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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问我外面是不是很热，正犹豫着不知穿什么衣服好。我笑说真不得了，我打电话进来，接线员非问我找谁，我说要找余先生还不行，还要说找余秋雨，才给我接通。他自己也笑。
我们一起去机场，我坚持要送他。他推着带轮子有弹杆的那种旅行包，一脸轻松省力的样子，说他经常这样跑，根本不用送。路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来北京办报纸，他在台湾的媒体干得很有业绩，但他突然跑到北京来，白手起家，要和北京的同行竞争，办一份领军京城报业的新报纸。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新报的策划当中，一开始就准备请一帮有实力和业绩的文化精英上他的版面，相信北京人很快就会看这份报纸了。我听他的语气，他对这位勇于向自我挑战的朋友很是激赏。每次说到自己的朋友、熟人又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时，他都是这样诚心诚意地传达着他的支持。就像我每对他说起自己又在做什么电视选题时一样，他从未有过泼冷水的时候。
他爱对我说，从大大小小的老板到白领，到农贸市场里卖菜的小商小贩，他们是现在中国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人群，因为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在从事着一件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们不内耗生事，不因无聊恶意伤人，因此他们是最值得去尊重的。
他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偏偏还打着所谓文化之类幌子的人与事，极为厌恶。
越来越发现，他有意要进入一种现在“中国式文化团体”的自我放逐状态中。离开了团体，背弃了圈子，他离他的读者、普通人更近了。
那次我又打马兰手机要找余老师，马兰说自己正在外地，在车上，叮嘱我下午以后再给余老师打电话。我老实等到下午拨通余老师。当时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余老师告诉我马兰跑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演出去了。他说告诉你都不相信，那边根本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里很穷，也没有演出费给你们，可是我们的工人就是想听听马兰唱歌，想看看马兰。结果搞得马兰反倒不好意思推辞，颠颠地跑去了河南，刚才大概正在去“底下”的路上。
我一听心里就好笑，他们真是太相信陌生人了。打电话的河南人也够实在，几句大实话感动了马兰，也感动了余秋雨，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总是亲切随意的。
吾师余秋雨（下）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
总是听他说起在各地发生的与文化、艺术圈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读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人们也读他的《霜冷长河》。许多人为他笔端下对文化与文明的追溯、探寻与叩问倾倒，我还听说许多大学生把他的《霜冷长河》当作阐释人生话题的样本在阅读。
人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日常情状。
因为离得近，我能够从《霜冷长河》里读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着的余秋雨，那些情绪和心得，不必再贴附于遥远的时空当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里外出遇到的热心朋友和读者，就知道这些对他的珍贵和重要。
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这个余秋雨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学生。
余老师说这有什么，像姜丰她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给马兰献花的。
我看的已经是最后一场。捧着那束雨后的鲜花冲进剧院前厅时，余老师早被一大堆人围在中间，有观众，也有记者，他们的声音都很小，有点交头接耳的意思，这让整个演出大厅既有交流沟通的空气流动，又不至于太喧闹乃至嘈杂。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眯眯站在旁边，轮不到我插上话，我耐心地等着。不过镜头扫过来，我成了余老师身后一处很不错的背景。
我还看到许多花篮，都是他们俩各界的朋友们送的，预祝和祝贺演出的成功。我还看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送的花篮，心里很感动。
那些天京城里关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他和马兰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的《红楼梦》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
这天北青报上登了一整版对余秋雨和马兰的专访，我看了，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说《秋千架》里那位冒名顶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里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围墙外面是纷繁的世界，还有每年赶考路过的考生。女孩的秋千有时会荡得高出围墙，荡过了男女界线，荡过了功名得失。心里很喜欢。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达方式，一个很形象的载体秋千架，加上一个很直接的动作荡秋千，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们转换为理性与人文化的话题，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我喜欢这种形式即是内容的艺术作品。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还自己去买过票，结果好几天的都卖完了，差点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长安剧场落成后，我只去看过一场姜文演的话剧。在上戏时看惯了不要钱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点太像观众，找不到当年那种观摩切磋的感觉。那次也算是给姜文面子，约女友一道来看戏，一人掏票钱，另一人掏饭钱，把一个戏剧之夜过得高高兴兴。这次更因为是余老师和马兰的缘故，又如法炮制，约来一位女友，说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钱，可到售票处一看，说是几天的票全卖光了。只在大厅里看到几张马兰的大幅剧照。既然是乘兴而来，就不能扫兴而归了，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剧场西餐厅，大吃一通，不仅把该掏的饭钱吃了，还贴上了买票的钱。
余秋雨说朋友太多，他的，马兰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们要票，结果好多票都让他们自己给拿去送人了。
原来这样。我心想，这样怎么挣得到钱呀。我听说这是他们自己出资排的戏，本来还想来做点贡献的，结果倒又白蹭了几张票。
他说他忘了送我一本新出的《霜冷长河》，我说我已经买了一本，正读着。他又开始在电话里说“谢谢”，问你读到哪了。我拿起随手俯卧在地毯上的《霜冷长河》，告诉他正在看“嫉妒”那部分。
现在闭上眼睛随便地一想，其实在这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友情、对友谊的感悟与表述。那些感悟与表述，不仅体现在其中专门的一个章节里，更是贯穿在整本书里，也即是贯穿在他日常的现实生活里。你看他笔下的师长、同学、上海人、远方的船长、近处的学生，哪怕是深夜小吃摊前的一次对话，都无不笼罩在友爱与温善的气息里。更何况那些专门来议论友情的话语，失望与寂寞，都显出他对于真正友情的苦苦追索。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2）
他从没跟我谈起过，但我隐约感到他曾被友情伤害过。
也许文人多相轻，也许还有更复杂或无聊的因素交杂其中，当十几年后再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个别他早年的朋友或同行已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早已互不往来了。想到在上海最后一次和他谈天，他曾那样由衷地向我讲述他那些朋友们的逸事，真替他伤感。
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现在也常听他说到某位熟悉的人时总爱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关键时候他又总是那样苛求和认真。听他说曾给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写过绝交信，因为那人严重伤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开向老人致歉，否则就从此断交。
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说的管宁、华歆二人曾同席读书，门口有香车华盖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一生气，割席分坐，不再认华歆为自己的朋友。后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为朋友绝交。以现代的眼光看，那位华歆实在是有点迂得可爱。在我眼里，余秋雨那样郑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书信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绝交意愿，也颇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实决绝。
记得有次我跟他告状说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出书，我被一些琐屑伎俩气得鸡飞狗跳的，又没有“对敌经验”去应对人家，只会一个劲叫这书别出了。但最后书还是出来了，我一见就一把把它扫落在地上。当时他笑我，说第一个举止是对的，是马小娟的风格，扫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动作太大。我说我气坏了，关键是自己还说不清道不白，闷气得很。
其实他说我时很客观，但轮到自己也一样会有说一不二、决不退让的时候。
我感觉这些年他不仅决意要走出书斋，他也同样不让自己苟同文坛浊事，决意要冲出那一道相互欣赏的关系网、小圈子。
而一旦出来，便看得更明了。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唠叨，说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与一位什么官方人士间的交往。仿佛这样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来，说你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写自己与官员的来往，他还写了那么多与劳动人民间的交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自己心态不对头吧。
都是读者，都有交流，管他当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够认可你，就都是你的荣耀，你的拥趸，你应该心怀感激好好地待他们，还分什么阶层、地位。
那次我跟他絮叨，家里的新房子正在装修，好多琐碎的事，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还要监工，我好烦。昨天那位外地工头还被北京人打了，他们求我去派出所报案，找公安，我答应他们给派出所打个电话，但又觉得莫名其妙，不想跟这些事情挨边。
他从车的前座回转身来看我，说你真的烦吗，不应该烦的。你一开始就抱定自己要装修，他们是来给你装修的，一下就把双方的关系明确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把自己当作是给你装修的，那么所有该来的事也就都来了。应该有更好更愉快的方式处理这种主雇关系。至于工头被打的事，不是打电话，而是你自己要去派出所，要跟你们的民警接触起来，这才是你的风格，并且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一定会很有趣很好玩的，你还会和他们交上朋友。
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但他的话我马上听进去了，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在处理这些很实际的问题时总是不那么得心应手，被动得很，可能真是想问题的方法不对。结果真去了派出所，不仅帮助工头解除了后顾之忧，惩罚了无理欺负他的北京人，还和父母一起，请装修队所有的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花的钱并不多，但来自江苏南通的工头和工人一直在说，我们在北京十几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东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表情，反让我不好意思。那时候双方的交流，真正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流露，感觉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既给别人带来了愉快，也让自己情绪好极了，不好吗？
他很善于与各界各种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交结，最近我也一直努力想要摹仿他这一点。我太顽固不愿改变自己，家人喝斥过好多回都不管用，拿余老师来做榜样，相信会过渡得好一点容易一点。我甚至说服自己，他是内向型的A型血，他都能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善意与人群建立如此良好的关系，我是大大咧咧的O型，我应该做得更好的，我不应该太“各色”了。比如我四处闲逛到南方的小县城玩，公安局长听说了要请我去吃饭，我说这又不是出差，我自己来玩儿的，我干嘛要吃你的饭呀。我推三阻四最后干脆躲在宾馆里装死，打死也不上桌吃饭，弄得公安局长大为不满，认为我架子太大，说“上次来了一位处长，探亲的，吃住都没花自己的钱，临走还带了土特产，多随和多平易近人。真没见过她这样的，不就是个小记者嘛”。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有时会点拨我，跟警察打交道也很开心的，你不要老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来往，不要老想着他们是警察就怎么样了，就像平常那样，用你自己习惯和喜欢的方式去来往，要让别人来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别人，这样你就会感到愉快。跟警察说话，跟警察头说话，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我跟你们的贾春旺一起吃饭，我对他说，你们警察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旅行者的。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3）
有时他会天真地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穿警服来跟我合张影，就放在我们的书上，一定很高兴的，你看余秋雨还有个当警察的学生。
大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有时也会在心里觉得他在这些事上还是有点天真。他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生活在“体制”之外，现在又是如雷贯耳的名流，出来和人打交道，无论谁当然都是要附和他，迁就他的，他处处感到的都是开心，已经不太可能遇到那些“身不由
己”“强颜欢笑”的境地了。很多时候我是发自内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们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内心世界，但很伤心，每次一进入，他们立刻会把我推给局长政委们，然后我就被架空了，四处吃饭听报告然后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塞了一大叠工作总结。心里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对你热情周到，无非想请你多宣传宣传工作的成绩。只是普通警察好像无权接近我，会触犯什么纪律原则似的。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去接触真实，雾障重重。屡试屡败，真的有些伤心。
在“体制”内混了十几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发本分地定位在“体力劳动者”的角色上，时间长了赶都赶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别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间发生“体力”之外的来往。他的话，并非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我。
但依然喜欢听他那些我这个学生听着都带点天真的话，喜欢听他那些想当然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何尝不是我曾希望过的美好纯粹的人际关系。
一张脸越来越不惑了，该成熟和圆润起来了。近处有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善意的榜样，或许稍作努力，“现实”真的会来适应我们。
在《行者无疆》的后记里，余秋雨曾专门花费一页的篇幅，记下与他一起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还说，这件事在《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他做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中，多数是些非常年轻的男女，他与他们一路走下来，有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和感情，所以要专门用一样形式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而且流露出他这个人对友情的珍爱。
还有人写他到广西讲学，回去后写的信里，还没忘记向一位广西期间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问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这是余秋雨为人的风格。
另一些时候，他对一些无行文人的言行，却是绝不苟同。这是原则。
很多时候，我开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从没说过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我喜欢学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开的结，会想：余秋雨会怎么做呢？
我甚至也开始懂得对读我书、喜欢我文章的人说一声“谢谢”。
他就像是面镜子，一个榜样。
可我还爱跟他说，我可不崇拜你，我们只是一伙的。
遭遇“余秋雨现象”（1）
那次争论发生在异国的餐桌上。
一位略老的文人说起了余秋雨，无限地迷恋他的《文化苦旅》，然后痛心他现在“变了”。对余秋雨的流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我只是笑笑，说余先生能“流行”，这是他的能力，不是谁都能流行得起来的。要把握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又要站在略高于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发言，不是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