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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他喜欢奇异、缥缈甚至幻象的体验与刺激（2）
最后转回来他写道：“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
不管那霜冷长河有多重要的意义，我喜欢听他絮叨这种类似心灵“秘境”的感知之旅，并且由衷地相信他。
那次已从上戏毕业分配到北京青艺的“刘半仙”回校，可能住在我们楼下的三层男生宿舍，不知为什么，我们女生嗡嗡地都跑下去找他，乖乖坐在他面前，让他算命。这个刘半仙算命是面相与手相加心理三结合，能算过去，也能测未来。听说相当准。也不知为何他算命的名气那么响。
这之前我也是根本不认识刘半仙，因为平时对那些“作神弄鬼”的事有兴致，觉得好玩，也就跟着来了。虽然第一次见刘半仙，结果还是被他“算出”了过去，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记得刘半仙试探我，说在沙漠里走，水壶一滴水都没了，你是背着水壶接着走，还是把水壶扔了。我想也没想，说扔掉。他说也许后面还有转机呢。我说它本来就是用来装水的，水都没有还指望它什么。刘半仙一脸坏笑，说你这家伙好狠心。
我更加急着要他“算”未来。现在都忘了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儿，只隐隐记得好是好，但每件都得是自己去努力才得得到，总之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落到我头上。现在再想，可不是，一些事自己不去努力，还真不会有送上门来的，比如总想哪天能走在街上被人拣了去做老婆，那人还有点钱能养着我，让我免受上班之劳役，但他又不干涉我的大脑，能让我一辈子过“无法无天”“想入非非”的日子，有那么一点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思。可就俺这条件和脾气，天底下哪会有爱俺爱成那样的。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人家说，这个刘半仙挺神的，还给余秋雨算命呢，算得也挺准的。原来如“比”！这就像现在的拿名人做广告，余秋雨一下也成了刘半仙的招牌，搞得那天我们几个傻乎乎的女研究生围住刘半仙，问东问西探讨了半天，愉快得不得了。
后来刘半仙算命的名气越来越大，据说还算到了香港。九十年代初他也去了深圳，和余秋雨马兰玩得挺好，两家住得很近。
据说在上戏读书时，刘半仙给余秋雨算命，还拿小尺子量余秋雨的虎口来着，听起来级别显然比我们的要高得多。男人算命与女人算命，关心的着重点好像也不一样，女人爱算所谓爱情，男人则偏重所谓事业。在上戏，连那些关于余秋雨未来的种种前景都给传来传去，总之是前面一片耀眼，老余注定是要飞黄腾达让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那时刘半仙把余秋雨的事业算得那样了不得，仿佛唾手可得，余秋雨也并不排斥，由他去说。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应该也算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良性的循环。
两年前的暑天，我背个大包游荡至江南六镇，几乎每到一个古镇，都与凤凰卫视《寻找失落的家园》摄制组相遇。那几天他们的一位副台长、著名的航拍专家赵群力先生不幸在浙江的楠溪村遇难，搞得我一见他们就想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飞机上掉下来，心生悲怜。摄制组一位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家伙，大概看到我的行头装束不同别人，每次都要缠着打听我是不是在搞社会调查。最后互递名片之际，我知道他是深圳人，张口便问他，你们去周庄没找刘半仙吗。这个叫阿诚的人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认识刘半仙。
我一笑，我们的校友刘半仙在深圳工作一段时间后，现在自己在江苏昆山搞文化公司，但听说他在深圳有不少朋友，我也就那么一诈，就诈着了。
这个认识刘半仙的阿诚很喜欢聊天，对什么事都兴致勃勃的样子。
到冬天在北京，我跟余秋雨念叨世界真小，在古镇周庄时，一个叫阿诚的人在我边上打手机，刚好是给马兰的，好像在说你们去参加赵群力追悼会的事情。余老师听了，马上高兴起来，说阿诚啊，阿诚这个人很好玩的，他到处开茶馆，都是特别好的茶馆，然后总是约朋友去喝茶，你想想，请朋友去喝茶怎么挣得到钱。可他不管，还要贷款接着开茶馆，开得到处都是。下次去深圳，你也要去他开的茶馆喝茶。
我眼前马上出现古镇上阿诚四处找人闲聊天的样子，想起他说凤凰卫视的那部片子他也出了钱，不为别的，就想跟着出来到处逛逛。听起来仿佛一个活得随心又单纯的人。心想这些人都是余秋雨的朋友，经常要在深圳的某些地方喝酒、饮茶，一个圈套一个圈，真的就像余老师说的，他自己倒喜欢和文化圈之外的人交朋友。这倒有点像他的文章，越来越向外打开，越来越脱离他早先的业务领域、居住区域，是他的一个取向。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1）
1988年我们研究生二年级时，余秋雨写了散文《上海人》。
有一天走在路上，师妹幸灾乐祸跟我说，秋雨兄写了篇关于上海人的文章，你应该看看。
我问她他怎么写上海人的。
她说反正跟你平常的说法不一样，比如他把上海人的自私、冷漠说成是独立与自由，是宽容的另一种表现；上海人的精明、小器是因为他们智商太高，没处展现才转而在一些小事情上斤斤计较，算进算出；就连上海人的排外，也是他们“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迷恋”；还有他们的崇洋媚外、不择手段要出国，是因为他们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追求。“还有好多，总之，你眼里的上海人的恶习到他那儿，都成优点、长处了，把上海人美化得不要太好哦。反正你自己去找了来看好了。”
我穿行在街上的上海人丛里，思路一边随着师妹的话迅速展开，一些火花一闪一闪飞过去，我说哎，这倒挺新鲜的，蛮有意思啊。
师妹不信，说也就是秋雨兄这么说你才这样，要换了别人你不要骂大街哦。
我说你胡说，我干什么要骂大街，再说我也没有说同意秋雨兄的观点，我是说他看问题的角度、提法蛮有意思的，至少在这之前没有人像他这样谈论过上海人。挺好。同一件事情看你选个什么样的角度看过去嘛，反正若要我来写一篇上海人，我是写不出他这样的新意来。
我接受的还是他想问题、表达问题的方法。
那时师妹们都把纯正的上海话当作第二外语来学，一来上海同学就要大练口语。我在南京呆了六年，从来没有刻意学过南京话，但南京话也说得还可以，我经常跑到大街上和南京人民说南京话，很愉快地打成一片。但师妹们嘲笑我：“这里是上海，你要搞搞清楚，上海人门槛老精咯，你敢上街说不地道的上海话，不要被人骂作‘江北人’。”我一听大家这么当回事，干脆连听上海话都没了耐心。
在上海呆三年，一秒钟都不曾闪念过要留在上海。其实说心里话，我真是喜欢上海这个城市，但跟上海人一点处不来，总觉得自己在上海交不到朋友。你想想，一个人在一个城市没有一两个朋友，没有人和你一道胡说八道或者胡作非为，那还有什么意思。
师妹爱上海爱到爱屋及乌，脱胎换骨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不似“江北人”的上海人。在她们眼里，像余秋雨、谢晋这样的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上海人，得三代以上生活在上海才算得上，据说在她们的同学里，有有幸嫁到这样人家的，当然也就顿时成了真正的上海人。
很多时候听到爱上海的同学议论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是知难而退，并且慢慢地就生出些反感。搞来搞去上海人就成了我心目中天底下最俗气的人。比如那时表演系一个叫盖莉莉的女孩儿和一位上海男生谈恋爱，她去买饭菜票，排在我前面，刚一转身，卖饭菜票的一边给我数钱一边议论她的恋情，最后还要很不屑地来上句“外地人啊！”好像就为这个，她便配不上那位上海男生了。
不过那时候，我也没有把余秋雨往上海人堆里放，听口音肯定是江、浙、沪一带的人，我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师太”“师爷”们就住在上海。毕业后在深圳见面，他说冬天上海冷，经常要接父母到深圳来住一些日子，我才知道余老师的父母也是上海人。不过照师妹们的算法，至少也得是“秋雨兄”的祖父母辈就在上海过日子，他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上海人。真是搞得不要太复杂哦。
但他那样谈论上海人，我以为当时他对上海的感情太深，亲人和大多数朋友熟人都在那个城市，下笔肯定不一样。而我对上海人的感情有一点复杂，小时候全家下放的村子里，就有几个上海知青，他们好像总在偷老表的鸡吃，却不知怎么和我老爸玩得很好，也常带我和弟弟玩，我是很喜欢他们的。后来上中学，班里又有父母在三线厂工作的上海同学，他们一般是很傲的，只与我这样学习好的同学来往，我有幸去过上海同学的家里，还跟着去过他们父母在山里的工厂。我特别害怕又特别佩服的数学老师一家，也是从上海下放来的。还有我的爱臭美的母亲总爱托回家探亲的上海人带些衣服、围巾什么的，那是足以叫小镇上的人们羡慕得要死的奢侈品了。总之小的时候上海人是可亲的，上海也曾是我向往的一座大城市。偏偏长大后真到了上海，却无端对上海人生出不少的反感。也许对上海人了解还太少。
一位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博士毕业生曾跟我说过他对上海人看法的改变。他是一位上海人嘴里真正的江北人，初留在上海工作时，不知对上海人有多厌恶，后来出去采访，尤其是接触到最底层的住在亭子间的上海人之后，他说他彻底改变了对上海人的看法。过去在他心里以为上海人是欺负和看不起他这样的外地人、江北人的，现在他开始以一种差不多是悲怜的胸怀去理解和谅解他身边的上海人，因为许多的上海人生活状态其实还非常地差，差得连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都要惊异。他们几辈子生活在上海，为这个城市的繁荣做出过贡献，但最终他们还是被挤在这座城市的最角落里，几代同堂寄生在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正因为这样，他差不多认为他们是有理由痛恨和羞辱我们这些外来者的，因为是我们侵占了他们原本就小的地盘，也掠夺了他们几代人奋斗的成果，等等。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2）
他说他从此可以怀着平和的心态去接触上海人，一旦深入，上海人的可爱与质朴的一面，便也处处可见了。
我没有过他那样的体验，那时只是想，余秋雨和我这样的外来者不一样的，他还没有跳出来，不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和上海人有很大的距离，可以冷冷地看他们。
但我还是喜欢他那样看问题，他总是能够看到问题的反面。他的世界观总是积极、向上的。
我不喜欢上海人，却可以喜欢余秋雨的《上海人》。
就像十几年以后我看到他一篇写新新人类的小文章，喜欢得不得了，比《上海人》还喜欢。因为这次不会再像上次那样，抱着对谈论的群体对象本来就有的推斥或偏见去读他的这篇东西。这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出发点。他还是那样，从非常积极甚至赞赏的角度，去看待新新人类们的特点，把他们品行中一些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方面，赋予现代的、甚至未来的人格意义，并上升为文化的一种类型，一下就把这样一群被人议论来议论去的、仿佛散兵游勇般的人流，整合成一支像模像样的、理直气壮的队伍。我一边看得津津津有味，一边发出会心的一笑二笑三笑四笑。我仿佛看到一大堆的小新新人类中间，夹杂着一位“老”新新人类，正双手抱臂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们这边儿，好像在说：我就这样，怎么着！
他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是站在他们的里面说话的，而不是那样袖手旁观地立在外围无关痛痒地点评两下子。
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上海人》，才意识到，没有完全跳出来的人其实是我这个不喜欢上海人的读者。你看我对新新人类不讨厌吧，读起他的议论他们的话来，就高兴得很。
我那时不喜欢上海人到了连所谓的“海派风格”也要攻击一下子的程度。我的一位酷爱上海的师妹去了一趟中央戏剧学院，回来问我对中戏的学生有什么印象，我说挺好挺大气的，并且看上去都挺有才华的。可是师妹说，他们太土，长得不如我们上戏表演系的漂亮，穿得也不如我们表演系的洋气。我一听就要抬杠，我说你以为你这是在给我们上戏脸上贴金，你简直太不给我们上戏面子了，人家那才叫艺术家，叫个性。我就喜欢那样随意自然的，我们上戏的人是漂亮，可漂亮就是一切了？他们在上海呆长了，穿衣服都有那么点上海式的精致，爱在细节上下功夫，整体上缺少那么点儿“桀骜不驯”的艺术家气质。结果自然是在一片“打倒马小痞”的声讨中，被宿舍众女将批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还搬出“秋雨兄”的“人格外化论”来镇压我。我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他说的是总原则，我这已经细化到风格这一步了。最后说不过她们便做出刘胡兰的姿势，高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那时我们经常在宿舍搞辩论会，那种胡搅蛮缠东一榔头西一棒，再夹带点人身攻击什么的，比现在电视上的“请问甲方辩友”“请问乙方辩友”精彩有趣多了。
十几年后再回到上海，上海的感觉更加大气和国际化。我坐在出租车里飞驰在高架桥上，也再一次脱离开现实中的上海人，只来得及迷惑在这座城市的气氛里。
还有一丝悔意一闪而过。突然会想，做一个上海人难道真的那么容易失去自己的本真？如今国与国的差距都在缩小，何况城市之间人的气质作派。
坐海底隧道去浦东。去“新天地”。去新建的上海博物馆。进入透明的上海大剧院。在路边小店喝咖啡。随处吃西餐。小资也好，崇洋也罢，就是喜欢。有文化，也有享受，两样都进行得优雅、得体。不像北京，一切都愣头愣脑，乍乍乎乎，包括长安街上那些不可思议的戴着帽子的建筑。
对上海的感情，更加地复杂起来。
坐在浦东的半空中，底下游人如织。这里既没有商场，也没有山水风景，甚至见不到那些工作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人们看的是什么呢，那样一拨一拨地不间息？原来都是来看高楼的。所有的人从仿旧的电车上下来后，就开始仰着头一座一座地望过去。
忘了问问余老师和马兰，那次被人请去在浦东的半空中住上一个星期是什么滋味。只记得他开玩笑说那一周太舒适了，有吃有住，什么也不用操心。可是我听人家说，夜晚在江这边工作的人们下班后就都要往江那边去，有坐地铁的，有坐轮渡的，所有人散尽后，这里会是一座空城。我想象夜静无声，自己留守在空无一人的浦东楼群里的情形，不禁毛骨耸然。好莱坞特技片里的情形出现，我怕这些林子一样的巨楼里会冒出许多非人类的生物，会把我劫到一个见不到人类的奇怪空间去。
我开始编一个中国版的《最后一班地铁》或《最后一班轮渡》。一对恋人（余秋雨和马兰？）没能赶上夜晚最后一班地铁或轮渡，他们不得不在万人空“楼”的浦东度过一夜。夜幕降临，那些白天隐藏起来的生物一个个出来了，光是它们的影子就得有半座楼那么高。这对恋人在这些巨影的包围中慌不择路，小得像大拇指那样随时就要被吞没。而江的对岸，刚好灯火通明，城市夜生活进入高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
不见了上海人的浦东，又森严、清冷得吓人了。
有没有一种办法，既享受上海这座城市的氛围、风情，又不为它琐屑的人情世故消耗你的热情与信念？
从“上海人”到“新新人类”（3）
就又想到了余秋雨。一年里他总有些日子停留在这个城市，居住在城市的上空，写作，父母家人，朋友，学生，他把什么都占了。
总是这样，他在前面，就像一个榜样，一面镜子。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1）
听余秋雨讲课和说话，最喜欢的还是他从不忽略当代，他喜欢关注当代。
直到现在，也经常在他的文章里看到他提起的某部影片某位西方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