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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歌舞升平风调雨顺的年代大伙儿是懒得答理这句话的。不是说大伙儿忘性大，而是这时节大伙儿都在忙着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急匆匆忙不迭地和传统和过去告别还来不及，故纸堆里那点事根本进入不了咱们的视野。可是“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日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路子也不都是一马平川，每当遇到些灾祸劫难沟沟坎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处在历史行进的路途上，历史也还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我们刚刚用现代的时髦的语言和概念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包装得焕然一新。 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事儿，有些是危机四伏绝处逢生的，有些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更多的是平淡无奇不关痛痒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也不管是立竿见影还是细水长流，它们都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也都从心理上思维上行为上习惯上生活方式上社会形态上持续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我们。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改头换面潜移默化地窜到我们今天日子里来的。2003年由于一个外力所引发的事儿是注定要写进历史的，它的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除，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一定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缓慢地释放出来。相信在以后几年里，大伙儿都会从身边各种蛛丝马迹的微妙变化中感受到它的影子它的痕迹它的份量。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8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
八十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百年好合”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八十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 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八十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九十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离开田野变得毫无道德约束的农民专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八条新棉被，从一斤半的到八斤的，可以盖上二十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两条鸭绒被，两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八十年代，刚刚长期的动乱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八块八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到1995年以后，给云南灾区捐赠的衣物里面，就能看到压在樟木箱底的呢中山装了，它们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樟脑丸味道。金项链和戒指，还有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定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的高兴，八十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那时的喜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顿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动乱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八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13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八十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百年好合”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陈丹燕
那一年憧憬与怀念
刘玉堂，1948年生于山东沂源。1988年调《山东文学》社，历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1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至今，是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理事、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温柔之乡》、《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及随笔集《玉堂闲话》等十几种。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优秀长中篇小说奖、山东新时期农村题材中篇小说一等奖等三十多次省以上刊物优秀作品奖。 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小酒盅那么一捏，小错误那么一犯，小检查那么一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如今想来，那其实就是我整个少年时期对好日子的具体憧憬了。 这番话，当然也是有感而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们村的杨税务就是这么过的。这个杨税务是胶东人，在公社税务所工作，估计不够带家属及农转非的资格，即将老婆安到我们村了。那年整个一个冬天，该同志几乎天天就那么火炉生着，猪肉白菜粉皮地炖着，不时地小酒盅那么一捏。我后来知道那一段他是犯了错误，正在家里写检查。你知我们沂蒙山有看望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即你在单位上犯了错误，让人家给处理回来或在家里写检查正在听候处理的时候，庄上的老少爷们差不多都会提着一斤鸡蛋二斤挂面地去看你，安慰你，如同看望病人一般。猛一说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我们沂蒙山人觉悟不高，没有是非观点，可我还是觉得人在倒霉的时候去看望，比人家当了官正在得意的时候去看望要厚道些，也纯粹些。当然了，被看望的同志所犯错误一般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你若行贿受贿、偷鸡摸狗或犯了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一般也不会有谁去看望，杀人放火就更不会。 杨税务犯错误的原因不详，但从庄上老少爷们都去看他的情况看，他应该犯的是可以原谅的那一种，比方说，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是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的，他参加一个又一个工作队的时候，还没吃透精神就乱讲话了，本来是要搞阶级斗争，他整成抗旱保苗了；抑或是不该免的税，他小酒盅那么一捏就给人家免了等等的。待一拨儿一拨儿的人们看过之后，该同志始才琢磨起写检查的事情。而写检查他还不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级别不低，但没什么文化，他遂请大队会计给他写。估计那会计故意蹭他的饭吃，一个检查还能写多长时间？哎，他就能鼓捣十来天。他们守着火炉，商量具体怎么行文或措词的时候，外边就雪花飘着，炉子上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该同志管说话叫“雪化”，三雪两雪，两人还会哈哈地大笑起来……老小子犯了错误还如此的悠闲、从容，吃如此的好东西，你觉得这便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甚至比不犯错误还滋润似的。 这个镜头给我的印象极深。多年之后，待我参了军，提了干，领到了不算少的工资的时候，每逢下雪的天气，我即跟几个老乡在宿舍里用电炉子具体落实多年来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么个愿望。直到现在，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还不时地这么来一下。热辣辣地吃着那玩意儿，心里就美美的，觉得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杨税务的日子也让咱过上了。同时还会来一番饮水思源，感谢党和人民之关怀，社会主义之温暖，从前吃糠咽菜，如今却能小酒盅那么一捏。 之所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这么来一下，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老吃那玩意儿，常遭家人之嘲笑，说我土老冒一个，永远改不了那个农民习气。我独自在家吃这玩意儿的时候，还会蘸着韭菜花，具体吃法与吃火锅相类似。那种韭菜花也是我自己做的——当然也是一种农民式的做法。做韭菜花容易上瘾，用一个电动的小粉碎机吱嘎几下即解决问题，做了还想做。有一年，我竟做了二三十斤之多，所有瓶瓶罐罐都用上了，还是盛不下，少不得就要送给朋友及邻居一些。有一位经常说外语吃西餐的朋友吃过之后，说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何不早送来？我说，寻思你这么高雅的人儿会瞧不起我这农民式的吃法哩！朋友就说，农民中蕴藏着许多好吃法。 人们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其实都是相对的，它可以是中短期目标，能激励你去为之努力与奋斗。一个吃糠咽菜的人，会向往猪肉白菜粉皮地那么炖着；屋里没有火炉的时候想火炉子；有了火炉子，又渴望能有煤气与暖气。待这些愿望基本实现了的时候，又会怀念起外边雪花飘着，屋里火炉生着的那么种气氛或情调；甚至还会主动将一些贫穷时的吃法作为生活的一种调剂。如今一些很上档次的酒席，上地瓜、上野菜就是一个证明。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给孩子忆苦思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吃地瓜。他孩子就说，那可是怪滋呀，能天天吃地瓜！从无可奈何地吃到调剂着吃，从被动到主动，也是生活的一大进步！ 我乃农民一个，生活上比较容易满足。凭我一个农村孩子的想象力，小时候所有对幸福生活的勾画，对好日子的憧憬，如今差不多都实现了，不太在物质生活上羡慕人家什么了，剩下的就是精神追求及如何对社会多做一点事情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天冷了，又想落实一下先前的那么种愿望，可待真要吃起猪肉白菜炖粉皮的时候，又觉得没有先前的那么种味道了，也不如那时觉得香。如今不搞运动了，你稍微自觉一点，也没什么错误可犯了，你甚至还会怀念犯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在家写写检查的那么种心态或心境。不知我家乡现在还保留着看望犯错误的同志的传统否？ 刘玉堂
那一年那一年，暗藏玄机
SOHO小报对话刘苏里
SOHO小报：咱们还是从你在《书城》上的评论文章谈起吧，在探讨历史上某些特定年份时，你用了一个词，说这些年份是“暗藏玄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刘苏里：这是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思考。所谓“暗藏玄机”，是指这些年份看似平平淡淡，
但它们对未来整个社会的格局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SOHO小报：能具体讲讲这种年份一般具有什么特征吗？
刘苏里：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些所谓暗藏玄机的年份，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比如我在想为什么金先生要选择1947年来写这本书（《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因为尽管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建国，但是这些年份导致不了什么结果。1947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导致了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的转变，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国未来50年的政治格局。另一层面，我相信有些人对这些年份是敏感的，这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处在这个年份当中有些先知先觉者；另一部分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在梳理社会的发展时发现，哦，原来这些年份对以后社会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SOHO小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在这20多年当中，你认为有没有过这样的玄机年份呢？
刘苏里：我这样看，如果说这20多年对中国产生长远影响的年份应当是1997年。我是在1999年开始意识到这个年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如果画面放大一些，我觉得中国几千年历史有三场重大的变革。一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统一，把从以血脉、宗族为核心的统治，转变成为不问姓氏名谁、出身门第这样一种长达2300年的政治统治方式。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如果1847年是一个结果的话，实际上它的玄机年份是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这次我们中华帝国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文明比我们发达的外邦，面对他们我们开始手足无措，乱了阵脚，这是我们2000年来没有过的。历史步伐是在加快，但是从1847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统治方式和利益格局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可是我发觉从1997年有很多迹象表明，这将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2000多年来中国的统治方式将要发生变化。
SOHO小报：那么你能举出1997年有哪些像马嘎尔尼使华那样预示玄机的符号性事件吗？
刘苏里：其实这种年份表面是看不出什么的，可能很平淡。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个结果的年份，玄机年份则更多是种下种子。但我们还是可以例举一些，比如说，1995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在1996年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个转折标志着我们国家从统治集团内部到整个社会大众彻底地抛弃了理想主义而转向西方300多年的追求物质商品的历史进程。再比如香港的回归，表面上看是我们收回了主权，但这个事件深层次反映的是我们100多年和西方对话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树立了我们在世界面前履行对香港承诺的形象。我个人感受从书店的销售也很明显，因为从人们读什么书上是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人们思想活动的。1997年以后，深藏在中国士阶层的那种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彻底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谈论心仪商业活动，心仪财富的积累。我曾经和人大一位教授开玩笑地说：“万圣书店是一个社会的小风向标。”1997年实际是唱响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曲挽歌。
SOHO小报：这里面我还有些疑惑，其实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了热烈的人文精神讨论，似乎是1989年有一个转折，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中国就已经转向务实的轨道了。为什么会是1997年呢？
刘苏里：你说的不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