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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样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就连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加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实施币制改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亦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可能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一再冷淡处理。当时在这一点上，孔样熙亦感到自己没有宋子文的本事大。
那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显得十分关心，几次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的是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并且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求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如此苛刻的条件，以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为交换，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及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南京政府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当时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事宜。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人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之中。
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2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文件。
当时《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当年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就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而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属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因为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即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因而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当时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南京政府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当时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于是美国利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且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白银集中。当时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栈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者等，从 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而蒋、宋、孔等几大家族却由此发了一笔横财。可以说从当时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了一层皮。
当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为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两国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也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近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当时却不知羞耻地说：“美国对中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稗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孔祥熙丑陋嘴脸之大暴露。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家银行手中，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三大家族当时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当时币制的统一和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一时间因有蒋介石倍加信任，孔祥熙不免更加春风得意。1935年11月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被选为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已有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他实际上已成为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还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并掌握业务用人大权，从而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一个为孔氏家族走私贪污、搜刮外汇以及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机构。
总之，孔祥熙当家理财，虽没有宋子文的才干，但由于能顺从蒋介石的旨意，因而深得蒋的青睐和重用。只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经济更加走向崩溃的边缘。当年有道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应该是对孔祥熙的最大讽刺吧。
4．宋子文“绝处逢生”
其实，人生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一个人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帝王，一夜之间亦可沦为平民，甚至奴隶。1933年9月，宋子文出访美欧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被蒋介石撤销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是在以往的鲜花和荣誉衬托下，宋子文仿佛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从而心态也极度失去了平衡。当时宋子文痛恨蒋介石，也恨孔祥熙，然而这二位恰恰又是自己的姐夫和妹夫。在外人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可能之事却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且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至宋子文起初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宋子文开始反省自己究竟是自己不对呢，还是政治太无情了？最后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想来全是老蒋的心黑和“哈哈孔”的阴损拆台。以前，他宋子文错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而今天他终于发现，蒋和孔实际上全是他自己的敌人。
既然一切已成不可挽回的现实，宋子文也就只好认了。
就在宋子文大权旁落的时候，第一个去开导他的人，便是大姐宋蔼龄。接着是小妹宋美龄。只是因政治不认亲情，所以宋子文心里更是烦闷。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怨恨还是慨叹人生不公。反正宋子文当时心想：你们说得天花乱坠，可事先你们为何不来，还不都是事后诸葛亮！
宋美龄当然理解长兄的心情，便慢慢地向他解释说：“你虽然两职被撤，心里很烦，小妹也能理解。但是毕竟还保留了你的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呢……他是他，我是我，我能做到的眼下也只能是这些了……”
宋美龄的一番话多少使宋子文恢复了些理智。
这时宋蔼龄在旁接过话题劝道：
“作为大姐，我和小妹这次来，都是出于真心，出于对你的骨肉真情。事实已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心痛。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子文你一定要向前看。江山没有改，人还是我们的么？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找机会我和小妹都会想办法的。”
“既然还有你的职务，你就暂且委屈一下，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这也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嘛。”宋美龄道：“何必事事参与，到头来累个要命，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
“倒也是的，现在经济委员会共有10人。你掰开手指算算，哪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委员会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那儿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张静江早有过这个企图，还有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等等。”大姐宋蔼龄又开导道。
“那么按大姐和小妹的意见，我就去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吧。”宋子文终于露出笑容。
接着大姐和小妹又帮助宋子文分析了形势，宋蔼龄道：
“美棉麦借款2亿元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这是汪精卫已决定了的。再说经济委员会由你、汪精卫和孙科三人组成。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现在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目的还不是想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这可是一块肥肉啊，能吊很多人的胃口。再说，这个机构事关全国经济命脉之大事，有些好处，现在恐怕还难以估计呢广
宋美龄又道：“我抓紧时间给介石吹吹风，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正式成立，并形成一个专门机构，法定下来。这样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孙科是立法院长，你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我看实际上不比原来那个财政部长差。”
于是没过多久，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地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实际也是他的施政演说。在会上他侃侃讲道：“麦棉借款，数目不小，必须用于生产与建设二项。只有如此，才能再生产，并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用好管好这笔款项，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比如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等，以便监督和用好这笔款项。当前首要的是兴修公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国民卫生事业等。如现有的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云云，均为空谈。”
最后，宋子文要求国人积极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33年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10月6日，宋子文任命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增补了 28名新委员，以强化政府对棉业和农业的领导。
接着宋子文又颁布了2亿元国币的棉麦借款转变成现款后的使用办法草案：
“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元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180万元为赣省治标费、100万元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拨650万元，卫生事业50万元，赣省建设事业190万元，西北建设事业拨250万元，棉业统制拨100万元，蚕桑改良拨75万元，茶叶改良拨6．4万元，燃料研究拨10万元，调查研究拨20万元，所余作预备费。”
转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经济报告，其报告中强调了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并追述了争取棉麦借款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定计划并督促完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
当时宋子文的报告鼓舞人心，从而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严。
在掌声中，宋子文继续讲道：“今后的任务，在两年内要完成的项目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是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是陇海铁路，即渲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勘测；三是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是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关于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关于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等等……”
当时，可以说宏伟的计划既表明了宋子文的决心，也表明了他的眼光。
不管政府计划落实如何，国人总归要看到希望。宋子文就是从这里切人，从这里起步。并且宋子文不但是计划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就像其父亲宋耀如先生一样，宋子文也不愧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整个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是一个风沙漫扬的清晨。
宋子文一行抵达潼关，受到了撞关各界约500人的热烈欢迎。宋子文在专列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并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还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宋子文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随后他又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后，再乘车西进抵渭南。接着宋子文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子文在华清池沐浴后上车，最后在杨虎城等人陪同下抵达西安。
次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隆重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当时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和宋子文相继在会上表发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便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并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作为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最近已是大不相同，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各方也都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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