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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的情节相当曲折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全部抄引原文，以免一般读者看起来很沉闷。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陈绛，一个是王耿。而这两人的案件却又暴露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许多弊病。
陈绛是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进士，官拜工部郎中。他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就当了福建路转运使。陈绛在福建，据就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当时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发觉了他的违法行为，责问宰相王沂公。这位宰相却一再支吾搪塞，最后迫不得已，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致一错再错，充分暴露了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料事的本领。
现在我们先听听明肃太后和宰相的一段对话吧。
太后问：“福州陈绛赃污狼藉，卿等闻否？”
宰相答：“亦颇闻之。”
太后问：“既闻而不劾，何也？”
宰相答：“方外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敗蝗惶ㄚ捎醒裕惺榉娇墒┬小＝袷伦灾谐觯蛞淮挪皇担此鹩执笠病！�
你看这个宰相多么无能！他官居宰相，既然对于陈绛的犯法行为早有所闻，为什么却一直不加以查究，还用种种借口，推卸责任，不敢得罪人呢？他的唯一动听的理由是怕传闻不实，但是，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彻底查究实情，又怎么能够判明传闻的真假呢？
不过，事情毕竟已被太后知道了，并且要他负责处理，于是，这位宰相就只好派了他认为得力的一个御史，名叫王耿的去福建。他却没有料想到，这个王耿原来也是一个无能之辈。
刚巧在那时候，福建派了一名衙校奉送进贡的荔枝到了京城。王耿竟然向这个衙校打听福建的道路情形，衙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王耿一高兴就向他直接打听陈绛的罪行，衙校竟然哭诉陈绛的几十条罪状。王耿大喜，就把这个衙校收留在身边替他办事。这样，王耿还没有出马就已以上当了。
原来这个衙校暗地活动，贿赂了王耿的儿子。当王耿到达福建以后，冒冒失失地宣布了陈绛了几十条罪状。可是一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却是故意夸大和捏造的，同时衙校又揭发了王耿的儿子受贿赂的事实。这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就更加扩大了范围，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但是，读历史的人只要用泠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实际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至于从根本上说，那末，这一切当然又都是由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性所决定了的。
鸽子就叫做鸽子
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间的传信鸽比赛消息，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鸽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鸽子加以训练，并且创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给他们的鸽子。这些新的称呼是“和平信使”，“航空邮差”、“飞天信使”，还有“长途邮递员”。将来他们恐怕还要创造出更多更好听的名称，也说不定。
这倒引起我的许多感想来了。我国古代的人已经给鸽子起过不少名称。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段记载说：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大家可能对于张九龄都很孰识吧。读过《唐诗三百首》的人都会背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就是张九龄的诗句。他是唐代非常有才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最早使用鸽子传书的就是他：“飞奴”则是他送给鸽子的最早的一个爱称。
后来又有人别出心裁，创造了另外的名称送给鸽子。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记载了如下两例：“豪家少年尚畜鸽，号半天娇人；又以其盅惑过于娇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这里所说的“半天娇人”和“插羽佳人”当然更比“飞奴”的名称艳丽多了。
但是，为什么要给鸽子起这么多奇怪的名称呢？这难道不是一些文人的无聊把戏吗？本来鸽子只有汉语和梵语的两个名称是最普通的。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鸽名鹁鸽者从其声也”；“梵书名迦布德迦”。这就是说，汉语称为鹁鸽，是按照鸽子叫的声音而定的；印度的梵语则称为“迦布德迦”。外来的名称也可以吵去管它，我们只用鹁鸽不是很好吗？或者干脆就叫鸽子也很好，何必又要起那么多名称呢？
有人说，“起名儿”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根据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它所起的作用来命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这一门学问，但是即便承认起名儿要有一点学问，也不必要起那么多名儿。因为人们对鸽子的性格可以有种种看法，对它的使用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的书上说鸽子“性最淫”，有的说它“性最驯”；有的说它“温柔”，有的又说它“矫健”，根本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把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因此叫它做“和平鸽”；但是，同时在外国军队中又常常拥有大量的“军用鸽”。这些所谓“和平鸽”、“军用鸽”等等，实际上都不能算是名称的不同。名称都是“鸽”，只是形容词不同罢了。这也证明事物的名称即便相同，而用途也仍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科学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一样。
其实，鸽子的用途还有许多种，不可能都按照它们的用途，分别起各种不同的名称。明代都印在《三余笔》中说：“北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辄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名曰射柳。”
如果对每一种用途的鸽子都要起一个名称的话，那末，这种用途的鸽子难道就应该叫做“射柳鸽”吗？而且，照这样推论下去，鸽子的名称恐怕就多得很了。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马久患疥，食白鸽肉立愈”；“用白花鸽一只，切作小片煎之，可治消渴”；“以白鸽煮炙，饲儿，以毛煎汤浴之，可解痘毒”。难道这些药用的鸽子都非另起名儿不成？
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义，人们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所以鸽子也不需要那许多希奇古怪的名称，鸽子就叫做鸽子好了。谁要是高兴给自己心爱的小鸽子起一个小名儿，作为一种爱称，当然可以自由。但是请务必注意，不要用小名儿代替了鸽子的通称，以免使人莫名其妙，造成混乱。
今年的春节
往年的春节都没有象今年这么凑巧，刚好把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统一起来了。
照我国传统的农历来说，立春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春的时候，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因此，从汉代以后，民间风俗在立春这一天，妇女们要用青色的绸子剪成春燕、春蝶等等形状，戴在头上，走往田野，迎接春天的到来。农民们在这一天的佛晓以前就该起来，手拿锄头，走到地里，向着天上正南方的“房星”，即古代天文学家所谓“农祥”星的方位，用锄头翻土，表示这一年辛勤的劳动已经开始了，并且必定能够取得丰富的收成。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俗，大体都是这样。
为了表明人们对于劳动的重视，许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它是用芹菜、韭菜、竹笋等组成的，表示勤劳、长久、蓬勃的意思。有的人家每个人还要咬一口生萝卜，叫做“咬春”，以预防疾病。吃了“春盘”之后，还有一种有关农业生产的活动，就是“打春牛”。这个风俗是由北宋开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曾经记载了“打春牛”的情形
虽然这些风俗现在已经不再盛行了，也没有更加以提倡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古老的风俗，并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紧密地结合着农业生产的，表现我国历代农民勤苦劳动的优良的传统。按照这样的传统。象今年的立春恰恰是除夕的这种情况，那末，这一年的春节显然就应该从头到尾充满着紧张劳动的气氛，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绪了。
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叫做“万年粮”，以备春节期间每天食用。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储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现在看来，这一点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末，无论什么时候，那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
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的粮仓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做后备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虽然他们大都是能说不能行，或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
在整个春节期间，除了每天吃“万年粮”之外，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这是用黍子面或糯米和枣子做的，越粘就越好。据说，吃了这样的粘糕，生产和生活就能“年年高”。现在各地风俗仍然有吃“粘糕”的，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还有卖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年糕”了。
至于春节贴春联、挂年画更是常见的，现在也同样很流行。因为春联和年画的形式适合于我们的民族习惯，有了很久的历史。不过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仍然需要继续改进，现在已有的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
再版后记
邓拓同志是我国优秀的史学家和新闻界卓有成就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一九六一年由我社分五册陆续出版后，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燕山夜话》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打成“黑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对作者邓拓同志进行诬陷迫害，连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在《前线》发表的《三家村札记》，也被打成“大毒草”，成为牵涉极广、祸及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大冤案。由此他们大兴现代文学字狱，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株连之广、受害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作者邓拓同志就是被他们陷害而死的。
今天，被林彪、“四人帮”捏造和歪曲的历史已经颠再倒过来了。《燕山夜话》的版，不仅有平反昭雪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使读者有机会重新认清它的面目。
这次再版的时候，我们请邓拓夫人丁一同志写了前言，另外又补充了一九六三年编印时未收入的三篇：《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今年的春节》。
编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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