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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走出的一步，对余秋雨老师是一小步，但对中国知识界，却是一大步。
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
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
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
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
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
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
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
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
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
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写出湖湘文化的影响，从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积极意义。其实，无论是从余老师的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还是在众多文化活动中显现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觉出作为湖湘文化重要内容的“经世致用”和“忧患意识”对他的重大影响。
余秋雨先生不仅喜爱湖南的山水和人文传统，还对湘菜情有独钟。每次来湖南，他都要与学生们聚会，每次都提出吃湘菜。作为江浙人，他不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们领他去吃湘春楼的名菜水煮活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来到长沙郊区株易路口，走进简陋的小店，品尝一大脸盆鱼，吃得赞不绝口。也许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瘾，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经常点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欢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请我吃饭，宴设假日大酒店，点的是满满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几位学生一起去看先生，他与夫人马兰商议，还是在一家湘菜馆请我们吃饭。我们来到华侨城边上的一家饭馆，先生说这里的湘菜最正宗，进去之后，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与他们夫妇很熟悉，“余老师、马老师”叫个不停，很是亲热。点菜时，根本不用菜谱，他如数家珍地点了一大桌，还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今日不巧，店里没有新鲜鱼头，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酱辣椒蒸鱼头了。
余秋雨老师在《千年庭院》的结尾处写道，“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这篇文章我读过许多遍，每每读到这段话，都不禁泪水朦胧，发热的眼眶里浮现出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余老师的湖南学生很多。湖南进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有几百人，现场听过他讲课的有几千人，电视上看过他讲学的有几十万人，读过他的书的人则是数不胜数。据我所知，不管是哪种情况下相识，他都会很珍惜缘分，不管他教过你多长时间，或者根本不曾谋面，只是通过屏幕和书本相识，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会拒绝，并且尽力相帮。见不着面时，一封信写过去，不日便会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机会在一起，不管讲学、应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问题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学生因病去世后，其女想报考父亲的母校，余老师知道后，虽然他当时极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计帮忙联系，而且一直牵挂在心，来岳麓书院讲学时，还在问询这事，并看望了学生的遗孀和女儿。这次余老师到郴州讲学路过长沙，聚会时看到一位学生气色不佳，离开湖南时一再叮嘱我，要与这位学生聊聊，并托我转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积极生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2）
湖南号称“戏剧大省”和“电视大省”，涌现过不少优秀的戏剧剧目、电视剧和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电视艺术家。其中不少艺术家听过余老师的课，不少剧目和节目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余先生的影响。前不久，我与余老师谈到一部有争议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也曾听过余先生的课，余老师托我转告，面对批评不要紧张，要有自信，这部片子总会有人写的，如果需要，他愿意给这部片子题写片名。
学生需要，余老师会毫不犹豫给予援手；先生有事，他则不愿学生为他担心。当他遇到不公正的舆论环境时，学生们也曾写信、打电话、甚至拍电报，安慰、声援老师，并要求写稿子参与讨论。而余老师则以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态回应大家，认为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要大家安心做自己的事，不要介入无意义的纷争。这次在湘南大学讲学，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余老师十分宽容大度，一再要求学校领导不要难为这个学生。
二
余秋雨老师与湖南结缘，应始于岳麓书院。但令人们始料末及的是，也是因为这座名闻天下的岳麓书院，使浩荡湘水掀起了澎湃的“余”波。
据说，清代有一位湖南名士到江浙一带讲学，当地的学子不买他的账，处处与他为难。他作了一幅对联，硬是把那些人震住了。联曰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笔者把这幅充满湘人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对联中的一句稍加改动，自然有些玩笑意味，但如果以湘水代湖南，以波澜寓影响，余秋雨先生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确实曾经令湖南的文艺界、知识界风生水起、波涛起伏。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七月流火的长沙闷热异常。火热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余秋雨老师的头像和岳麓书院的背景，煽情的文化广告一再强调“千年学府，世纪之交，学术盛会，麓山论道余秋雨设坛岳麓书院”。不少媒体采用多种方式，预告余秋雨要来讲学的消息，也发表了一些人对这次活动的担心和质疑。
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我心中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又能见到先生听他演讲，这是难得的启迪和享受；忐忑的是如此情势，恐怕会起一场风波。大约是七月八日，新闻界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余老师已经到了长沙。我问住在哪里？他说不能告诉我，但离我的住处不远。我觉得奇怪，先生来湖南，一般都会提前告诉我，行程紧急也会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有一次他来长沙给全国获奖的电视编导讲课，就是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我问他在哪？他说就在我楼上，我以为他开玩笑，上去一看，果然在那里。这次他来长沙，一点信息都没有，使人将信将疑。
我到附近几家宾馆查询没有结果，最后来到九所宾馆。担心总台保密，便直接上楼问服务员。服务员看我不像坏人，便问是不是马兰的先生，我连忙说是，她告诉我先生在二零五房。敲开房门，先生惊喜地起身迎接。他说正在找我，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将寻找经过简述一遍，便向先生讲述了心中的忐忑，还向先生提出电视广告中说的“论道、设坛”不妥，影响形象。先生听了以后，马上给电视台的人打电话，要求修改，但对方答复已经这样了，不好再改。
余先生告诉我，这次来长沙，是为了找个清静地方改剧本，中央电视台请他把黄梅戏《秋千架》改成电影剧本，要尽快交稿，他看了看地图，考虑到自己是湘财证券的文化顾问，便决定来湖南，既然来了，邀请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也是自然之事。
聊了一会，我说想请先生吃饭，他却说他要请长沙的学生吃饭。因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我连忙约来几位校友，与先生共进午餐。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应该是岳麓书院这所千年学府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在这座千年庭院里，将第一次出现四百位听众现场听讲提问，整个过程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互联网站实况传送的空前盛况。
这次活动的门票十分紧张，很多朋友找我讨票，我上窜下跳也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本人也是多次找电视台的朋友，最后在台领导那里才谋得一张。
那天下午，天一直下着雨，给闷热的长沙带来了些许凉意。
演讲定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开始，我三点钟赶到岳麓书院，只见门外围着几百名没有入场券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其中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还是从几百里以外专门赶来听课的。进门之后，场内已挤满了听众，大家撑着雨伞，穿着雨衣，在雨中静静地等待着秋雨老师的出现。
下午四点三十分，演讲开始了。余秋雨先生被雨中的听众感动了，他走上台来便说：“我没有料到今天的场面会如此奇特又如此感人，下雨，大家穿着雨衣，带着伞，在这个千年学府里边聚会。”他称自己这次在岳麓书院的讲学，不是什么“设坛论道”，而是“朝拜千年庭院”，是“众学子朝拜”，自己则不过是这次朝拜的“主持者”。
此次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主题是讲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余先生认为，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华文化还没有以一种完整的群体人格形象屹立于当今之世。如何把文化的高贵传承下去，他觉得可以在以往的中华文化传承中搭建的经典学理、世俗民艺、信息传媒三座桥梁之外，再搭建一座能够强有力地体现民族灵魂、揭示中国人的艺术神韵的、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艺术创造之桥。这座桥的搭建，他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因此“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准备，大力欢呼并期望建设者”。他强调要有良好的心态，要用智慧的灵眼去观照未来时空。他预言，中国文化在２０２０年左右可以打破目前这种局面，在大范围内出现复兴。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3）
余教授的报告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又与听众及网络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面对各种提问，余先生侃侃而谈，他的机智、幽默，不时引起在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作为现场听众之一，我穿着雨衣听完了先生的演讲。大雨透过雨衣打湿了我的衣衫，雨水不时将我的眼镜弄得十分模糊，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全神贯注听讲。我看到，大雨把一些人逼到旁边的走廊里，演讲持续到下午六点三十分，天都要黑了，仍然没有人提前退场。这
场演讲通过湖南经济电视台和经视网站现场直播，使观众大幅度增加，现场问答中，便有网络观众的提问；听讲过程中，我也接到了远方朋友打来的电话，他正在看电视直播，说是看见我在幸福地淋雨。
演讲会之后，余老师还应邀到湘财证券作了一场文化讲座，很快便离开了长沙。送先生到机场的路上，先生应允了我想把先生在长沙的两个演讲再加上《千年庭院》的文章和有关照片出一本书的设想，不料还没来得及准备，湖南文化界已闹得沸沸扬扬。
湖南不愧是一个传媒大省，各类报刊和电视都很发达，制造新闻和抢眼球的本事不同凡响。对余秋雨老师在岳麓书院的演讲本来就是众说纷纭，加上媒体的釜底“加”薪、火上浇油，以巨大的版面和宝贵的时段，组织各类人士大加评说，一时间弄得褒贬毁誉，波澜四起。事后，我问那些当时对此事十分起劲的新闻界人士因由何在，他们笑着说，不为什么，只有这样搞，才会有人看。
“余秋雨岳麓书院讲学事件”所激起的“湘水余波”，是非功过最终要让历史来评说。不过，也不知为什么，自此以后陆续来在这里演讲的杜维明、余光中、黄永玉等人却都平安无事、波澜不惊了。前不久，我陪一位外地朋友去岳麓书院参观，发现这座饱经沧桑的千年学府似乎年轻了许多，院子里参观的人很多，柜子里摆着不少新出的研究这所庭院和湖湘文化的书。看到这一切，我与友人谈到四年前那场故事，似乎少了许多沉重，多了一些轻松。
三
自一九九九年夏天的岳麓书院讲学之后，余秋雨先生整整四年没来湖南。其间不少活动邀他，一些媒体甚至播出了他即将莅湘的消息，结果都末能成行。
二零零三年八月的一天，郴州某文化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带来了余秋雨先生近期来湘的消息。这信息既令我兴奋又令我生疑，我马上拨通了余夫人的电话。从马兰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们惊喜不己，马上又与余先生的特别助理金克林先生联系，着手安排余先生来湘的行程。
九月十二日，金克林先生和吴克琼小姐来到长沙。十三日晚，余秋雨先生从杭州飞抵长沙。
为了让先生休息得好一点，我们封锁了一切消息。第二天中午，几位学生与余先生在“一路吉祥”酒店小聚之后，驱车直奔湖南的南大门郴州市。
车上，我们聊起了先生此行的缘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余老师应湖南省文化厅之邀，给一批戏剧创作骨干讲课。听了课，学生们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其中一位来自郴州的学生更是相见恨晚，因与先生不太熟，便托人请先生去郴州小憩，没想到先生竟然答应了，后因先生行程变化，终于没能去成。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学生的心愿始终不改，辗转得到先生的电话号码之后，给先生寄去一本自己写的介绍郴州的小书的同时，又向先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也许是学生的诚心，也许是山水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