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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抢劫沃辛顿银行的那一伙，”警长大声说道。
“正是他们，”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布莱星顿一定是萨顿了。”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说道。
“嗳，这就一清二楚了。”警长说道。
可是我和特里维廉却面面相觑，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们一定记得那桩沃辛顿银行大抢劫案吧。”福尔摩斯说道，“案中一共有五个人——这四个人，还有那个叫做卡特赖特的第五个人——银行看管员托宾被害，窃贼们抢了七千镑逃走了。这案子发生在一八七五年。他们五个人全部被捕，但是证据不足，定不了案。这一伙抢劫犯中最坏的那个布莱星顿也就是叫萨顿的，就告发了他们。由于他作证，卡特赖特被判处绞刑，其他三个人每人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前几天他们被提前数年释放，你们可以想到，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出卖他们的人找到，为他们死去的同伙报仇。他们两次设法找到他，都未能得手，你们看，第三次成功了。特里维廉医生，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没有？”
“我想你已经把一切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医生说道，“毫无疑问，那一天他之所以那么惶惶不安，就是因为他在报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释放的消息。”
“完全不错，他说什么盗窃案，纯粹是放烟幕弹。”
“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你呢？”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报复心很强，便尽量向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他的秘密是可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出来。但是，他虽然卑鄙，却依然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警长，我毫不怀疑，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盾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把正义的剑还是会替他复仇的。”
这就是关于那个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从那天夜晚起，警察再没有看到那三个凶手的影子。苏格兰场推测，他们乘坐那艘不幸的“诺拉克列依那”号轮船逃跑了。那艘船和全体船员数年以前在葡萄牙海岸距波尔图以北数十浬的地方遇难。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这件被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各报至今都没有详细报道过。
回忆录系列 最后一案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筋疲力尽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好象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
“你看，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道，“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弄断呢。尊夫人在家吗？”
“她外出访友去了。”
“真的！就剩你一个人吗？”
“对。”
“那么我就便于向你提出，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作一周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福尔摩斯从来不爱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使我看出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福尔摩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这种疑问，便把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作了一番解释。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吧？”他说道。
“从来没有。”
“啊，天下真有英才和奇迹啊！”福尔摩斯大声说道，“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这就使他的犯罪记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严肃地告诉你，华生，如果我能战胜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他这个败类，那末，我就会觉得我本人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就准备换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了。有件事请不要告诉外人，近来我为斯堪的那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件案子，给我创造了好条件，使我能够过一种我所喜爱的安静生活，并且能集中精力从事我的化学研究。可是，华生，如果我想到象莫里亚蒂教授这样的人还在伦敦街头横行无忌，那我是不能安心的，我是不能静坐在安乐椅中无所事事的。”
“那么，他干了些什么坏事呢？”
“他的履历非同等闲。他出身良家，受过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时写了一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曾经在欧洲风行一时。借此机会，他在我们的一些小学院里获得了数学教授的职位，并且，显然，他的前程也是光辉灿烂的。可是这个人秉承了他先世的极为凶恶的本性。他血液中奔流着的犯罪的血缘不但没有减轻，并且由于他那非凡的智能，反而变本加厉，更具有无限的危险性。大学区也流传着他的一些劣迹，他终于被迫辞去教授职务，来到了伦敦，打算作一名军事教练。人们只知道他这些情况，不过我现在准备告诉你的是我自己发现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华生，对于伦敦那些高级犯罪活动，再没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意识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势力，有一股阴险的势力总是成为法律的障碍，庇护着那些作恶的人。我所办理的案件，五花八门——伪造案，抢劫案，凶杀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这股力量的存在，我运用推理方法发现了这股势力在一些未破案的犯罪案件中的活动，虽然这些案子我个人并未应邀承办。多年来，我想尽办法去揭开荫蔽这股势力的黑幕，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抓住线索，跟踪追击，经过千百次的曲折迂回才找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蒂。
“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华生。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组织的，几乎所有未被侦破的犯罪活动都是他组织的。他是一个奇才，哲学家，深奥的思想家。他有一个人类第一流的头脑。他象一只蜘蛛蛰伏于蛛网的中心，安然不动，可是蛛网却有千丝万缕，他对其中每一丝的震颤都了如指掌。他自己很少动手，只是出谋划策。他的党羽众多，组织严密。我们说，如果有人要作案，要盗窃文件，要抢劫一户人家，要暗杀一个人，只要传给教授一句话，这件犯罪活动就会周密组织，付诸实现。他的党羽即使被捕，也有钱把他保释出来，或为他进行辩护。可是指挥这些党羽的主要人物却从未被捕过——连嫌疑也没有。这就是我推断出的他们的组织情况，华生，我一直在全力揭露和破获这一组织。
“可是这位教授周围的防范措施非常严密，策划得狡诈异常，尽管我千方百计，还是不能获得可以把他送上法庭的罪证。你是知道我的能力的，我亲爱的华生，可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不得不承认，至少我碰到了一个智力与我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佩服他的本事，胜过了厌恶他的罪行。可是他终于出了个纰漏，一个很小很小的纰漏，不过，在我把他盯得这么紧的时候，这点纰漏他也是不能出的。我既已抓住机会，便从这一点开始，到现在我已在他周围布下法网，一切就绪，只等收网了。在三天之内——也就是在下星期一——时机就成熟了，教授和他那一帮主要党羽，就要全部落入警察手中。那时就会进行本世纪以来对罪犯最大的审判，弄清四十多件未结的疑案，把他们全部判处绞刑。可是如果我们的行动略有不周，那么你知道，他们甚至在最后关头，也能从我们手中溜走。
“唉，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得使莫里亚蒂教授毫无觉察，那就万事顺遂了。不过莫里亚蒂实在诡计多端，我在他周围设网的每一步，他都知道。他一次又一次地竭力破网而逃，我就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他。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和他暗斗的详细情况记载下来，那必能以光辉的一页载入明枪暗箭的侦探史册。我从来还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也从来没有被一名对手逼得这样紧。他干得非常有效，而我刚刚超过他。今天早晨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部署，只要三天的时间就能把这件事办完。我正坐在室内通盘考虑这件事，房门突然打开了，莫里亚蒂教授站在我面前。
“我的神经还是相当坚强的，华生，不过我必须承认，在我看到那个使我耿耿于怀的人站在门槛那里时，也不免吃了一惊。我对他的容貌十分熟悉。他个子特别高，削瘦，前额隆起，双目深陷，脸刮得光光的，面色苍白，有点象苦行僧，保持着某种教授风度。他的肩背由于学习过多，有些佝偻，他的脸向前伸，并且左右轻轻摇摆不止，样子古怪而又可卑。他眯缝着双眼，十分好奇地打量着我。
“‘你的前额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发达，先生，’他终于说道，‘摆弄睡衣口袋里子弹上膛的手枪，是一个危险的习惯。’
“事实上，在他进来时，我立即意识到我面临的巨大的人身危险。因为对他来说，唯一的摆脱困境方法，就是杀我灭口。所以我急忙从抽屉里抓起手枪偷偷塞进口袋里，并且隔着衣服对准了他。他一提到这点，我便把手枪拿出来，把机头张开，放到桌上。他依然笑容可掬，眯缝着眼，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表情使我暗自为我手头有这支手枪而感到庆幸。
“‘你显然不了解我，’他说道。
“‘恰恰相反，’我答道，‘我认为我对你了解得非常清楚。请坐。如果有什么话要说，我可以给你五分钟时间。’
“‘凡是我要说的，你早就知道了。’他说道。
“‘那么说，我的回答你也早已知道了，’我回答道。
“‘你不肯让步吗？’
“‘绝不让步。’
“他猛地把手插进口袋，我拿起桌上的手枪。可是他只不过掏出一本备忘录，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日期。
“‘一月四日你阻碍过我行事，’他说道，‘二十三日你又碍了我的手脚；二月中旬你给我制造了很大麻烦；三月底你完全破坏了我的计划。在四月将尽时，我发现，由于你不断迫害，我肯定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事情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道。
“‘你必须住手，福尔摩斯先生！’他左右晃着头说道，‘你知道，你真的必须住手。’
“‘过了星期一再说，’我说道。
“‘啧，啧！’他说道，‘我确信，象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明白这种事只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你必须住手。你把事情做绝了，我们只剩下这一种办法。看到你把这件事搅成这个样子，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智力上的一种乐事。我真诚地告诉你，如果我被迫采取任何极端措施，那是令人痛心的。你笑吧，先生，可是我向你保证，那真是令人痛心的。’
“‘干我们这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我说道。
“‘这不是危险，’他说道，‘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你所阻挠的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尽管你聪明过人，但你还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组织的雄厚力量。你必须站开点，福尔摩斯先生，否则你会被踩死的。’
“‘恐怕，’我站起身来说道，‘由于我们谈得太起劲，我会把别处等我去办的重要事情耽搁了。’
“他也站起身来，默默不语地望着我，悲伤地摇摇头。
“‘好，好，’他终于说道，‘看来很可惜，不过我已尽力了。我对你的把戏每一步都很清楚。星期一以前你毫无办法。这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斗，福尔摩斯先生。你想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告诉你，我决不会站到被告席上的。你想击败我，我告诉你，你决不会击败我的。如果你的聪明足以使我遭到毁灭，请放心好了，你会与我同归于尽的。’
“‘你过奖了，莫里亚蒂先生，’我说道，‘我来答谢你一句，我告诉你，如果能保证毁灭你，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即使和你同归于尽，我也心甘情愿。’
“‘我答应与你同归于尽，但不是你毁灭我。’他咆哮如雷地说道，转身走出屋去。
“这就是我和莫里亚蒂教授那场奇特的谈话。我承认，它在我心中产生了不愉快的影响。他的话讲得那么平静、明确，使人相信他是确有其意的，一个简单的恶棍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你会说：‘为什么你不找警察防范他呢？’因为我确信他会叫党羽来加害我。我有最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定会这样。”
“你已经遭到袭击了吗？”
“我亲爱的华生，莫里亚蒂教授是一个不失时机的人。那天，我中午到牛津街处理一些事务，刚走过从本廷克街到韦尔贝克街十字路口的转角时，一辆双马货车象闪电一般向我猛冲过来。我急忙跳到人行便道上，在千钧一发间幸免于难。
货车一瞬间冲过马里利本巷飞驰而去。经历了这次事故，我便只走人行道，华生，可是当我走到维尔街时，突然从一家屋顶上落下一块砖，在我脚旁摔得粉碎。我把警察找来，检查了那个地方。屋顶上堆满了修房用的石板和砖瓦，他们对我说是风把一块砖刮下来了。我心里当然很明白，却无法证明有人害我。这以后，我便叫了一辆马车，到蓓尔美尔街我哥哥家，在那里度过了白天。刚才我到你这里来时，在路上又遭到暴徒用大头棒袭击。我打倒了他，警察把他拘留起来。
我因打在那个人的门牙上，指关节擦破了。不过我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不可能查出被拘留的那位先生和那个退职的数学教授之间的关系。我敢断定，那位教授现在正站在十英里以外的一块黑板前面解答问题呢。华生，你听到这些，对我来到你家首先关好百叶窗，然后又请你允许我从你的后墙而不从前门离开住宅，以便不惹人注目，你不会引以为怪了吧。”
我一向佩服我朋友的无畏精神。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合起来简直够得上整天恐怖的了。现在他坐在那里平心静气地讲述着这一天所经历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这使我对他更加钦佩了。
“你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