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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反动物园代表作包括德斯蒙德·莫里斯的《动物的反常行为》（AbnormalBehaviourinAnimals）和《人类动物园》以及约翰·伯杰（JohnBerger）的《为什么看动物？》（WhyLookatAnimals？1981）。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反动物园声浪便从未平息。反虐待动物学会和动物权利运动对抗动物虐待行为；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fortheEthicalTreatmentofAnimals，PETA）的立场以能够证明动物亲近人类的动物行为学和心理学发现为基础。方舟基金会（ArkTrust）则致力于制止监禁灵长类动物。曾经的野生动物训练师黛布拉·乔丹（DebraJordan）直言：“事实上，动物园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游客的反应和自己的商业形象，而不是让它们宣称要保护的动物更加快乐安康。”令人遗憾的是，被AAZPA授予资格的143家动物园1980年以来的10多亿美元投入并没有换来囚养条件的改善。《生来自由》的录像带（1993）像《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Post…Gazette）一样揭示了囚养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尽管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但它的结论被T·德斯蒙德（T。Desmond）的《行为治疗》（BehavioralTherapy）一书证实了——这是他在研究了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的熊之后写出的。纳瓦霍部落（NavajoNation）要求释放亚利桑那窗石动物园（WindowRockZoo，窗石镇是他们的首都）的动物园，因为将这些动物关入牢笼扰乱了事物的自然规律。彼得·辛格（PeterSinger）和动物权利捍卫者们表示，“如果动物园被取缔，人和动物的生活都会好转。”关于动物园中的科学研究，他们的看法与美国动物园兽医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ZooVeterinarians）如出一辙：有76％的动物园号称要参与科研事业，但它们从未发表过任何成果（唯一的例外是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成果，但他的研究地点同样是美国和欧洲动物园中的例外：圣迭戈和阿纳姆）。动物保护联合行动组织（UnitedActionforAnimals）的目标是“提高公众对动物园动物活体解剖实验的警惕性，”因为动物园长久以来一直在与实验室合作：哈根贝克在1920年提供了8000只猕猴，1936~38年间每年提供12000只。根据巴腾所说，“动物园中的实验性安乐死并不罕见。”人工授精和精子冷冻（记者们所说的“冷冻动物园”）大多是在专事人类不育研究的实验中实现的。至于珍稀动物克隆术，直到今天仍是新闻热点。
这样的环境也为更加激进对抗行动埋下了种子。包括动物的年轻朋友（JeunesAmisdesAnimaux）在内的一些欧洲协会在1973年4月举行了示威活动，对巴黎植物园的破旧和狭窄表示不满，同年12月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巴黎鸟贩发出了警告。次年一月，以探险家保罗…埃米尔·维克托（Paul…EmileVictor）、医学讲师让…克洛德·努埃（Jean…ClaudeNoüet，他在1977年与他人共同创建了动物权利联盟（LiguedesDroitsdel’Animal）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为首的一群人占领了专门从事奇异动物进口的热带动物学会（TropicanimSociety），并在狭小的兽笼之间发现了一个停尸房。在这一惊人事实曝光后，媒体和公众一片哗然。同月，一头刚刚到达温森斯的母熊猫不幸死亡，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公众义愤填膺，强烈谴责动物园未能使动物适应新环境，是野生动物滥用歪风的一分子。迫于压力，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动物进口和进口动物饲养设施的新法规。同一年，库斯托的伙伴，沙漠和海洋探险家菲利普·迪奥莱（PhilippeDiolé）发表了《生病的动物们》（LesAnimauxmaladesdel’homme），这部大获成功的著作批评了经常导致动物死亡的走私、监禁、展览、活动受限和过分拥挤等现象。
尽管有些批评者是转念皈依这一事业的（迪奥莱曾参加昂蒂布海洋公园的落成典礼），但反抗力量主要来自年轻一代和新兴协会——他们正在以全球化视角理解动物，兴趣主要在于野生动物，强调的是之前被人忽略的问题（死亡率，心理伤害，保护）。一些观察家主张将动物园转化成农场，籍此推进儿童教育和原始生境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另一些人则希望区分动物园的良莠好坏，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园仍有助于维系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崇扬动物保护精神。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5）
在这样的氛围中，传统保护协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里昂的SPA注意到了迪奥莱的著作，于是在1975年决定派遣它的青年分会调查动物园的饲养条件。但这一年度访查活动在1976年扩展到了全体会员，这证明动物园的条件符合学会的要求，而且学会会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仍在继续发表积极评价。SPA认为动物园是保护濒危物种的必要工具，而且生于囚养环境的动物也不可能放归自然。只要动物清洁卫生，喂养有方，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动物园的存在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同一地区创建开放式动物园的计划以及里昂动物园本身的类似革新也得到了学会的支持，理由是动物在改良环境中的生活条件好于自由放养。最终，能够直言批评的只剩下了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会员。结果注定是一道晴天霹雳。1982年，学会的一个组织在访问了里昂附近圣马丁（Saint…Martin）地区的一个活似19世纪花园的动物园后写了一封信，震撼了整个学会：
这真的是一只狼吗？这只动物不再捕食，不再奔跑，不再生气勃勃……在这种地方，孩子们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动物，活生生的动物，但他们也体会到了奴役下的绝望和退化，甚至是疯狂！这就是动物园的意义吗？
对那些将野生动物当成宠物的人来说，对那些将动物园视为驯化和个性化交流场所的人来说，看着探险书籍长大的年轻人们正在表达一种更具生态学色彩的观点。
电视在20世纪60年代的普及以及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节目让欧洲人看到了自由世界中的动物：自然小生境成了令动物园原形毕露的试金石。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一些动物园反对者来说，半自由放养动物的公园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折衷物。另外，人们对动物的理解也在变化。像动物行为学和动物精神病学这样的新学科被各类书籍和野生动物杂志推广普及，加深了公众对动物行为复杂性、动物心理和囚养弊端的认识。孕生于城市生活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问题更加敏感。人类统治原则本身也受到了挑战。澳大利亚人彼得·辛格1975年提出的动物解放哲学在德国和盎格鲁…萨克森世界广为传播（尽管在意大利和法国程度稍差），并促成了全国性的新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的世界动物权利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AnimalRights）是这种观念转变的另一个标志。
德斯蒙德·莫里斯早在1969年就将动物园看成了城市生活焦躁症的产物和象征：过度拥挤、焦虑、侵略冲动和精神扭曲是两者的共同特征。城市就是人类动物园，动物园就是现代城市的翻版。其他一些评论家在讨论社会机构时也不忘提及动物园。加拿大精神分析学家亨利·埃伦伯格（HenriEllenberger）在1960年将动物园比作精神病院，认为两者有类似的“监护者…病患者…来访者”关系和“心理…病态”综合症。在英国和意大利，这种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动物园与医院、老人院、监狱和工厂一样成了资本主义弊病的一部分。专门报道监狱、撒丁岛犯罪、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都是当时的异端主题）的记者埃米利奥·桑纳（EmilioSanna）在1976年评论说，动物园、监狱和精神病院都是现代社会的集中营。考虑到公众的意见，他也提到了这些机构的共同变化：更加开放、隔离更少和回归自然环境是探险公园、门诊医院和监狱系统的共同现象。在法国，这类问题很少摆上台面。米歇尔·富科（MichelFoucault）在评论监狱、临床机构和精神病时并没有谈到动物园，这表明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们没有将人和动物放在一起讨论的习惯。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此类争议变得时断时续，这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大势所向。在法国，大多数野生动物杂志和节目都退到了中间立场。它们用动物园的动物保护价值说服了自己，把批评声集中在了动物走私上。迫于会员们的反对，各学会也放弃了动物园访查和教育口号；实际上，动物园从来就不是它们的兴趣所在，不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饱受齐声讨伐的马戏团和巡游动物园。动物保护协会继续将动物园当成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这无疑是因为它们很难质疑动物驯养的合法性。
但调查显示，有相当比例的欧洲民众仍然反对动物囚养（在80年代的英国达到了81％），拒绝游览动物园。这种观念在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上留下了烙印。在温森斯，摄影家P·罗弗多特（P。Roverdot）看到的不是异域风情，而是一个混凝土世界。在《Figuresdel’enfermement》中，画家吉利斯·阿约展现了被降格为装饰品的动物：那条《大毒蛇》（Serpent，1972）成了马赛克；那只《狮子》成了一块岩石；而在《鱼类参见》（Piscinevide）中，一只河马的躯体隐而不见，只有它的名称还留在一张布告上。正是这种批评态度迫使所有动物园改变了自己。
动物园的变化
长期来看，欧洲动物园的数量增长（不包括俄罗斯，1912年有50家，1965年是180家，1995年是302家）反映了游客群体的膨胀，也与动物园在全世界的普及相吻合（1993年共有1165家，其中有545家在亚洲）。但这些数据只能说是大致估算，因为有相当多的小动物园没有进入游客指南或《国际动物园年鉴》（InternationalZooYearbook）这样的国际性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动物园的发展一直是“被囚禁”的城市居民的愿望所驱。在德国（1912家有20家，1965年连东德在内共有45家）和英国（从8家到35家，），从两次大战之间开始，新动物园一个接一个地在新地区落成。南欧国家也在逐渐填补空白。意大利在1912年时只有3家动物园，到1965年，北部和中部城市已经拥有了11家。法国（从5家到12家）的动物园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区，也就是人口最为密集的经济龙头地区，沿海城市则以展示本国或外来海洋生物的水族馆为主（1959年有11家）。1950年之后，东欧国家有显著的进步（1965年时，南斯拉夫有10家，波兰有9家，捷克斯洛伐克有14家）。
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动物园的数量应游客热情的进一步提高而加速增长，在国内和全欧范围的广泛普及也迎合了周末旅游和年度假期的兴起。有些新动物园建在市郊地区，离城区不过20到50公里远，因此是周末一日游和平日学校旅游的好去处。探险公园以及结合了游乐场娱乐项目和海豚展览的游乐园（如奥地利拉斯特附近的欧罗公园和法国的ParcAstérix）也多在郊外，因为它们需要大片的廉价土地。还有一些动物园建在旅游区，无疑是为了把握夏季的黄金商机。这种新定位存在于所有国家，但以南欧国家为主，特别是法国（1965年12家，1995年35家）、意大利（从11家到25家）和西班牙（从3家到10家）。当东方集团的动物园发展因经济原因（也影响了前东德）而停滞不前，西北欧的富裕国家却在迅猛进步，大不列颠是一个突出代表（从34到72）。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6）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动物花园开始向专项化转变。继水族馆之后，海洋公园、生态饲养园、鸟类保护区以及专养地方野生动物或农场动物的公园陆续出现。1950年之后开放的动物园大多是私人而不是动物学会创建的，就像斯特林根的哈根贝克动物园一样。这些创始人中有几个曾是著名猎人或动物园饲养员；许多人在踏上冒险征程之前曾从事过普通工作，而且社会背景相比19世纪的那些先驱们来说平凡无奇。他们往往自主经营，自己的家族就是惟一的业主。他们建造设施，购买土地和动物，收获的是滚滚财富和更多的自我展示机会。许多人声称自己从小就热爱动物，希望与动物建立友谊，永远摧毁动物本性凶残的谎言。这些新动物园在1950~70年间引起了动物保护协会和野生动物杂志的兴趣不足为奇，因为它们也采纳了老动物园的个性化和拟人化风格，正如它们将老动物园的员工招入麾下一样。
但这种看待动物的方式（忽略了生态层面）、资本的匮乏以及快速盈利的愿望常常导致这些新园主忽视生境和环境问题：他们所修建的小动物园就像19世纪的巴黎植物园，尽是狭小的兽笼、格窗、栅栏、散乱无序的房间、链索甚至装着隔栏的山洞。后来，一些园主意识到这种状况有违众意，老动物园的园长们也提出了批评。这类在东南欧特别是法国处处可见的动物园是70年代爆发抗议大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与扩大动物活动空间的长期发展趋势截然对立。
为了制止情势的恶化，这些小动物园的反对者和少数知名动物园的园长联合起来，成功地说服一些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在英国，动物园特许经营法案（ZooLicensingAct，1981年）对动物获得方式设定了限制，并规定了有关动物饲养环境的最低标准。在瑞士，1981年的一纸法令限定了兽笼和兽栏的最低表面积。在法国，1976年的一项法律确认了饲养和利用野生动物的权利，但同时将动物定义为有感知的生命体，这就要求动物的生活条件符合生物学的基本法则。这项法律要求所有动物园负责人取得证书，证明他或她有照管动物的能力，向公众公开信息，并确保游客的安全。它还规定任何动物园在向公众开放之前都须获得政府的授权。
马戏团也是政府的管制对象。早在1925年，英国的一项法案就对马戏团的训练和驯养方式施加了控制。1959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立法禁止使用珍稀和受保护动物，芬兰也于1989年颁布了这类禁令。在法国，马戏团领导人、动物保护协会和相关政府官员于1981年签署了一项协议，禁止了野蛮的训练方式和闲置动物的展览，限制了可用动物的种类，并规定马戏团在设计节目时必须将动物的天性特征考虑在内。但这些措施并未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最低要求，执行情况很少受到监督。瑞士199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类法规仍然不够严密，有待完善。
为了防止争论话题转移到囚养原则本身，许多名高望重的公共和私营动物园先发制人，开始公开谴责马戏团、巡游动物园和粗制滥造的新动物园，主张实行淘汰性分级制度。在法国，埃尔蒙维尔（Ermenonville）动物园的老板让•；理查德（JeanRichard）于1970年创立了国家私人公园和动物花园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PrivateParksandZoologicalGardens）。协会向“好”动物园授予认证标志，希望终止理查德所说的“大屠杀”——当然也要终止惨烈的竞争和动物园集体形象的下降。1975年，温森斯动物园园长创建了法国动物园长全国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DirecteursFrancaisdeParcsZoologique）。该组织经常举办业内学术会议，如1977年的动物园教育角色研讨会。这些行动也有先例可循：一是1962年创建于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国际动物花园园长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irectorsofZoologicalGardens）——旨在通过国际研讨会推进动物园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二是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动物花园联合会（Ibero…AmericanFederationofZoologicalParks）——该组织同样成立于1962年，宗旨也与前者类似。
20世纪的动物园试图凭借重提19世纪的理念为自己立威正名，这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有效地改善了动物园的形象——用饲养员R·里德曼（R。Riedmann）的话说，动物园是一个“怡人而又亲切的避风港湾”。这种论调对动物保护学会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在60年代之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它对公众也影响颇深。
动物园教育意义的宣传也在继续，因为就像佩恩顿动物园园长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它们的休闲娱乐价值已经不足以“证明将野生动物关到笼中是合理的”。北欧各国发明了大量主要面向儿童的教育方法。安特卫普在1945年之后新招迭出：兽栏旁的分类学信息；介绍动物行为学、地理学或生态学知识的标牌；指南、电影、展览和研讨会；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