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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书刊和电影，狩猎者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生擒活捉》（Bring’emBackAlive）是弗兰克•；巴克（FrankBuck）的作品，他是得克萨斯的一个猎人，贩卖婆罗洲猩猩和“食人虎”。瑞典作家本特·博格（BengtBerg）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德语和俄语。《阿布•；马克布历险记》（LesAdventuresd’AbuMarkub）、《Monamilepluvier》和《老虎与人》（LeTigreetl’Homme）都描写了一个超人——许多部影片的男主角。保罗·埃利珀（PaulEliper）在1941年出版了一本有关巴黎马戏团的书，之后不久，他又推出了名著《野兽注视着你》（LesBêtesvousregardent）。1946年，洛伦茨•；哈根贝克（LorenzHagenbeck）回忆录的法文版《我喜爱的动物》（CesBêtesquej’aimais）问世，卡尔•；哈根贝克的《没有栏杆的笼子》（Cagessansbarreaux）和约翰•；哈根贝克（JohnHagenbeck）的《御虎丹尼》（Danneh；tigreroyal）紧随其后（1953年）。像H·埃迪格（H。Hediger）这样的一批年轻有为的动物园园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说来奇怪，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对狩猎故事再次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德国的狩猎故事！），就好像动物屠杀能将杀人罪行一笔勾销一样。随着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这种趋势有所减弱。杰拉尔德·达雷尔（GeraldDurrell）靠他的探险传奇（1961年由BBC在塞拉利昂拍成电影）成为富翁，并于1959年在泽西岛创办了一个动物园——他还在后期的作品中描写过泽西岛。这个动物园就像一座诺亚方舟，以保护濒危动物为宗旨。1963年，达雷尔创立了泽西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基金的6000名成员来自38个不同国家。尽管达雷尔的动物园也遭受了批评，但他还是成功地为抗争之声开辟了一条道路。先是安德烈·梅西耶（AndréMercier，某科考队的成员，在非洲成为狩猎家），后是《风之眼》（EyeoftheWind）的作者彼得·斯科特（PeterScott），最后是让…伊夫·多马兰（Jean…YvesDomalain），三人都最终放弃了旧观念，公开谴责狩猎和捕捉动物的行为，就此加入了后殖民时期的动物保护阵营。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六章 帝国荣耀（3）
脆弱的殖民地商品
非洲野生动物通常被归类为“殖民地商品”，而且像其他所有“殖民地资源”一样，它们常常被不加怜惜地利用，代价也高得可怕——至少对动物来说是这样。卡尔·哈根贝克讲述了一支旅行队的经历。这支满载动物的队伍用几个星期的时间穿越了苏丹的灼热沙漠，每日均在夜间行进。一只河马被卷在兽皮制成的担架中，两头单峰驼驮着它，另两头驮着它的洗澡水。山羊跟在后面；它们哺育幼小的动物，但后来死在大型猫科动物的利齿下。根据J·V·多马兰所说，这样一种事情在20世纪的老挝仍属司空见惯：受伤的猫得不到一点水喝，就被抛弃在炎炎烈日下，坏疽的双腿仍被绑在一起。哈根贝克曾提到，一只从佐治亚海角（CapeofGeorgia）运往斯特林根的体重1410公斤的海象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没有洗澡也没有进食。在这一时期，旅行仍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根据弗雷德里克·居维叶所说，在1810年，从婆罗洲到西班牙要用掉3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穿过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到达巴黎又需耗时两个月。在1824年，必须苦行6个月才能将一头印度大象送到巴黎；1850年是5个月；1870年是62天。到达目的地的动物往往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常有晕船症状。直到1928年，从喀麦隆或马达加斯加到里昂的动物园仍需一个月的时间，这足以让动物憔悴不堪，伤病缠身。
“这种物资的包装（里昂动物园在1934年的说法）”是一种仅前端加固的小笼子，因为动物不会试图从后端逃跑。由于没有控制利爪的措施，大型猫科动物可能在剧烈颠簸中抓伤自己，失血致死，甚至有可能将自己的眼睛挖掉。大马戏团的旅行提供了不少教训，于是特制野生动物运输船开始出现。1923年左右，刚果的河运服务部门和其他几个商家开出了每立方米货物50法郎的诱人价格。运输大型动物要多收一张头等舱票，原因是食物：要运送一只印度象，必须同船装载2000公斤干草、1200支香蕉、500根甘蔗和400头绿白菜。装船后，大猩猩只能吃到凑合着保存在小冰箱里的糟糕食物，水族缸的水质也不合标准。空运动物起始于1948年，哥本哈根和安特卫普的动物园是这方面的先驱。
动物运输的总吨位高得惊人。根据1894年12月18日刊的《小马赛人》（LePetitMarseillais）的报道，这种业务的营业额单在马赛港就达到了566000法郎。从1866年到1886年，卡尔•；哈根贝克共出口了大约700只豹，1000只狮子，400只老虎，1000头熊，800只鬣狗，300头大象，79头犀牛（70头来自印度、爪哇和苏门答腊，9头来自非洲），300头骆驼，150头长颈鹿，600只羚羊，数万只猴子，数千条鳄鱼、蟒蛇和巨蟒（他的公司以次见长），以及10万多只鸟。卢瓦泽尔统计了1910年初分别从西非、吉布提、锡兰、西伯利亚中部和西部以及印度运出的6批货，其中大型哺乳类动物共150只左右，这还不算其他哺乳动物、鸟类（40只鸵鸟）和600只猴子。
这些数据并未反映运输途中的损失。商人们普遍估计在途损失大约为发运动物的50％；因此，哈根巴克的那“数万只”猴子或多马兰的那350只长臂猿应该只是实际数字的一半。有五六个大贸易商、十个左右的较小商家和大量的业余爱好者、殖民者和海员从各地进口猴子，就像拥有自己的猎人队伍的动物园一样（如安特卫普动物园）。装运之前有多少动物死亡甚至无从推测。对大多数猴类和其他一些动物来说，母兽的死对其后代的连带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根据伦敦动物园助理经理詹姆斯•；费希尔（JamesFisher）的估算，捕获一只猩猩会导致4只野生猩猩死亡，而且4个牺牲者中可能还有母亲。多马兰估计游客们在动物园中所看到的每一只动物都是用10只动物的生命换来的。甚至到20世纪后期，正规空运过程中的动物死亡率仍居高不下：1988~91年间，从非洲运出的狒狒和长尾猴有10％~37％死于途中；从菲律宾运出的是10％左右；从印度尼西亚运出的是18％~54％。鸟类进口规模浩大：每年8月，安特卫普的奇异鸟舍中都会有50000到60000只鸟。
安特卫普是最古老的野生动物交易热土之一。雅克·凯兹（JacquesKets），安特卫普动物园的创建者，在这里组织了一个“真正的年度市场”——这也是动物园长们的一个聚会地点。以煤炭贸易为纽带与吉布提紧密相联的汉堡市是哈根贝克的领地。新殖民地港口（达喀尔，1857年）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动物贸易获益匪浅。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印度群岛和南非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捕猎者的国籍和殖民地的财产之前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非洲的地方状况便相当复杂，法国经常将布拉柴维尔附近的开发权授予英国或德国公司。索马里和苏丹被看成大象、黑犀牛（1868年，哈根贝克成为第一个从这里进口黑犀牛的人）、长颈鹿和大型猫科动物（包括老虎）捕之不尽的地方。在亚得里亚海的布里亚尼岛（Briani）上稍事休整后，即可取道吉布提到达布林迪西（Brindisi）。一些旅行纪录还提到了戈壁滩、努比亚、加奇（Gach）和芒特萨哈尼（MountSahaney）的某些地方——阿卜杜拉·奥库特（AbdullahOkoutt）曾在芒特萨哈尼捕获26只雌性大狒狒。喀土穆副领事佩瑟里克（Petherick）以这座城市为基地向各类欧洲国家供应动物。
伦敦的查尔斯·雅姆拉赫（CharlesJamrach）本是汉堡人，而且是哈根贝克家族的盟友。19世纪初，他在伦敦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动物仓库上标着1799这个年份。他曾与一位船长一道贩卖动物园小摆设，后来被伦敦动物园雇用。他还向动物园和马戏团供应动物，比如范安布尔（VanAmburgh）的马戏团；此后不久，他开始收集和出售动物纪念品和民族物品。查尔斯·雅姆拉赫在1840~91年间活跃于贸易圈，是全世界一些顶尖动物园的供应商。他的动物被塞在狭窄的小笼子中，冲鼻恶臭令人无法忍受。1894年，艾伯特·爱德华·雅姆拉赫（AlbertEdwardJamrach，伦敦圣乔治大街180号）接管了这项生意。爱德华·克罗斯（EdwardCross）先后在利物浦和ExterChange建起了野生动物码头，他的名气甚至盖过了他的对手雅姆拉赫，所经营的产品却与后者类似：奇异动物纪念品，活动物，以及被美其名曰“帝国的原样片断”的民族物品。各种档案也记载了其他一些英国商人的作为。1900年左右，有人发现了有关弗雷德·肖·迈耶（FredShawMeyer）和威尔弗雷德·弗罗斯特（WilfredFrost）的文件；1920年，伦敦的J·D·哈姆林（J。D。Hamlyn）和卡姆登镇（CamdenTown）的帕尔默公司（Palmer’s）的故事开始为人所知。从法国文献中也可找到有关伦敦的查普曼（Chapman，1926年）和珍稀动物商贩爱德加·贝尔（EdgarBell，德拉福德大街49号）的资料。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六章 帝国荣耀（4）
作为汉堡市圣保利区的一个鱼贩的儿子，卡尔•；哈根贝克崛起于平凡的背景。从1866年开始，他先后成为柏林动物园和由著名的艾尔弗雷德·布雷姆（AlfredBrehm）领导的汉堡动物园的供应商。哈根贝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奇才，先是于1883年在美国开办了商店，后又于1887年创建了一个马戏团。他手下的猎手周游全球，斯特林根动物园是他一生的至高荣誉。1844年定居于纽约的德国人雷施（Reiche）兄弟擅长贩卖淘金热中的矿工们所携带的金丝雀。M•；鲁（M。Ruhe）曾在阿尔菲尔德（Alfeld，汉诺威附近）与两兄弟合作过，但后来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他和他的儿子从猎人范戈恩斯先生（MynheerVanGoens）那里定购动物。在Cros…de…Cagnes，也就是G·冯·巴西莱夫斯基（G。von。Basilevski）驯化动物（经由马赛港运送给他）的地方，鲁写成了《WildeTiere；FreHaus》一书。1935年左右，他开始向驯兽师奥古斯特·默尔克（AugusteMö；lker）和同胞弗朗兹·克拉姆尔（FranzKraml）供货，大名鼎鼎的克拉姆尔是萨拉西尼马戏团（SarasiniCircus）和百狮马戏团（CircusofaHundredLions）的驯狮师，曾在意大利电影《暴君焚城录》（QuoVadis）中扮演一个角色。1960年之后，鲁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将来自俄罗斯和非洲的动物出口到了世界各地；他的后代们则于1991年成为加州圣何塞儿童动物园的管理者。柏林商人奥托·埃布龙（OttoHebron）和弗朗兹·卡曾斯坦（FranzKatzenstein，他在1925年左右组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动物运输队”）也都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
这类事情从未发生在法国。在法国，马戏团、驯兽师、动物搏斗组织者、动物育种家和捕鸟人偶尔会出售野生动物，在萨马里坦（Samaritaine）还可买到美洲狨猴。1920年左右，巴黎博物馆馆长质疑说：“英国和德国商贩们打着国外动物园的旗号购买动物，但这些动物园只不过是私人商业企业罢了。”
视珍稀程度、年龄和训练难易度的不同，野生动物的价格千差万别。动物死亡风险由买方承担；比如在1831年，巴黎动物园4月份从雅姆拉赫那里购买的一只猴子只活到了6月份。一只豹子在1809年值10个路易，第一头来到欧洲的白犀牛在1850年被标以60里弗尔的天价。狮子数多价廉，在20世纪初值5000到10000法郎；里昂的一名美术教授年薪3000法郎，能买得起鳄鱼、骆驼、熊（800法郎左右）甚至是一只相当漂亮的老虎（1000至4000法郎）。最珍奇的动物也是最昂贵的动物。在一战前夕，一只已被驯化的河马值8000法郎；视年龄的不同，一头大象可能卖4000到25000法郎不等；北极熊比价值15000法郎的斑马便宜一点；但长颈鹿的价格达到了25000法郎。最令人吃惊的是犀牛，它那30000法郎的身价相当于一名劳工20年的薪水！在1965年，一只西伯利亚虎、一只黑犀牛或一只大猩猩的价格与一辆低档汽车相当（10000法郎左右），一只黑猩猩只值这个数字的1/3，但一只大熊猫的价值堪比一辆豪华汽车（75000法郎）。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七章 利用自然（1）
当一个动物园诞生在巴黎植物园中，培根和莱布尼茨的乌托邦理想以及许多18世纪学者的热切愿望变成了现实。这是第一项由科学家促成、为科学家服务的该类事业：美泉宫和马德里的先例（这两个城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的动物园与植物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融为一体）是由贵族阶级控制的。得益于拿破仑政府的稳定，法国博物馆在1801年之后飞速成长：收藏品和动物学实验室得以扩充，一座温室平地而起，植物床也发展起来。它进步神速，无论从教席数还是教授名声来看，它都已达到科学机构中的最高水准。教授们雄心勃勃地启动了解剖学、生理学、分类学、行为研究和适应化等领域的研究工程，这也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科研热点。
私人动物学会甚至市政花园的宗旨似乎是一致的。比如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科学团体引领了各方协作。在1877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向动物花园提供了一块土地供其修建一个水族馆，条件是馆中必须有一个演讲厅和供大学使用的实验室。即使在缺乏技术或设备条件的动物花园，科学研究也是优先目标，这都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强大功能：为利用自然而组织自然、改造自然、驯服自然。
分类学
在巴黎植物园中设立一个动物园的计划成形于1792年——此前，它的倡议者们一直渴望继承布冯的遗志，创建一个专事动物行为研究的机构。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看法不同于当时的大多数学者，他认为仅靠分析皮肤、其他遗骸和种属类别还不足以了解一种动物，它的发展过程也必须要细致观察。一个一流动物园中的研究往往可以取代野外研究。
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执行这种工程。惟有1804年开始担任动物园园长的弗雷德里克·居维叶致力于动物的行为、智力、社会性和驯化性的最早期研究。就像在实验室中一样，他的目的不是发现“大自然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大自然中可能会发生什么。”然而，这些行动使他成了另一位教授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敌人。作为一个相对传统的动物学家，圣伊莱尔不仅在1837年对居维叶设立一个“自然和动物教育”教席的努力横加阻挠，还在居维叶于1838年去世之后撤掉了之前属于他的动物心理学教席。经此挫折，动物园中的动物行为研究沉寂了许多年。伦敦（如1835年对一只黑猩猩的研究）和柏林（1876年，一只大猩猩）虽有所行动，但不成气候。这一领域的停滞不前是三个因素共同造成的：第一是单个动物不能代表整个种群的流行看法，第二是抑制了长期研究的高死亡率，第三是囚养方式会令行为扭曲的固有观念。
R•；哈特曼（R。Hartmann）对类人猿的著名研究成果（1886年）是这些信念的一个绝好例子。他对动物习性着墨甚浅（12章中仅占两章），而且将野外观察和动物园中的观察分得一清二楚。野外观察（实际上不过是对旅行记述的批判分析）涉及分布区域、迁徙规律、饮食习惯以及群体的结构和行动方式——最后一项自维克托·埃斯皮纳斯（VictorEspinas）的著作《社会》（Dessociétés，1878年）问世以来一直是个热门课题；囚养研究，尤其是对柏林的一只大猩猩、一只黑猩猩和德累斯顿的另一只黑猩猩的研究，则与个体行为有关，特别是智力迹象以及人类化姿势和举动（双足运动，在桌上进餐，游戏和其他各种任务）的信息含量。与其说哈特曼是在帮助人们了解一种动物，不如说他是在分析与人类的接触如何改变了一种动物。这方面，1865年之后的进化论原理所激起的动物驯养之梦是背景原因之一。哈特曼的结论与查尔斯•；达尔文（1871年的《人类的起源》）及其信徒＇如《动物智力》（AnimalIntelligence，1882年）的作者乔治·约翰·罗马尼斯（GeorgeJohnRomanes）＇完全一致，而达尔文主义者的目标便是揭示动物与人类在心智状态上的一致性，籍此证明两者存在姻亲关系的可能性。但这类研究在20世纪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