着人间的声息。这很像虚构，但这并非高原上的幻象，西藏擅长于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我们认为荒谬的地方，生长出真实的树干。有时我会认为性格狂暴的风是山上惟一的居民，但在它扭曲的表情后面，我却会意外看见驮盐者安祥的脸。一群驮盐者可能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在灰冷的岩石衬托下显得极为生动。羊背上的盐巴可以唤起我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比如温热的食物、妇人的乳房以及婴孩的啼哭，这种想象使我对高山的描述陡然发生转变，它不是为人们测量体能而准备的巨大仪器，而是一片生存之地，从每一条山路上都可能发现生活的线索，看到绝望的积雪与铁锅里灼热的肉汁的联系。许多与温度有关的词汇隐藏在那些冰凉的景象背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一位朋友说：“一切生命活动都只能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如果你站在难以看到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感到生活本身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滑稽的。你渐渐走近它，就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严肃，痛苦或幸福都是那样真实，每一个事件都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大意义。”＇2＇用这段话形容西藏恰如其分，只是“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西藏”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与藏民不生活在同一平台上，其间有着几千米的落差，这样的空间差距又在时间中加深。空间的差距是一个定量，但它进入时间的公式之后，就成为变量，像一条从篱笆中脱颖而出的狗，不规则地奔跑，瞬间就消失了身影，令追踪者望尘莫及。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人类学家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B？N？Aziz）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在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精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它使人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早期的迁徒与变革浪潮是怎样越过这片介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地带，并巩固了只不过是在悠久历史的最近时期才在定日出现的变革与流动性的种种现实。＇3＇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4）
这是一个混淆了天国与尘世的地方，藏民、探险者、神祗与幽灵，分别寻找着自己的通道。高山给所有的过路人以不同的待遇——它使藏民保持着凡俗艰辛的生活，却给探险者戴上英雄的勋章。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讨厌用“征服”这个词来造句——无论主语和宾语怎样调整和置换。问题不在于谁坐稳了主语的交椅，而在于句子中所有的词语都必须服从于由谓语（即“征服”）所确立的规则，仿佛数学中的“》”号，“征服”一词露骨地表达词语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不可能像“=”号那样划出一条可以互通的道路，因而它所指明的去向必将是一个死角，只能像刀尖一样，指向邪恶的结局。
与其说“征服”是一种不合理的欲望，不如说它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它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实力，而对整个世界贸然地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这势必造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而结果，自然是不言自明。寻找这方面的例子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无数无家可归的尸骸，就是“征服”一词的最恰当的注脚。
固然也有胜利者，但他们的胜利是虚拟的，只存在于想象里，并且像肥皂泡一样经不起风吹草动。因而，维持这样的胜利比获得它更加艰难。更常见的事实是，许多征服者的伟业在身后都土崩瓦解，所以，我对征服者或者英雄这样的光荣称号从来都心存怀疑。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这几个被血红的宋体字夸张了的口号，充分表达了人类的无知和妄自尊大。它是地道的谎言，却被我们奉为真理。人类思维的单向性在类似的口号中暴露无遗——他们提议在天地万物之间选出一个领导者，并且一厢情愿地把选票投给了自己。自然界当然不会与人类为伍，可惜人类听不到来自自然界的批评，没有任何媒体能够表达自然界的意愿，因而人类就成了自告奋勇的专制者，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却听不到任何有关政变的风声。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思维既违反了“天人合一”的祖训，又与多元并存的现代民主思维格格不入，显然，这样的统治并不存在，并且一天都没有存在过。而正史中的那些所谓的英雄，也不过是一群最可怜的人而已。就像一位朋友骂过的，悲剧、真理和英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他妈矫情的玩意。“我们制造过许多真理，被所有神圣的尺度严格地丈量过，信以为真的蠢猪们抱着它们冲锋，最后把自己弄成了英雄，而把阻碍他们的另一面命名为悲剧或绊脚石。悲剧、真理和英雄陪伴我们走过了有史以来的岁月，却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不过是在暗中冷笑而已。坦率地说，我对所有推荐而来的真理持谨慎的态度，对所有披着英雄之皮的人敬而远之，对号称悲剧的东西，除了不理睬之外，只有嘲笑。”＇4＇
在我们所要征服的“世界”或者“自然”里，当然也包括青藏高原。自从“征服”新大陆之后，形形色色的小哥伦布在这个星球上始终络绎不绝。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把学生成批地哄到博物馆，把科学家赶到实验室，同时把探险家送到地球的各个死角，人类迅速获得了有关自然的全部档案（几乎），在对世界了如指掌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它的敬意。而这些被培根命名为“知识”的东西最终使人类获得了向自然敲诈的胆量。在探险者身后，“开发者”追随而至。但西藏不支持他们的事业，它始终拒绝成为某些人成就伟业的敲门砖。应该感谢西藏的神灵，多少使无所不知的人类在大地面前保持了敬畏之心，它的神秘性，它的不可解释，它的超现实，足以解除征服者虚妄的自信，无论是这种“征服”，是手持“科学”的路条，还是披着暴力的盔甲。
六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一书中记述了一批暴力“征服者”的遭遇。那是在20世纪初，在英国贵族荣赫鹏（Yonghusban）及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将军”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侵入了这片高原。显然，荣赫鹏或者麦克唐纳，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英雄，自信能够超越自然为他设定的极限，并认为在他英勇的部队的身后，浩浩荡荡的开发者的队伍将接踵而至。故事的开始跟他的想象相差不远，尽管他的队伍只是一支由职业雇佣兵、无赖、牧师和冒险家拼凑起来的、数量仅为八百人的乌合之众，他们却一路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兵临圣城拉萨的门户江孜城下。英国人起初对他们如此轻易地通过了西藏境内一个个不设防的要塞感到惊异，他们随即把该远征行动当作一次易如反掌、类似于旅行渡假的新奇经历。沿途中年轻的军官经常离开营地，到附近的松林猎取麂子和山鸡，另一些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西藏人的村庄，欣常那里“古老、具有中世纪风味及浪漫色彩”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远方的上方》第五部分（5）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