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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巴黎植物园
在法国，18世纪的国王和朝廷对凡尔赛动物园缺乏重视是上述变革的根源。路易十四死后，摄政王卖掉和送掉了一些动物，无疑是想清除专制主义的一种露骨象征并呼唤权力的分割。于1722年返回凡尔赛的路易十五同样不太关注动物园，似乎从未入园一游。他的继任者也不比他热心多少，在绘制于1781年的一副指示皇室散步场所和路线的地图上，动物园根本就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因为路易十五对珍奇动物缺乏兴趣。每当他来到动物园或途经首都，他都会派人把动物带到他的住处。他讨厌的是公开展示模式的那种戏剧性和象征意义。他这个时代的君王们不太喜欢太阳王所钟爱的那种考究典礼和繁文缛节；他们场面上仍然维持着这些惯例，但私下里也会在小宅邸或修养处躲躲清静。在路易十六时期，朝廷实际上只在星期天或节庆活动时正常运转；在其他时候，统治者们喜欢待在巴黎或自己的城堡中。这时候，特里亚农动物园成了君王们的乐园——这是路易十五和后来的玛丽…安托瓦尼特专为核心集团准备的休闲场所，园中的各类本土动物（荷兰奶牛、珍稀雌禽和各种鸽子）营造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乡村氛围。类似的观念转变也体现在了凡尔赛公园在这一时期的象征意义上。它的整体外观变化不大，但已经摒弃了几何严格性；矮林转变成了茂密的森林。它是玛丽…安托瓦尼特在特里亚农村的又一个创新，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园林。
这些变化解释了凡尔赛动物园的投资不足、预算削减和革新计划的无休止延期。它的建筑物破败不堪，一旦供水系统出了问题，庭院就会变成一片沼泽。不过，无法进入王侯私人花园（更别说君主的私人花园了）的贵族们仍会到访这里。就在路易十五和蓬帕杜尔夫人在特里亚农逍遥快活的时候，玛丽女王曾数次游览动物园。最终，一系列革新相继于1750、1774、1782和1791年实施，这是一种平衡：尽管朝廷对这座动物园没有兴趣，但一个文明的国家需要动物园。不管怎么说，这里仍然有不计其数的动物，而且向新来动物敞开着大门。随着一头双角犀牛和一头大象分别于1770年和1775年左右入住，这个明显已经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风光的地方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兴趣——百年过后，公众的知识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了。
皇室在大革命烈火中逃往巴黎之后，凡尔赛动物园于1791年因经济上的原因被改造了，大批鸟类消失了。1792年8月10日后不久，当地雅各宾派来到这里，废除了这个专制象征，将猴、鹿和鸟送给了皮货商。他们计划建立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种马场，用这个有益于农业、运输和军队的地方取代动物园的那些无用的野兽。凡尔赛地区的代表决定将最后一批动物供给巴黎植物园的代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deSaint…Pierre），期望将它们制成填充标本，在自然历史展馆展出，起到“公共教育”的作用。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并不完全赞同，他给法国国民公会（FrenchNationalConvention）写了一封信，表明了“在国家巴黎植物园中增加一个动物园的必要性”。这个1790年就有人提出的动议得到了科学界的支持；由于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它最终变成了现实。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提出，巴黎植物园只代表了前两个自然王国，完全没有活动物，而比较解剖学是一个不完善的学科，观察活动物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一些人则直言倡议奇异动物的引入、驯养和适应化。围绕国家动物园作为美术素材和教育工具的无用性也有一番争论，尽管这些只是次要问题。不像贵族阶级那样注重外观和奢华排场的学者们鄙视凡尔赛动物园，认为它成本高昂且纯属多余，是赞美自身却压榨臣民的浮夸专制政权的象征。他们提议建立一个摒弃所有奢侈虚饰的机构，这个地方专供学术研究，将给国家带来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将它的位置改在巴黎就是为了象征这种角色转变。改变动物本身的属性将使新机构与君主政权及其卫道士的本性划清界限。为此，凶猛动物的数量应该减少，因为猛兽是毁灭性暴力的化身，会支持弱肉强食的力量法则，为专制暴政扬威正名。温顺动物转而受到青睐，它们被置于公用事业的旗帜下，本质上寓指辛勤劳作的全体公民。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五章 精英阶层与动物花园的诞生（2）
事实上，审判和处决路易十六的过程、内部矛盾以及对战争的担忧致使所有决策都被推迟了。首次相关行动是由巴黎警方做出的，他们于1793年下令将所有在公共道路上展出的动物转移到巴黎植物园，动物的主人们会得到赔偿。或许他们是想执行179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市政当局“有责任预防或补救可能由获得自由的精神病人或发狂的伤害性猛兽导致的不幸事件，”；也或许他们意识到了上面所说的学者夙愿。结果，学者们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因为收容动物所必需的设施、饲养员和资金一样也没有，而且这些野兽更适合壮观的展览而不是细致的研究。但集中饲养动物的决定占据了上风，在1794年，它们被关进了棚屋，一些游乐场摊主们应聘充当了饲养员。考虑到这种情形的不安全性，公共安全委员会（mitteeofPublicSafety）为植物园配备了带有铁栅栏的临时性掩蔽所和从凡尔赛运来的笼子，还专门划拨了动物养育资金，这相当于正式承认了这座动物园。
我们可以将这一决策放到学术机构的整体改革这个大背景中来解释。在1792和1793年，所有的大学、学会和医科学院都被取缔了，因为它们被视为知识专制的象征。但向公众开放而且已经致力于科普和科学实验的巴黎植物园被保留了下来。1793年6月，它转变成了一所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立只是建设大潮的一部分，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其他许多伟大建筑也相继问世，而且全都经历了一个摧毁、占用、重建和正名的过程。
一开始，资金的匮乏迫使博物馆将它的临时性设施设在了马厩、一间旧温室和周边的杂木林中。但过分拥挤的局促空间、比游乐场动物园还要差的条件以及全国性物质短缺下的食物不足导致了动物的高死亡率和数量的剧烈波动。1794年迁入的动物大多在次年死去，博物馆几乎要从零开始重整收藏品。
于是，向贵族动物园索要动物成了一般获取途径（旅行收获、购买、赠礼、科考）的补充。凡尔赛动物园的幸存者——一头狮子、一匹草原斑马和一头夜莺麋羚（后两者现在已经灭绝）以及来自奥尔良公爵的兰锡（Raincy）豪宅的大约30只动物率先于1794年抵达。1798年，一批鸟类和哺乳动物（包括一头著名的大象）入住，它们是法国军队从逃向英格兰的荷兰总督那里夺来的。同一年，军事大捷使法国人收获了伯尔尼的熊和意大利动物园的多种动物。这些强取豪夺式的做法与法国的那种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活似抢劫的系统性搜集政策是吻合的。正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公会于1794年将包括两名博物馆教授在内的代表派往莱茵河的军队，专门负责收集艺术品、书籍和科学用品。在奥属荷兰和荷兰联邦于1795年横遭侵略之后，布鲁塞尔学会（BrusselsAcademy）和荷兰总督的无数动物、植物、农用工具和标本也落到了法国人的手中。同样的政策也用在了意大利，1798年7月27日，法国人的胜利游行队伍带着大量的意大利艺术品和珍奇动物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黎。
风景花园
在大革命的艰苦时期结束之后，多个建筑项目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陆续竣工，若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Saint…Hilaire）和弗雷德里克·居维叶（FrédéricCuvier）功不可没：前者在1802~41年间分管巴黎植物园中的动物园，后者于1803年被任命为动物园园长。这些工程包括1801~05年的猴舍和鸟舍，1805年的熊园，1802~12年的大型食草动物（大象、长颈鹿）圆厅，1818~21年的猛兽馆，1835~37年的一个新猴舍，以及1838年设在旧楼中的一个生态饲养场。一个花园环绕最早期的建筑而建，根据计划，这些老楼将从1810年代开始容养较为温顺的动物。为构造崎岖不平的地形，土地被分割成块。树木或独立栽植，或被种在杂树林、草坪和花圃中。配有池塘的兽栏各占一方天地；用木头和石头搭成的乡村小屋盖有茅草屋顶。迂回弯转的道路系统使全方位纵游四处成为可能。辐射式设计被弃用，花园以新型方式结合在内，这宣告了与巴洛克传统的决裂。这座动物园不再是一个被花园包围的独立统一体，而是散缀于整个区域的各个角落。这种规划使观察点成倍增加，沿步行线路分散各处；至少对温顺动物来说，它还创造了一种天然环境感。
这个“瑞士山谷（SwissValley）”（瑞士当时被视作最奇异的欧洲国家之一）的设计灵感直接来源于已经于18世纪前半叶出现在英格兰的风景园，而这种花园的构思理念以一种新自然观为根基。与17世纪不同，大自然不再被看作上帝遵循最简单的程序创造出来的事物。相反，人们认为它孕生于一种充足而又变化不定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在有机生命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多种性、野生性和无序性）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18世纪后半叶，这样的思想又得到了以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为代表的一种流行观念的支持：大自然是一个远离腐朽城市的宁静天堂。因此，一个美丽的花园不应是一个压抑自然的地方，而应是一个回归自然原貌的地方。
这座不规则花园以一种分裂和拼贴法为基础。它产生于形式的组合，所有形式不光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也是自然本身的产物。人类将它们视为最具特色或最美的形式，于是为追求多样性、非对称性和曲折性而将它们融合在了一个特定地点：山和谷，湖和溪，树林，林间空地，灌木和草地，阴影和光线，等等等等。所有要素均以精心规划的全景结构为框架，在视觉上与外部世界相联（围墙常常被沟渠取代），巧妙的组合方式使人类干涉的痕迹隐而不见。众所周知，这类花园的设计深受17和18世纪绘画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它的风景表现、透视模式和光影处理。“一个人在构思风景的时候必须像一个诗人和画家，要同时动用眼睛和大脑。”1777年，风景花园理论家R·吉拉尔丹（R。Girardin）这样写道。
这种风格在18世纪后半叶风靡欧洲各地。海瑟伯爵领主于1758年在卡塞尔的贝尔维尤城堡（BellevueCastle）树立了一个典范，之后，新时尚传遍了日耳曼领地和意大利半岛，比如顺应潮流改造了花园的罗马别墅。法国的首例是18世纪60年代在埃尔蒙诺维尔（Ermenonville）和兰锡出现的。但直到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在1781年改建了贝勒维城堡（Châ；teaudeBellevue），玛丽…安托瓦尼特女王从1783年开始重整特里亚农村，这种运动才获得了真正的动力。贵族阶级纷纷效仿她们，发展起了一种法国版的风景花园：村庄或农场、休养所、曲径、亭台、桥梁和岛屿、假山园林、洞穴和遗迹点缀在英国式的美景中，每一样都反映了对巧夺天工的人造事物的执著爱好。
那些展有动物的花园通常较大，更倾向于将驯化的本土动物（鸭子、雉、牛）半自由放养在农场、奶场、鸟舍和小岛中，这是为了给整个景象增添一丝生气。这种安排得到了法国的吉拉尔丹（1777年）、英格兰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1785年）和日耳曼领地的C·C·赫希菲尔德（C。C。Hirschfield，1779~1785年）等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表达了开放式风景向自由的回归，令景色变得更为生动自然。专家们还建议用根据周边环境改造过的各种乡村建筑容养动物。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五章 精英阶层与动物花园的诞生（3）
巴黎博物馆中的动物园对新风格的接纳无疑受到了政治意义的支持。这座风景花园的创造者和拥护者们将它与对专制政权的含蓄挑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它被视作自由的象征。例如，《Franconville…la…Garenne花园导游》（GuidedesjardinsdeFranconville…la…Garenne，1784年）一书的作者断言：总有一天，“人们会难以理解一个生来自由、痛恨奴役的人为什么曾乐于将自己关在家中，就像将一个罪犯关进监狱一样。”巴黎植物园是风景花园与大型奇异动物园相结合的第一个范例——尽管囚养猴子和危险动物的建筑并非整体风景的一部分，这一点仍然成立，因为这些动物代表着另一种更科学的自然观。我们将在后文回到这个问题。
欧洲时尚
整个欧洲都效仿了巴黎植物园的模式，这部分上可归因于法国在当时的威望。法国的许多创意都被或多或少直接汲取了，连敌对国家也不例外，即使在法国战败之后也是如此。这种影响力的传播在加强、加速，新式动物园随之出现于欧洲各地。先后在巴黎和伦敦出版的旅行指南以及作为插图或附带指示图的平版画和（后来的）相片促进了这一变化。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铁路便利了对前沿地区的访问，因此也推动了革新的普及。比如在1858年，一个巴黎代表团在于布伦森林（BoisduBoulogne）兴建一个动物园之前奔赴伦敦、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进行了考察。从1863到1900年，伦敦动物园的监管部门每年都要前往欧洲大陆学习同行们的经验。流行模式仍在不断变化。当巴黎植物园渐渐显得落伍，伦敦和安特卫普的动物园开始被看作动物数量和设备质量的先进典范。1870年之后，柏林的动物园也崭露头角，成为可与这些伟大机构并驾齐驱的领先者。
但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巴黎植物园的两个特征却始终在影响着整个欧洲。它的布景方式很快就被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VII）时期的马德里（1808~1833年）采纳：丽池的一个边缘区域有一座放养动物的人造山、一个食草动物栏和一个猫科动物馆。巴黎植物园将奇异动物和建筑分散于英国式花园各个角落的创意也分别于1822年和1828年实现在属于普鲁士国王的波茨坦孔雀岛（PeacockIsland）和伦敦的摄政王公园。这种规划在19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与之相伴的是动物园中的一种关系逆转：动物园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设在既定公园中的一个成分；比如，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鹿特丹和汉诺威，与其说兽栏是草本和树木的装饰品，不如说草本和树木是兽栏的装饰品。
这种趋势就是“动物花园（zoologicalgardens）”这个词的根源。在伦敦的摄政王公园新建动物园的时候，这个词首次出现于英格兰，但它真正流传到欧洲大陆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在19世纪的英格兰，也有人将它简化为“动物园（zoo）”，但这个词直到20世纪早期才流行开来——在法国，它曾出现在1931年的殖民博览会（ExpositionColoniale）中；“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无疑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公园与其他公园的不同之处。
对国家的无私贡献是巴黎植物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体现在它的宗旨和亲民性上。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结和民主呼声日渐高涨的时代，这种精神内涵唤起了欧洲人民的激情。于是，一股股动物花园建设风潮相继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各地。
英国首当其冲：以伦敦（1828年）、都柏林（1831年）、布里斯托尔（1835年）为先锋，随后波及到人口密集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地区（曼彻斯特，1836年；利兹，1840年）。最后，绍斯波特（1906年）、哈利法克斯（1909年）和伯明翰（1910年）又在20世纪初锦上添花。
第二股风潮在19世纪30至60年代之间席卷荷兰和比利时：首都（阿姆斯特丹，1838年；布鲁塞尔，1851年）和海事、贸易和工业重镇（安特卫普，1843年；根特，1851年；鹿特丹，1857年；列日，1861年；海牙，1863年）。
世纪中期，几个特征类似的法国城市也在第二帝国的城市变革时期一显身手：马赛（1854年）、里昂（1858年）、巴黎（布伦森林的动物花园，1860年）和米卢斯（1868年）。
第四股风潮意义最为重大，兴起于最终在1870年实现统一的日耳曼诸邦。继普鲁士首都（柏林，1844年）和德意志同盟首府（自由城市法兰克福，1858年）之后，诸多动物花园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落成，特别是在1860~80年间。有两个地区堪称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