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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那不是撬门用的撬棍吗？”
“啊，不，是一把刀。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一闪。”
“可是究竟为什么会怀有那样深的仇恨来袭击你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如果福尔摩斯也这样看，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对吗？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他能抓住那个昨夜威胁过你的人，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若设想你有两个仇人。一个偷了你的东西，另一个来威胁你的生命，那未免太荒谬可笑了。”
“可是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
“我了解他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说道，“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做什么事情。”说到这里，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
可是这一天把我弄得疲惫不堪。费尔普斯久病之后依然虚弱，他所遭遇的不幸更加使他易于激怒，紧张不安。我尽力讲一些我在阿富汗、在印度的往事，讲一些社会问题，讲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来使他开心，但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他惊异着，猜测着，思索着，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明天早晨我们会听到什么消息。夜色深沉之后，他由激动变得痛苦异常。
“你非常信赖福尔摩斯吗？”
“我亲眼见他办了许多出色的案子。”
“可是他还从未侦破过象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
“啊，不，我知道他解决过比你这件案子线索还少的案子。”
“但不是关系如此重大的案子吧？”
“这我倒不清楚。但我确实知道，他曾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
“不过你很了解他，华生。他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人物，我永远也不知如何去理解他。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你认为他打算侦破这件案子吗？”
“他什么也没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恰恰相反。我曾经注意到，他失去线索的时候总是说失去了线索。在他查到一点线索而又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他就特别沉默寡言。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为这事使自己心神不安，丝毫于事无益，我劝你快上床安睡，明天早上不管消息好坏，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处理。”
我终于说服我的同伴接受了我的劝告，但我从他激动的神态看出，他是没有希望安睡的。确实，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我自己也在床上辗转了半夜，不能入睡，仔细盘算这个奇怪的问题，作了无数的推论，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为什么他要哈里森小姐整天留在病房里呢？为什么他那么小心谨慎，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打算留在他们附近呢？我绞尽脑汁竭力寻找符合这一切事实的解答，最后才渐渐入睡。
我一觉醒来，已经七点钟了，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发现他容颜憔悴，一定是彻夜未眠。他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是否已经回来。
“他既然答应来，”我说道，“就一定会准时来的。”
我的话果然不错，八点刚过，一辆马车疾驰到门前，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我们站在窗前，看到他左手缠着绷带，面色严肃而苍白。他走进宅内，过了一会才来到楼上。
“他似乎精疲力尽了，”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毕竟，”我说道，“这件案子的线索可能还是在城里。”
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道，“可是我对他回来抱有那么多的希望。不过他的手昨天并没有象这样缠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福尔摩斯，你没有受伤吗？”我的朋友走进屋内时，我问道。
“唉，这不过是由于我手脚笨拙，擦伤了点皮，”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一面回答道，“费尔普斯先生，你这件案子，同我过去查办过的所有案子相比，确实是最隐秘的了。”
“我怕你对这案子是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次十分奇异的经历。”
“你手上的绷带就说明你曾经历过险，”我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等吃过早餐再说吧，我亲爱的华生。别忘了今天早晨我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大概，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还没有着落吧？好了，好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
餐桌已经准备好了，我刚要按铃，赫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几分钟以后，她又送上三份早餐，我们一齐就坐，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好奇地望着，费尔普斯闷闷不乐，垂头丧气。
“赫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她会做的菜有限，可是象苏格兰女人一样，这份早餐想得很妙。华生，你那是什么菜？”
“一份火腿蛋，”我答道。
“太好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蛋？要不然，就请你吃你自己那一份吧。”
“谢谢你，我什么也吃不下去，”费尔普斯说道。
“啊，来吧！请吃一点你面前那一份。”
“谢谢你，我确实不想吃。”
“好，那么，”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说道，“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
费尔普斯打开盖子，他刚一打开，突然发出一声尖叫，面色象菜盘一样苍白，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盘内。原来盘内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他一把抓起来，双眼直愣愣地看着，然后把那纸卷按在胸前，高兴得尖声喊叫，在室内如痴如狂地手舞足蹈起来，然后倒在一张扶手椅中，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筋疲力尽。我们只好给他灌了一点白兰地，使他不至昏厥过去。
“好啦！好啦！”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安慰他说，“象这样突然把它放到你面前，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过华生会告诉你，我总是忍不住想把事情做得带点戏剧性。”
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
“上帝保佑你！”他大声喊道，“你挽救了我的荣誉。”
“好啦，你知道，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荣誉，”福尔摩斯说道，“我应该请你放心，我办案失败，和你受托失信一样，都是不愉快的。”
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
“我虽不想再打扰你吃早餐，可是我是渴望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在哪里找到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喝完一杯咖啡，又把火腿蛋吃完，然后站起身来，点上烟斗，安然坐到椅子上。
“我讲讲我先做了些什么，后来又是如何着手去做的。”福尔摩斯说道，“从车站和你们分手后，我就悠然自得地徒步而行，经过优美的萨里风景区，来到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落，在小客店里吃过茶点，然后灌满水壶，口袋里装了一块夹心面包，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一直等到傍晚，才又返回沃金，当我来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时，已是黄昏时分了。
“嗯，我一直等到公路上渺无人迹——我想，那条公路上行人从来不太多的——于是我爬过栅栏，来到屋后宅地。”
“那大门日夜都是开着的啊，”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不错，可是我特别喜爱这么干。我选择了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在这些枞树掩蔽下，我走了过去，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我蹲伏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从一棵树匍匐前进到另一棵——我裤子膝盖破成这样就是证明，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过的那丛杜鹃花旁边。我在那儿蹲下来，等候事情的发展。
“你房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我可以望见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她合上书关牢百叶窗退出卧室时，已是十点一刻了。
“我听到她关门，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钥匙？”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对，我事先吩咐过哈里森小姐，在她就寝时，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且亲自拿着钥匙。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我的各项命令，肯定说，要是没有她的合作，你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中的那份文件了，后来她走开了，灯也熄了，我依旧蹲在杜鹃花丛中。
“夜色晴朗，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当然，那种激动的心情，就如同渔人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不过，时间等得非常久，华生，几乎就象你我在查究‘斑点带子案’那个小问题时，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可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顷刻间，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林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
“约瑟夫？！”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他光着头，可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可以立即把脸蒙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接近窗户，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拨开窗闩。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把百叶窗打开了。
“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熄了蜡烛，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
“啊，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恶得多！他拿刀向我扑来，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看起来象个凶犯，可是他听了我的劝告，把文件交了出来。我拿到文件，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把详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麻利，能抓住他要捉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是如果象我预料的那样，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呃，那政府还巴不得呢。我想，首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其次，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
“我的天啊！”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请告诉我，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
“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嗨！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更危险的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为了转转运气，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碰到机会，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也不考虑你的名誉。”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我的头都昏了，”他说道，“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
“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福尔摩斯说教似地指出道，“就在于线索太多。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我们面前的事实非常多，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以便重视这一连串怪事的各个环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又是顺路。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
我想，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到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
“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
“我查明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悉路，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他直接闯进去，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立刻按起电铃来，正在按铃时，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一瞥之间，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他一下子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这一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的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它极为珍贵，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他措手不及，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
从那时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是你没有睡熟，挫败了他的计划。
你可能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
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
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
归来记 诺伍德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