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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八章 精彩的大自然（5）
动物花园中也可能发生伤害动物的事件：1793年时，一头犀牛受剑伤而死；在巴黎植物园最早期的建筑规划中，博物馆教授们防范投毒行为的苦心可见一斑。随着动物园逐渐趋向大众化，这种现象似乎有抬头之势，因为涌入动物园的闲杂平民们早已习惯了城市中的暴力，习惯了在城市和乡村均司空见惯的动物虐待行为。1891年，巴黎植物园园长在谈到免费问题时叹言，游客量的增大已经导致事故频率大大上升：鸟的翅膀被烧伤或扯掉；动物被藤条或石块击伤；掺着磷、酒精或烟草的有毒食物或混着鱼钩或刀片的食物令动物吃尽苦头。有一匹斑马曾被绑在手杖上的一根针扎伤。为了防止夜间侵入，动物园不断更换门锁，还不得不组建了自己的巡逻队伍。盗取食用家禽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职员监守自盗，而且在战争时期会变得更为普遍。在任何向大众开放而且守卫不严的公园，下毒、杀害和盗窃都是常见的动物虐待行为。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伦敦、马德里和都灵等地的私营收费动物园，但程度难以估量。莫斯特动物园的一位主管在20世纪初写下的一份记录或许可以解释动物虐待的心理背景：
在一整天内，喧闹而又麻烦的庞大人群不断前拥后挤地在兽笼前走过。如果这些动物之中有任何一只是自由活动的，就算远远看到它，这些人也会被吓死。因此他们乐于看到动物被限制、被羞辱、被贬低。正因为他们害怕动物，他们才会通过嘲弄动物、大声呵斥动物和猛拽动物的锁链来报复动物，而饲养员的规劝总会遭到一句不可理喻的反驳：“我已经付钱了！”
为了吸引游客，一些动物园开始公开展示巨蛇喂食过程（伦敦动物园，1849年；莫斯科动物园）。这种节目大获成功，巨蛇吞吃活物的场面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也明显反映了当时的那种暴力趣向。
然而，大多数动物园的管理者都在力图通过法规途径制止这些行为。在这件事上，他们得到了上层社会的支持。名流显贵们也对动物虐待深感厌恶，他们鼓励动物园组织宣传活动，积极禁止动物搏斗表演，并对惩治立法（德国，1871年；大不列颠，1900年；意大利，1913年；比利时和西班牙，1929年；法国，1976年）给予了鼎力支持。有关方面也在尝试着控制工人阶级的行为，仿效上层社会私人场所的意义确定公共场所的用途：散步、思考和教育。在20世纪初的伦敦，一场媒体宣传活动和市政班子的更换最终给爬行动物喂食表演画上了句号。
娱乐表演
除了人流涌动的动物园，仍然以奇异性为卖点的巡游动物园和常设动物集市也是一片热闹景象。在1850年前后的汉堡，海豹被冠以“海上仙女”或“海中骏马”的美称。随着初级教育和动物学知识的进步，这类欺人花招在世纪末期销声匿迹了。
但受训动物展（是早期艺人们的拿手好戏，在19世纪20年代被马戏团采纳）和同时期发明的驯狮表演并未走到末路。1819年，法国人亨利•；马丁（HenriMartin）驯服了巴伐利亚范阿肯巡游动物园的一只猛虎。他发明了一种集暴力和亲和于一体的驯兽方法，能够钻进兽笼，让大型猫科动物听从它的指挥。他的成就令同时代的人惊叹不已：他能让狮和虎和睦共处；甚至敢于快速夺走一只大型猫科动物的嘴边猎物，然后用自己胳膊取而代之。美国人范安布尔是驯狮术的另一个奠基人，从1832年开始，他用与马丁相同的方法驯服了泰特斯（Titus）巡游动物园的所有动物。范安布尔敢将他的脑袋或淌着鲜血的胳膊伸进大型猫科动物的喉咙（它的双唇被掰住，利齿无法咬下），还曾让一只狮子、一只羔羊和一个小女孩合演别具一格的节目。从1887年开始，卡尔•；哈根贝克的马戏团抛弃了过去用来驯兽的火红烙铁，发明了以皮鞭号令加食物奖励为基础的所谓文雅驯兽艺术。
这些节目深受欢迎。马丁1823~1829年间在日耳曼领地和低地国家的巡回演出吸引了无数观众，其中不乏王爵贵胄。范安布尔在于1838年登陆英国后曾为包括惠灵顿公爵（DukeofWellington）在内的诸多贵族表演，还有幸为维多利亚女王组织了一次特别晚会。在热烈反响的鼓励下，马戏团推出了更为精彩的节目。1831年，巴黎奥林匹克马戏团（OlympicCircus）创作了哑剧《迈索尔的狮子》（LesLionsdeMysore，讲的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被罢黜的总督与追捕他的人周旋于丛林深处的故事），由马丁和他的狮子出任主角。在巴黎大获成功后，剧团又奔赴英伦，在伦敦和全英各地巡演一圈后才返回法国。范安布尔借鉴了这一创意，他先后在伦敦推出了《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1838年），在巴黎上演了《酋长的女儿》（LaFilledel’émir，1839年）。
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驯兽师都学习了马丁和范安布尔的演出方法和技巧，不管他们属于巡游动物园还是马戏团——在马戏团，野生动物正在令马背表演黯然失色，正在取得可与小丑比肩的至尊地位。但令广大公众熟知这些技艺的是20世纪初期之后的电影，如1912年的《猎食雄狮》（Enpâ；tureauxlions）和1913年的《家中的马戏团》（LeCirqueàdomicile）。驯兽表演实际上正在取代逐渐被欧洲各地（除了西班牙）明令禁止的动物搏斗，而且正是在国际殖民进程如火如荼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它明显蕴示了一种或有意、或无意但（从它的成功来看）民意所向的决心——奴役最凶猛的野生动物。同时，驯兽也表达了一种将野兽文明化的愿望。在记者P·A·皮绍（P。A。Pichot）看来，它标着着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古老友谊的重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过训练的动物（多半是大象或猴子）的滑稽仿人表演受人欢迎就不难理解了。在王政复辟时期的巴黎，弗朗科尼斯马戏团的大象巴巴（Baba）能围上餐巾，坐在桌旁进餐。在巴纳姆马戏团，小象大拇指汤姆（TomThumb）会假做醉态。1886年，一头大象在圣桑斯（Saint…Saë；ns）名曲《动物狂欢节》（LeCarnavaldesanimaux）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表演了“大象的芭蕾，动物的幻想（Balletdeséléphants；fantaisiezoologique）”。就像罗伯特·德洛特（RobertDelort）所说，马戏团改变了这类动物的形象，过去的猛兽或珍奇野兽现在成了像小丑一样受人喜爱的动物演员，观众对它们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目睹驯兽表演的成功，动物花园也开始用这种方式吸引游客。在早期的巴黎植物园，曾经营过一个巡游动物园的饲养员费利克斯（Felix）敢进入兽笼，抚摸狮子，然后应狂热观众的要求掰开它们的血盆大口。但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这种表演才在由游乐场艺人们经营的动物园（曼彻斯特贝尔维尤动物园，斯特林根动物园，1931年殖民博览会上的动物园）和少数其他动物园（如布伦森林动物园）中流行开来。1935年，在日内瓦演出的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会像人一样正点吃喝：“它到来之后就吃了早餐，下午两点吃了午餐，晚餐时间是六点半。它的食物是混着燕麦片的加糖巧克力。”在20世纪中期之前，保罗·布伊萨克（PaulBouissac）所说的不同（动物园用隔栏证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而将动物人格化的马戏团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并不完全是事实。
引入这类节目符合动物园的一贯政策——不断发展娱乐项目，因为公众的兴趣在不断扩展：动物进食表演，骑乘小马、骆驼和大象，市中心的动物游行，以及动物搏斗等等。为了吸引有文化的精英阶层，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安特卫普的动物花园开设了专门展示当代动物雕刻艺术的室外博物馆。利用公众对史前学的浓厚兴趣，伦敦水晶宫于1851年制作了一头禽龙和其他恐龙的模型，卡尔·哈根贝克也于1910年左右在斯特林根设置了史前动物的原样模型。此后，这一创意又被两次大战间隔期的柏林和美泉宫（重现了本地区的灭绝物种）、1984年的温森斯、1993年的科隆（游客量因此而上升了27％）和特殊史前公园先后效仿。就好像放弃了奇异动物炫示花招的动物园必须依靠远古时期的骇人怪兽来维持公众的兴趣一样。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1）
说到动物园在20世纪的大众化进程，伦敦摄政王公园可谓一个缩影——它既是首批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动物园之一，又是最后一批取消所有限制的动物园之一：1847年时，它在6个工作日向非会员开放；1940年时，它仅在星期日下午向非会员开放；1957年时已变为星期日上午。1880~1910年间的大多数动物园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尽管大众百姓经常性地游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随着西方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很少有人讨论公众观念对动物园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众乐园
各项研究显示，动物园游客量在20世纪前半叶急剧上升：1900、1920、1930和1950年分别为400万、600万、800万和1850万。来自私人动物园的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当然，实际情况会受到地方因素的影响。摄政王公园的游客量曾在1900和1930年间剧翻两倍（从70万到大约200万），但在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1/3，来自更大也更加现代化的惠普斯奈德公园（Whipsnade，1931年开放）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罗马动物园的经济困境和其他难题致使它的游客量起伏不定。柏林动物园的游客在1900~40年间上涨一倍（从100万到200万），1945年之后因经济崩溃和政治分裂而迅速下降，直到1952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在20世纪的前三十余年中，进步最大的是欧洲各国首都（两倍或三倍）以及安特卫普、柏林、里斯本、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等大都市的动物园。每到周日，它们便会迎来不计其数“如痴如醉”的游客。世纪中期之前，其中的一些（里斯本，斯德哥尔摩）仍在继续成长，但一些中小城市的动物园发展更快，如法兰克福和巴塞尔——后者已被H·埃迪格整改一新。
尽管我们难以获得20世纪最后三十余年中的可信数据，但很明显的是，这段时期内的进步甚至更为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欧各动物园的游客总量已达到1亿5000万左右。不过，动物园的增多、自由化趋势和层出不穷的新形式加剧了它们的优劣分化。许多城市动物园的成长速度开始放缓，这与汽车的普及不无关系。苏黎世动物园的游客量在1950~60年间上涨68％之多，但此后直至1974年仅增加15％。巴塞尔动物园的游客量在1950~56年间增长数倍，但之后直到1979年仅上涨40％。首都城市和大都市的动物园普遍每况愈下。从1968年到1984年，巴黎植物园的游客量从70万降至50万多一点，温森斯动物园从150万跌至100万。在摄政王公园，这个数字从1950年的300万一路滑到了1990年的130万，因为伦敦人更喜欢郊外公园。整体上升趋势似乎主要是建在乡村地区的新公园的贡献。
今天，动物园依然门庭若市，某些动物园已经是全球休闲业中的佼佼者：如年游客量达100万左右的巴塞尔和哥本哈根动物园，每年迎宾300万之多的巴塞罗那动物园等等。这种发展是三大因素的结果：第一是社会限制的取消，第二是大众化定价策略的普及，最重要的是经久不衰的异域风情热。譬如，殖民展览曾在两次大战之间盛极一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拥有野生动物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尚，而这在现代早期只是贵族阶级的爱好。
一种有趣的新现象出现了：那些被剥去了浪漫色彩，表现出一种敬畏感和交流愿望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受欢迎。很有必要详细分析一下这种观念转变。它开始于1890~1900年间，也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初露锋芒的时候。1909年起源于英格兰的童子军（BoyScout）运动的成功便是一个信号。要理解（尽管谈不上完美地解释）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参阅同时期内出现在盎格鲁…萨克森和日耳曼世界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拉迪亚德·基普林的名著《森林王子》（TheJungleBook，1894年）和《金》（Kim，1901年）以及赫尔曼·朗斯（HermannLö；ns）的《MonLivrevert》（1901年）。在杰克•；伦敦（JackLondon）的《野性的呼唤》（TheCalloftheWild）中，小狗巴克的归宿与《白牙》（WhiteFang，1906年）中的那只狗截然相反，后者离开了人类同伴，重新追随了他的祖先——狼。在《北方游牧民》（NomadsoftheNorth，1919年）一书中，詹姆斯•；奥利弗•；柯伍德（JamesOliverCurwood）讲述了一只狗和一头熊的友谊。野生动物代言人格雷·奥尔放弃了在加拿大的捕兽生涯，因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明白，他更需要保护而不是毁灭生命。在成为一个动物保护区的主管后，他用《荒野朝圣者》（PilgrimsoftheWild）和《空木屋的故事》（TalesofanEmptyCabin）宣扬了美洲土著人的自然观，两书都在20世纪30年代被欧洲各地转译出版。1945年之后，持续不减的热潮催生了大量野生动物电影，如美国的沃尔特•；迪士尼1947年之后制作《海豹岛》（SealIsland）和《在海狸谷中》（InBeaverValley），瑞典人阿内·萨克斯多夫（ArneSucksdorff）的《大冒险》（TheGreatAdventure），弗雷德里克·罗西夫（FrédéricRossif）的《LesAnimaux》（1963）和《原始的节日》（LaFêteSauvage，1975），以及雅克·库斯托（JacquesCousteau）的许多作品。近来，简·古多尔（JaneGoodall）和辛西娅·莫斯（CynthiaMoss）等实用生态学家的平民化科学也广为传播。
在欧洲，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崭新的社会风尚和更充裕的自由时间。一战之后，工时改革步伐加速，奥地利（1919）、意大利、波兰、法国、瑞典和英国（1937~1939）陆续实施了带薪假期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都会在家中消度周日和假期，其他时间则会外出散步，到周边乡野或动物园中找寻绿色空间和别样风景。以经济增长和汽车普及为特色的50和60年代可谓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段时间，许多人开始为娱乐而旅游。20世纪后半叶，带薪假期的延长和双休周末的确立又加强了这一趋势。乡村远游、海滨和山中假日以及体育休闲活动的不断发展无疑对度假胜地的崛起贡献不菲，城市动物园则相形见绌，游客量开始轻微下滑，尽管代步汽车方便了公众的游园之行。
家庭旅行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大量相关调查为我们详细了解近十几年的动物园游客提供了依据。大多数城市动物园都有一批忠实顾客：在1974年，米卢斯动物园的游客中有25％是季票持有者；在80年代早期，温森斯动物园的游客中有75％每年至少游园两次。有人在研究了1968~84年间的巴黎植物园和温森斯动物园后发现，春季和暑假是游园高峰期，以学生旅游和宜人天气为特征的5月和6月份也是旺季。同时，边远地区的动物园似乎一直魅力不减。在坐落于海岸的锡让（Sigean）探险公园，有87％的游客（学生和旅游者）是在5月和10月之间来访的。其他时间客流稳定，游人大多来自邻近地区。学校旅团和家庭（尤其重要，在1969年占法兰克福动物园总游客量的3/4）在任何地方都是主力军，因此，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儿童和25~40岁之间的成年人。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2）
不同国家的游园热度似乎高低有别：例如，德国高于法国，法国则胜过西班牙，动物园数量的差异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但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从判断这究竟是一种稳定的状况，还是已经在渐渐变化。巴塞罗那动物园将这种国别差异归因于教育水平和兴趣程度的不同，我们认为生活水平的差别也是一个因素。196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国内也存在明显的冷热分化。在当时的西德，卡尔斯鲁厄居民的平均游园率高达每人每年4次，法兰克福是3次，柏林为1次，汉堡只有1/2次。这种差异可以用地方人口的多少、私人动物园的接纳能力、它们的声誉、它们的价格结构以及来自其他娱乐形式的竞争来解释。
但说到游客群体的社会构成，所有动物园似乎都是大同小异的。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各地动物园的游客结构极为相似：中层管理者占20％左右，白领职员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