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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父亲，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八日也就是爸爸节，叙说一番话。可是，这多半是
小孩子的事，像我这样一个景迫桑榆的老年人，竟学小孩子娇声憨气的口吻谈爸爸，未免太
滑稽。不过迫于记者先生的雅意，一定要我写几句，就写一篇来应应景吧。
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当我幼小时，父亲和诸叔同住祖父县署
中，他们都在外面或读书，或各干各的工作，必到深夜始回女眷所居所谓“上房”者，那时
我们小孩早已被大人赶上床深入黑甜乡了。翌日，我们起身，父亲又早已外出，一年中难得
见父亲一两次面。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
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
色，别说提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
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
及我稍懂人事，祖父替父亲捐了一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他把我母亲和二哥三弟接
去，留大哥大姊和我于祖父母身边，一别便是五年。这五年里，祖父在外边为诸叔及大哥设
立家塾，延师课读，祖母也在上房设塾一间，请一位名虽县署幕僚、实吃闲饭的老族祖、来
教大姊三妹和我。读仅年余，族祖以老病辞去，祖母又叫一位表叔教我和三妹，因每日走读
于外边，大姊便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
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绝诗，大为惊异，想加
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姊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
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
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
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
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
《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教我姊妹为期也短，为的是他要出门求官，后来又在外做事，赚钱赡家。在家里和
我们团聚日子少。父亲在前清也算有个起码的功名，就是进学做了秀才。以后想再上进，屡
下秋闱，举人总没他的份。不久清廷废科举，再也莫想图什么正途出身了，想做官，只有出
于纳捐的一途。父亲的资质原很聪明，无奈幼时所从村塾师学问太浅陋，教书每多讹音也多
别字。父亲常说他曾见别塾一位老师教学生念苏东坡《赤壁赋》，把“水波不兴”，念作
“水波不与”，“俛而笑”，念作“免而笑”，可见《镜花缘》唐敖等三人到白民国，见一
塾师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我切，以及人之切”；“求之与，抑与之与？”
念作“永之兴，柳兴之兴。”并非完全笑话。他所从塾师虽尚不至此，也高明不多少。那些
村塾老师也算秀才出身，竟这样的不通，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父亲后来自己苦学，我记得他从山东回来后，在祖父县署里收拾一间书房，每日限定
自己点《资治通鉴》多少页，读《皇朝经世文编》多少页，写大字数张，小楷一张。他得意
地说：“《资治通鉴》这部卷帙繁浩的大书，听说从来没有人能读个通编，我几年前便点
起，便算已通盘点过。”父亲并非博学鸿懦，只写得一笔简练周密的公文文字。不能吟诗，
也不擅为文，对中国文字却富于欣赏力。所惜者幼时为村塾塾师所误，若干字常读讹音。字
典上注不出同音字，每用反切，他反了又反，切了又切，总定不出一个准确的声音来。我从
前跟那位老族祖认字，认了些别字，现从父亲读书，又学了许多讹音，儿童纯洁的脑筋有如
一幅白纸，著了污点再也拂拭不去。我后来教书，拥青毡五十年，误人子弟实也不少。这固
由于自己读书未遇明师，在文字学上又未受严格的训练；但我国文字实也难学，音读变化之
多，不可诘究，并且大都无理由可说。每个字都须师授或凭硬记，这种文字还有人说“最科
学”，岂不侮辱科学二字？
我父亲还有一端短处，就是口舌太笨拙，学习语言的能力差，他一辈子在官场上混，连
蓝青官话都学不会，满口浓厚的乡音。这当是由于我祖母的遗传。我祖母在江浙一带做了二
十多年的县长太太，依然满口太平县乡间土话。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也甚低，这双重的遗传定
律真可怕！
父亲在山东候补虽未得署实缺，差委倒始终不断。后来那个对他颇垂青睐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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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毓秀
毓秀去了，去得非常突然。亲友得悉她的噩耗时，无不大吃一惊，继则潸然泪下，痛惜
不已。因为她为人极好，年龄也不算大，以今日来说，她的人生尚未开始呢。
毓秀是国立武汉大学校友，卒业于武大政治系。中小学肄业于教会学校，所以英文根底
颇厚，她后来当学校教师，所凭借的是英文而非政治学。
我在大陆时曾否与她有所接触，今已不忆。４１年，我自海外返至台湾，任教师范学
院，才和毓秀及其丈夫侯斌彦先生见过好几面。因她夫妇均极热情，在一般武大校友中间，
我同她们又特别亲厚一些。４５年，成功大学改制，我应聘来台南，侯斌彦先生时任中华日
报社长，住在报社所配给的房子里，毓秀则在台南一中教英文。该校距离我所住的东宁路成
大教职员宿舍不过数百步之遥。那时杨安祥也恰应台南一中之聘，自高雄搬来台南，也住一
中教职宿舍里，我们三人间的过从便密切起来了。
武汉大学校友团结力极强，尊师重道之情，尤为时下所罕有。我虽在武大教过１８年的
书，自愧从未尽过传道解惑之责，况且也从未教过她们，但武大同学对老师不管曾否教过，
总是爱护逾恒，对我亦谬加敬爱。尤其毓秀夫妇为人热情，安详又是我好友袁兰子的侄女，
竟以待兰子者待我，视为有如亲姑母。她丈夫陶鼎昌也是武大机械系卒业生。她们时常登门
陪我姊妹谈话解闷，看有可以帮忙的地方就极力帮忙。毓秀常吩咐她家老仆将报社配舍里的
香蕉及其他树苗移植到我院子里。安祥骑她的单车上街替我买些小家具运来。她们又常邀我
去吃饭。我总是白吃她们的，从未回请过一次。因为她们知道我为人极懒，又最怕麻烦，每
次我说要请她们，便极力阻止：说她们家里人多，罗汉请观音不费事，况大家借此热闹热
闹，求之不得，老师若回请，那就变成形式主义了，千万不必。
记得我初到台南的第一个旧历新年，侯氏夫妇与杨安祥合烧了好几样精美可口的菜，连
白饭馒头等都煮好蒸好，水果和酒也备好，预嘱我家那天勿举火，但准备桌凳杯盘。天黑时
菜饭由两家孩子用提盒装盛，传递圣火似的，一路跑着送来。送到桌上，还是热气蒸腾，色
香味丝毫不变。斌彦又带来一长串鞭炮，和两支红烛，大家强推我和家姊二老上座，贺年
后，各自就座，斌彦到院子将那鞭炮点燃起来，劈劈拍拍，响了好一阵。满屋子烛影摇红，
笑声洋溢，那个年过得真欢腾、真热闹，叫我这个善忘的脑子刻下极深的一道痕迹，至今回
忆，尚鲜明如昨。
安祥已于十余年前全家赴美，毓秀也随侯先生移住台北和高雄。安祥每年圣诞节前总要
寄我一个纸盒，糖果、饼饵、坚果、可可罐头之类，带着万里外的温情同来，叫人吃着时，
甜在嘴里，暖在心上。这样厚待老师，连我自己子侄都不如。至于毓秀每次来看我，也一定
带点东西，或食物，或用品，从来没有空手过，劝她不必，她说老师年纪大了，上街买也不
便，我们能孝敬就孝敬。而且这点东西，也并非特别花钱去买来，是家里现成的，老师不可
放在心上。前年，我出版《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毓秀与斌彦又极力代我推销。凡
嘱托的事，她夫妇总是悉力以赴。
毓秀健康本甚好，数年前忽患心脏扩大，说照Ｘ光，一个大黑影几乎把整个胸腔塞满
了，可见心脏扩大的程度。我听了大惊，说这怎么得了，你还教什么书，快辞职在家休养才
是。心脏扩大固未必致人于死，但扩大到这个地步，那不太危险吗？毓秀笑道：“老师不要
紧张，我刚才说的话恐也不是完全的事实，Ｘ光检查的结果也许有误。试想一个人的胸腔还
有两片大肺叶，若被心脏塞满，岂能呼吸？老师劝我不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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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写作生活的回忆
若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倘使不算文白韵散，把
历史追溯得早一点，则第一部日记，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
因为自己的记性最坏，便是别人记得比较明晰的儿时事迹，我也模糊不清。若问我这部
日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实不能作确实的答复。大约不是十一岁半，便是十二岁，季节则
比较记得清楚，大约是气候清和的四五月之交。七八岁时，在家塾从一不通老秀才读了约两
年的书，夹生带熟，认得千余字。自己便来看小说，由说唐说岳看到西游封神，又看到几部
文言的笔记小说和聊斋志异，已懂得相当的文理，后来又看了六七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的林
译小说。小小心灵，陶醉于那哀感顽艳的文艺趣味里，居然发生了一股子阻遏不住的创作冲
动；又居然大胆地想尝试写作起来。记得那时在祖父钱塘县署中，我和大姊共一寝室，两张
床背靠背设在房子正中，天然把房子隔成两下，我的床在后，房中比较幽静的部分归我占
领。靠北墙有一小桌，墙上有一横形小窗，窗外有两株梧桐树，南风吹来的新绿，把满室都
映得碧澄澄的。我私自订了一本竹纸的簿子，每天用之乎也者的文言，写一两段日记，所记
无非是家庭琐碎生活和一些幼稚可笑的感想。大部分则是几只心爱小猫的起居注。文笔倒流
丽清新，隽永有味，模仿蒲留仙和林琴南的调调儿，颇能逼肖。写了几个月，居然积成厚厚
的一册，后因嗔人偷看，自己一把撕掉，烧了，以后也就没有再写。
自民国十六年起，我又开始作日记，直到于今，并未间断。这却是实用性质，半毫文艺
意味也没有，盖天公给了我一个相当过得去的悟性，却吝啬我的记性，事情过两三天，脑子
里所铭刻的印象便开始漫漶，十天半月，更忘得踪影都无，不得不以此为补救之策。每日所
记不过是几句刻板文章，脱句错字，到处可指，我常唤日记为我私人的档案，生前以备偶然
检查之用，最后则拟一概付之丙丁，是以并不愿用心来写，想到幼时的那一部，虽然思想浅
薄，却尽有些可诵的文章。况且其中又蕴藏着我无数快乐无忧的岁月，透露着我天真烂漫的
童心，充溢着我荒唐浪漫，奇趣横生的幻想。流光迅速，这部日记毁灭多年，我的最娇嫩的
青春也早已消失无余了，但有时偶然想起它来，我这干枯已久的心灵，常会开出一二朵温馨
的花；我的灵魂，仿佛被当年北窗下桐叶扇来的和风，轻轻送到那个罩在粉霞色朦胧薄雾下
的天地里去。
我的第一部日记可算是小品散文，第一篇小说则系十七岁的那年，以故乡一个童养媳故
事为题材的短篇。文章体裁仍然是我深受影响的林译体。前一年，我已写过一篇三四百字长
的五言古诗，题为《姑恶行》，现则又取其事衍为小说。
自己原是个整天笑嘻嘻，憨不知愁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偏偏不工欢愉之词，而善作
愁苦之语。抓住了这个悲剧性的题目，用那古色古香的文言写出，却也写得辛酸刻骨，悲风
满纸，念给家里人听，赚了那些婆婆奶奶无数眼泪鼻涕。幸而没有漏到那做婆的母老虎耳朵
里去，否则我定要挨她一场毒打。民国八年秋，升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有印行年刊之
举，我将此文略加改削投去，蒙录取刊出。同班好友冯沅君欢喜骈四偶六，妃白俪青的六朝
美文，见我学韩柳体，常不以为然。我遂戏自命为“桐城谬种”，而唤她为“选学遗孽”。
沅君读了我这篇小说，又表示不大佩服，寄了一本年刊给她正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芝生，顺
便提及她对我作品的意见。不意她令兄复信，对我竟大加赞美，说我富有文学天才，将来定
有成为作家的希望。这位写中国哲学史那种精湛著作；抗战时期，又曾写过贞元三书的冯芝
生先生，原系我平生所崇敬的学者之一。每忆起他对我的案语，辄不禁窃窃自喜，自认果然
算一作家。但若干年以来，我虽写了一堆烂文章，出版过十几种单行本，纯粹文艺作品实着
墨无多，在文坛始终居于打杂地位。而冯芝生呢，屡次自己痛打嘴巴，宣言过去见解一概错
误，要根据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将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至于贞元三书则已早成覆瓿之
物，无须提起。可见这个先生的眼力本不高明，他那时一定将我估量错了，我也应该把他那
份好评语，原封不动，璧还他才是。
升学北京后，才和文言脱离关系，练习用白话写作。不久赴法留学，停笔数年。民国十
六年才又开始写作，发表两三本书，便在文坛取得了一个小小地位。
我虽不敢再以作家自命，三十年来这支笔却也从未放下，讲到写作经验多少总有一点，
不过我该预先声明，那都是我个人的罢了。一个人的写作生活也和我们普通生活一般，有生
来自幼至老，一帆风顺的；也有终身棘地荆天，过不着一天好日子的。在文章上说来，便是
文思的迟速，工作的难易，此乃与生俱来，非人力所能勉强。中外文学史对此两方面故事颇
多，不必絮叙。人家见我写作颇勤，误认为我文思相当快，其实不然，假如一天不作别事，
单坐着写文章，也不过二三千字。五六千则在精力最充沛，兴致最盛旺的时候才有，一生也
遇不见几次，古人所谓文不加点，下笔千言，伏盾可书，倚马可待，近代作家沈从文、徐*'
等为文不必起稿，所以敢把自己写得很清楚的原稿，印作书的封面；郑××经常日写万言，
怪不得他那么多产。我对于这类作家每羡慕不置，只恨自己学他们不来。写作生活中所遭遇
的困难，好像人生境遇暂时的顺逆，和那注定了永不改变的命运不同。我最怕的是日久不写
文字，脑筋像多年不洗擦上油的钟表，长满了锈，忽然碰着非担承不可的文徭，也只有强打
精神来写。那脑子里的机轴既开不动，拼命上紧发条，更着力摇撼，它还是如如不动，或滴
答滴答走两步又停住了。这时候做文章简直是一桩莫大的苦趣，本来想把一句话说圆，它偏
长出四个棱角；本来是一个极易表现的意思，却像沉在百尺井底东西，千方百计钓它不上。
甚至想觅一个适当的字眼，也要费上许多苦吟诗人推敲的工夫，运用一个易见的词汇，非翻
字典，查辞书，难得放心。一篇两三千余字的文章竟要两三日的功夫才能写出，而且文理还
欠条畅，气机亦不蓬勃。幸而第一道难关打破后，脑里的锈擦去不少，机轴可以开动，第二
道便容易得多了。少年时攻难关仅须几小时，中年半日一天，现在则需几天。最苦者，停笔
若干时，脑锈又生，继续奋斗，身体受不了，常钩起旧病。
个人作文的第二障碍是失眠。一夜没睡熟，第二天头昏脑胀，浑身不得劲儿，日常事都
懒得去做，何况这种绞脑汁的工作？偏偏我的神经素来衰弱，因衰弱而过敏，失眠也就成了
良朋密友，时来与我周旋。至若身上有什么病痛，譬如体内某器官发炎了，或某肢体作痛作
痒了，都会影响文思，勉强写了，也都是些应该打发去字纸篓的东西。
上述两个障碍，其一可以克服，其一也幸非日日有，但我还有个最大的仇敌，见了他除
递降书，别无他法。这个仇敌便是教书。西洋作家曾说艺术是个最妒忌的太太，非专心伺候
不能得她的欢心。我以为这个譬喻很确当，并承认自己情形确是如此。我是一个以教书为职
业的人，自小学教到大学。在大学我所担任的功课，少则七八小时，多则十二三小时。初教
的两三年，预备材料，编纂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