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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常有些对中国情况一知半解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人和事随意下判断，害得某些爱国人士心惊肉跳甚至虚火上升，或亟欲与之辩明真相，或疾呼国人自警、自爱、自强，总之，很在乎！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洋人也就是那么一说，并非出于深思熟虑或者科学分析之后的结论。比如说“没有信仰”云云，说这话的美国人，很可能仅指“religious
belief”（宗教信仰），而没有包括“political conviction”（政治信仰），这两者虽然都是“faith”（信仰），有时甚至合二为一，但不少情况下其内容和社会效用却相距甚远。其实，中国人历来讲究信仰，只是理解信仰的角度有所不同。外国人出于对情况的隔膜，结论失之武断，不足为怪，我们自己却不可为此输了底气。
信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们对于各种超验的命题（即通常的理智无法确定其真伪与否）所持的接受和认同的态度。虽然在接受信仰的过程中，也会伴有智力的判断作用，但终究命题本身是无法验证的，否则它就成为知识甚至常识。既然是信仰，当然是不允许怀疑的，然而超验的东西怎么能不引起怀疑呢？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一种解释，他说，信仰是一座桥梁，架在人类和上帝之间，上帝和人类本来被一道鸿沟隔绝着，通过这座桥梁，人类便得以认识和接近上帝。经他这么一说，一切超验命题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似乎都彻底解决了，不过在逻辑上却有着明显的诡辩痕迹——你必须先有信仰才能认识和接近绝对真理（上帝），但既然已有信仰，真理（包括一切超验命题）又何须再去认识和检验呢？这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孔夫子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个问题更圆滑的态度——如果我需要，我可以权且承认你的存在。儒家本质上不信神，对于任何超验的事物，都力图用理性的逻辑来证明——无论是对他们所宣传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和伦理原则（礼义廉耻）本来包含着的先验内容，或者是对他们的认识水平所不能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都是如此。实在力所不能及时，他们往往便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含糊其辞，或者敷衍应付。所以，孟夫子虽然不能解释“人之四端”从何而来这类问题，但他也决不会把它们归结为上帝制定的信条。
儒家大师执著于现实的生命，并不热衷于思考“死亡是否导向灵魂永生的彼岸”这类问题，从而也不需要一座“桥梁”去与上帝沟通联络。你说“上帝显灵”，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用沉默规避了任何此类话题；你说“死后上天堂”，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把生命视为惟一的存在。只是因为认识水平的限制，他无法解释许多事物和现象，于是才不得不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所谓“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是宗教资源的稀缺。这话大体不错。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和宗教情怀各执一端，而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又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这自然就没有给任何宗教的发展留下适宜的空间和条件。不过事实上，儒家文化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却是比较宽容的，历史证明，各大宗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或早或晚，都并未产生过其他国家常见的异端之间惨烈的流血事件（义和团之类并不是宗教冲突），但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传播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宗教对于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都深有感受，为了站住脚跟，它们不惜在内容和形式上尽可能向儒家靠拢。佛教中国化的痕迹最为明显，居然提出了儒、释、道殊途同归之类观点，最后禅宗的一支独大更证明了儒家强大的同化力。天主教最早期的传教士，穿着言谈一如儒士，利玛窦就被称为“西儒利君”。至于伊斯兰教，则从未在汉族民众中传播，倒是几百万回民发展了一种和中亚、北非差异最为明显的伊斯兰文化。总之，很可惜，所有主要宗教在中国汉族民众中的传播活动都收效甚微。因为对于多数中国信众，宗教有时被接受并不是作为信仰，而只是作为改善现实生存状况的精神手段，他们骨子里最终信奉的还是“祭如在”论，因而把各种宗教活动最多无非看作是人和不可知的神进行沟通的平台，而沟通的内容不外乎“许愿”和“还愿”，或者比这更简单——赤裸裸地向神索要庇护和保佑。于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竟然连作奸犯科的盗匪、为富不仁的奸商、丧尽天良的墨吏，也一脸虔诚地跪在神坛前祈祷：“只要过得此关，来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一般“信众”等也多是用钱财供奉去换取神对自己提供帮助的许诺，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并不坚信这些许诺的兑现，但终究觉得聊胜于无，至少能得到些慰藉和解释。
田纳西州孟非斯大学的华裔教授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说：“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把生存的意向集中于世俗），不像其他高级宗教那样具有“超越”和“拯救”的因素，因而是一种“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虚其心，实其腹”的文化。他所指的“超越”是一种“终极关怀”，而“拯救”则是一种“彼岸情结”。他认为，就中国人而言，“超越”只能是物质生活水准方面从低向高的攀升，至于“拯救”，不过是指在世俗中“安身”而已，“彼岸”当然也是有的，那就是“太平洋彼岸”。所以他说：最为皆大欢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国”与“心怀祖国”同时进行（真是一针见血！想必孙教授于此体会很深）。孙教授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悉心研究的成果，有理有据，很难反驳，但那结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说过了头，因而失之片面，至少在方法上有以局部替代全体之嫌——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做着身心分置于大洋东西两岸的美梦？事实上，这样的梦成本太高，除了身临其境尝到了甜头的人，芸芸众生面对着被描摹得五光十色的梦境，即使内心充满向往，也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啊！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为了确保自己对现实生活目标追求的有效性，他们必须信仰一些维护正常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规范，换句话说，他想要活得好，他就得好好地活。这里不仅仅涉及法制建设问题，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孟夫子把一切道德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归结为“人之四端”——是非、谦让、恻隐、羞恶，这“四端”，用“人皆有之”一句话，把它们划入了先验的范畴，使你无法对之提出任何反命题。从这里出发，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再到用雅俗各异的形式表述的许多细微具体的生活信条，构成了有效的规范着生活秩序的日常信仰。正是这种有效性，使十八世纪的欧洲憧憬着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之邦”，这方面，有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为证。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先儒们早就发现，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必然植根于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孝”正是最中心的环节。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没有“孝道”这一说，相反历史上许多游牧种群都有歧视老人的风俗，时至今日，西方发达世界的伦理秩序中，下一代也仍然排在上一代之前。这种对下一代的关爱，是和动物的本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孝”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一种和动物本能逆向的理念。能够在这点上取得突破，推而及之，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这就叫做“百善孝为先”。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确实是很高明的政治哲学。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信仰的众多原则的实践远非至善尽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信仰的普及和巩固完全仰赖世俗的手段，也就是说决定于统治者文化建设的方法和力度。儒家喜欢“言必称三代”，“三代”以上究竟什么样？只是些传说，反正就是理想社会吧！基本内涵无非是政治开明、民生庶足、社会稳定，这才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前提。而“三代”以下，实在很难找出十分理想的社会环境，反之，动乱频仍、吏治黑暗、物欲横流的局面倒是屡见不鲜，情况最严重的时候，纲纪废弛，樊篱尽拆，道德信仰的原则仅由有限的读书人薪火相传，真可谓奄奄一息。不过，只要国家大体安定，文化建设总还是统治者不可或忘的大事，道德教化也就得到有效的传承，有时候甚至表现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媲美于各种宗教。为信仰而献出生命并不是宗教徒的专利，相反，近代以来许多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慷慨赴死的事例与宗教毫无联系，倒可以说和儒家的“成仁取义”一脉相承——尽管彼此的理想内涵相去很远，但为理想而不惜生命的原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文天祥说的：“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遵，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气”就是一种信仰，它和“天国”一样，都是无法确证的。
上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方面的正面评估，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要做到客观公允，它消极的另一面也不能回避。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道德信仰的状况常常受时代环境的左右，在一个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又较容易受到蛊惑，因而其坚定性确实赶不上各种高级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现象，小者拐骗偷摸；大者杀人食肉。而在权力场中，无论是谄媚逢迎的瞒心昧己、虐杀无辜，或者是垂涎财富的崇洋媚外、惟利是图，内涵虽然不同，嘴脸一样丑恶。而且，从表面看来，其来源和过程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的东西，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志接踵而至，一夜之间便蔚为风气。这在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是很难看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发生过猛烈的碰撞，反反复复的改宗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而惨烈的过程，时至今日，巴尔干人民还在饱尝这一惨剧留下的苦果。相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倒该算是有福的了，在这里所谓“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得到了证明：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十分执著于某种信仰，那中国和世界今天会是何等模样？
说到这里，再回到开篇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那位留美学者的答案“没有信仰”云云，便很值得怀疑。美国人最喜欢有信仰的民族吗？绝对不是！基地组织是恐怖主义者，且不说它，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怎么样？数以十万计的美国大兵去那里总不会全是为了联络感情吧？看来，“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这个判断恐怕有问题，按理说，美国人应该很喜欢中国人才对。
我们时代的强迫症人格
？ 夏德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奇迹的时代，是一个变化速度超出人们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时代，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虑、自我要求过高，一句话，强迫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格的某种特征。
在遇到危险情境时，人们一般会有一种足以解除危险的（与危险程度相当的）应激反应。人们天生具备这种对危险作出瞬时判断的能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应付自如，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但是，当危险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使人们按照过去的预想所做的应激动作失效时，这种能力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多次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产生动摇。于是，人们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甚至在没有危险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并对某种假想的危险做出反应，其实，这就是强迫症人格的真正来历。
骆驼是一种忧患意识很强的动物，据说新疆的骆驼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几十斤苦涩的干草，却不为贪图美味而去吃鲜润的青草，因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会让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饥。无独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着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但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将草根咬断运进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实，否则便焦躁不安。
研究证明，沙鼠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其实，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多余，又毫无意义的。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药物的特性。但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应。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能踏实。最后沙鼠一个个很快死去了。它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与现代人的焦虑担心有着惊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虑可以让它丧命，骆驼的忧患意识也让它成为永远的苦行僧。
人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强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从心，永远做着患病、迟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赶之类的噩梦。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处境和前途的深层担忧和恐惧，一种欲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飞离地面而不能的无奈和疑惑，一种让我们远离幸福感、堕入悲惨和不幸的根源。
无疑，SARS流行期间人们草木皆兵般的过激反应多少带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则应追溯到SARS爆发前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对果子狸一类动物的蔑视；同理，“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惊弓之鸟般的过激反应自然也是对恐怖事件发生前美国思维和美国做派的大反拨。
难以想象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有诸如此类的神经症。由此可见，或许强迫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神经症人格个人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的学生卡伦·霍妮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霍妮在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