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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 接着他把脸转向了墙壁。
“完了，”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完了。小伙子不中用了。”
他久久地、逗趣地奚落着，谁也没有制止他。
“呶，我们怎么办呢，准尉？应当决定：是躺在这座坟墓里还是另外哪一座？”
“有什么好决定的？”赫里斯嘉大婶迟疑他说，“已经决定了：我们在这里等着。”
“等什么？”费奥多尔楚克暴跳如雷，“我们等什么？等死？等寒冬？等德国人吗？我问等什么？”
“我们等红军来，”米拉说。
“等红军？……”费奥多尔楚克鄙夷地重复了一句，“傻丫头！瞧见了吧，你的红军：躺在那里不省人事。完啦！红军被打败啦！打败啦，懂吗？”
他声嘶力竭地喊，是为了让大家都听见。大家都听见了，但是都缄默不语。普鲁日尼科夫也听见了，也缄默不语。他已作了周密的考虑，下了决心，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家进入梦乡。他已经学会了等待。
当一切都已沉寂、准尉打起了呼嗜、三盏小油灯在入夜时已被熄灭了两盏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爬起身来。他坐了良久，倾听入睡的人们的呼吸声和等待着自己头晕能好一点。之后他把手枪塞进了衣兜，踞着脚走到放置准尉做的火把的搁板跟前，拿起了一个，但他并没有把火把点燃，而是摸索着向通往走廊的小洞孔走去。他不大熟悉这些走廊，没有光亮恐怕走不出去。
他什么也没有碰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弄出来，他已经善于在黑暗中不出声地移动自己的脚步了，而且相信谁也不会醒，谁也不会妨碍他。他认真地考虑了一切，权衡了一切，把一切作了一番概括，而这一概括使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在许多夜晚都微闭着眼睛睡觉的人，也象他今天倾听别人的呼息那样，倾听过他的呼吸。
普鲁日尼科夫终于通过狭窄的洞孔来到了走廊上，并且点燃了火把：火光从这里已透不进人们熟睡的掩蔽室里了。他把火把擎在头上，一面驱赶着硕鼠，一面顺着通道慢慢往前走。奇怪的是，硕鼠至今还使他害怕，因此他没有把火把熄灭，尽管他已经辨别了方向，知道往哪儿走了。
他来到逃脱德国人追逐时跃进的那个死胡同：这里至今还放置着子弹匣。他把火把擎高，照了照，发现洞口已被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用手摇晃了一下：砖头动也不动。这时他就将火把插在墙缝里，开始用两只手摇晃这些砖头。他只抽出了其中的几块，可其它仍凝然不动：哼，费奥多尔楚克干得可真不错。
普鲁日尼科夫弄明白入口已被彻底堵死了以后，便停止了徒劳无益的试图。他非常不愿意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做他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有可能误解他的决定，认为这是软弱或者精神错乱所致，这是他所不希望的。他宁愿就那么销声匿迹，不辞而别，那哪儿去都行，但是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就是说，人们将会对他任意猜想，会指责他的死，无可奈何地去处理他的尸体。事情必然如此，因为出口的被堵死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那种公正的判决。
这样想过以后，他摸出了手枪，拉了拉枪栓，犹豫了片刻，不知往哪儿打好，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带着脑浆涂地的头颅倒在这里。他左手摸了摸胸口：心脏跳得较快，但是很有规律，几乎是平稳地。他挪开了自己的手掌，把手枪举起，力图使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
“柯里亚！……”
倘若她喊的是任何一个别的词儿，哪怕还是以她适才的那种惊俱的声调喊出来，那他也会扳动枪机的。但她的呼叫是来自和平的世界，而这里，这里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如此惊惧地呼唤他的名字的妇女。他不由得垂下了手，为的是看看谁在呼唤。他的手总共才垂下一秒钟，她已经一破一拐地跑到了他的跟前。
“柯里亚！柯里亚，别这样！柯里奇卡，亲爱的！”
腿支持不住了，她跪了下来，使劲抓住他那握着枪的手。她把自己泪湿的脸紧贴在他的手上，不住地吻他那肮脏的、散发着硝烟味和死亡气息的军装袖子，她把他的手紧紧压在自己的胸脯上，紧紧地压着，忘记了羞涩，本能地感觉到，在那里，在姑娘的富有弹性的肉体上他是不会扳动枪机的。
“扔掉它，扔掉。我不放开你的手。不然你就先打死我。先把我打死。”
浸油的麻屑火把浓烟袅袅，昏黄的光焰照亮了他们。两个蜷曲的身影在向晦暗深处延伸的拱顶上晃动，普鲁日尼科夫听到了她的心跳声。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苦恼地问道。
米拉这才抬起了头：火把的亮光在泪水中散成了点点星火。
“你是红军，”她说，“你是我的红军。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怎能把我抛下呢？为了什么？”
她的这些漂亮的话并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使他窘迫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感到，原来他对别人还有用处，有人还需要他，需要他成为保护人，成为朋友，成为同志。
“放开我的手。”
“先把枪扔下。”
“它已子弹上膛。会走火的。”
普鲁日尼科夫把米拉扶了起来。她站起以后依然紧紧贴在他身上，准备随时抓住他的手。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枪的保险关上了，松开了枪机，接着把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他随即拿起火把。
“我们走吧？” 她走在他的身旁，扯着他的手。走近小洞孔时，她停了下来：
“我对谁也不说。就连对赫里斯嘉大婶也不说。”
他默默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就象抚摩着一个小姑娘似的。接着他把火把在沙土里熄灭了。
“晚安！”米拉往小洞孔里钻时悄声对他说。
继她之后，普鲁日尼科夫也钻进了掩蔽室，准尉还是那么鼾声大作，小油灯依然青烟袅袅。他走到自己的铺板，盖上了军大衣，本想考虑一下往后怎么办，但却睡着了。睡得很熟，很平静。
清晨，普鲁日尼科夫跟大家一起起床了。他一面聚神凝思，一面把他躺了许多昼夜的铺位收拾干净。
“完全康复了吗，中尉同志？”准尉问了一句，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能弄到水吗？哪怕只弄三杯。”
“有水，有！”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忙碌了起来。
“帮我倒一下水，沃尔科夫，”普鲁日尼科夫多少天来第一次把贴身穿的汗渍斑斑的军衣脱了下来：汗背心早就被撕成绷带了。他从压瘪了的手提箱里取出了衣服、肥皂和毛巾。
“米拉，帮我把衬领缝在军衣上。”
普鲁日尼科夫钻进了地下通道，认真地洗了好久，一面洗一面老是在想他浪费了水，而且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浪费。
洗罢回来，他拿出当时不是为了急需而是为了备用，在军校军人服务部里买来的那把新的保险刀，仍然那么默默无语地、仔细地同时也是笨拙地刮起脸来。由于不习惯于刮脸，所以脸刮破了。接着，他用花露水抹了抹他那瘦削的脸，穿上了米拉递给他的军衣，把皮带紧紧地束在腰间。他坐到了桌前——细长的孩子般的脖颈从显得肥大的领口中抻了出来。
“汇报一下吧。”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尉迟疑地间道：“汇报什么？”
“一切，”普鲁日尼科夫说得既生硬又简短：劈头盖脑。“我们的人在哪儿，敌人的位置。”
“这——明摆着……”准尉不知所措了，“都知道，敌人在顶上。而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知在哪里。”
“根据什么说不知在哪里？”
“都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费奥多尔楚克板着脸说，“在地底下。德国人在上面，而我们的人在下面。”
普鲁日尼科夫没去理睬费奥多尔楚克的话。他象同自已的副手那样同准尉说话，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这一点。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负疚地叹了口气：“没有派人出去侦察。”
“我猜到了。我问的是：为什么？”
“这叫我怎么说呢。您生病了。而我们把出口堵死了。”
“谁堵的？”
准尉不吱声了。赫里斯嘉大婶想解释一下，但是米拉拉住了她。
“我问——谁堵的？”
“呶，是我！”费奥多尔楚克大声说。
“不明白。”
“我。”
“还是不明白，”普鲁日尼科夫依然以那种声调说道，没有看他一眼。
“上士费奥多尔楚克。”
“好吧，上士同志，把通往外面去的路打通，一个钟头以后您来向我报告。”
“白天我不想干活。”
“过一个钟头您来汇报执行的情况，”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我命令您忘掉‘我不想’、‘我不能’、‘我不愿意’之类的词儿。在战争结束之前把它们统统忘掉。我们是红军的一个班。一个普通的班，仅此而已。”
一个钟头以前他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他明白，必须说一说。他有意拖延这一分钟，为的是要么使大家都各就各位，服从他的调动，要么失去他对这些人的指挥权利。为此他才着手洗澡、换衣服、刮脸：他为这次的谈话在思考和做着准备。他准备继续把仗打下去，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昨天的一切是他注定要去经受的，这一切都永远留在昨天了。
第二章
那天，费奥多尔楚克执行了普鲁日尼科夫的命令，把通往外面的路打通了。夜间，他们兵分两路做了极其详细的侦察，一路是普鲁日尼科夫和红军战士沃尔科夫，另一路是准尉和费奥多尔楚克。要塞仍然屹立，对射的火力偶尔还在咆哮，但是战斗离得较远，在穆哈维茨河对岸，同自己人取得联系没能获得成功。两路人都空手而回，既未遇上自己人，也未碰到敌人。
“尽是死人，”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叹息道，“我们的弟兄死了很多。唉，真多！”
普鲁日尼科夫白天又去侦察了一次。他对同自己人取得联系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知道，幸存下来的一股股零散的保卫者们已退到深邃的地底下去了。但是他认为他应当找到德国人，了解他们在要塞废墟上的位置、联络和推进的方式。他应当这样做，否则他们的极为有利和保险的阵地便是毫无意义的了。
他亲自作了这次侦察，深入到杰列斯波里大门，并在那里废墟上隐蔽了一昼夜。德国人进入要塞正是通过这座大门，他们每天早晨，在同一时刻有规律地从这儿经过。晚上，布下严密监视的巡逻哨后，同样按时地退出。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策略有了改变：他们已不急于进攻，而是搜寻抵抗点，将它包围，用火焰喷射器去加以消灭。这些德国兵的个头看上去比普鲁日尼科夫交过手的要矮些，他们的冲锋枪也明显少了些：卡宾枪成为他们的常规武器。
“或许是我长高了，或许是德国人缩短了，”晚上普鲁日尼科夫开玩笑说，神情并不愉快。“敌人那里似乎某种东西改变了，但究竟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明天我跟您一起去，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我希望您也去瞧瞧。”
天亮以前，他跟准尉一起摸到了第八十四团那烧毁了的、坍塌的兵营内，因为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非常熟悉这些兵营。他们事先就分布好了位置，可以说考虑了观察的方便。普鲁日尼科夫观察布格河两岸，准尉——霍尔姆斯基大门附近要塞的内部地段。
清晨，天空晴朗，周围静悄悄，只是偶尔在靠近外围的柯勃林防御工事那儿会突然响起疯狂的扫射声。常常是猛然响超，又猛然消逝，普鲁日尼科夫怎么也弄不明白，是德国人为了以防万一而向暗炮台打枪呢，还是什么地方仍然有要塞的最后一批保卫者在坚守自己的阵地。
“中尉同志！”准尉悄声呼唤，神色有点紧张。
普鲁日尼科夫凑到他的身旁，仔细一瞧：一横列德国冲锋枪手几乎就出现在眼前。他们的模样、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神态——对什么都冷漠无情的普通德国士兵的神态，——一切都普普通通。德国兵的个头并未缩短，并未变矮，他们还是象普鲁日尼科夫中尉脑子里所记得的那副长相。
三个长官走近了这一横列士兵。响起了短促的口令声，授予从队伍里跨前一步的士兵们。
“是在颁发勋章，”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火线授勋。嘿，你这德国狗杂种，我让你瞧瞧勋章……”
这是他忘记了他不是独自一人，忘记了出来的任务不是战斗，忘记了背后是一片废墟——地势很不利。此时他想起了被这些站在检阅队伍里静候十字勋章的高个子大兵们所杀害的人们。想起了被打死的、创伤折磨死的和变疯了的人们。想起了这些人，他不由得端起了冲锋枪。
短促的几排子弹几乎就在离敌人十步远的近处发射了出去。颁发勋章的那个长官应声倒下，他的两个助手也倒下了，还有刚受勋的大兵之一也倒了下去。然而这些大兵不是无缘无故地获得了勋章：他们只慌乱了片刻，不等普鲁日尼科夫扫射停止，队伍就疏散和隐蔽了起来，紧接着所有的冲锋枪都朝废墟上猛烈地射击了。
要不是有准尉在，他们当时是不可能活着撤出来的：德国人象发了疯似的，什么也不怕，很快就把那里团团包围。但是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早在和平时期就已熟悉这里的地形，所以才得以带着普鲁日尼科夫撤出来。还在德国冲锋枪手朝兵营废墟上每一个瓦砾堆扫射的时候，他们就利用敌人射击、逃窜和慌乱之际，穿过大院钻进自己的那个小窟窿里去了。
“德国人并没有变，”普鲁日尼科夫试图笑一笑，但是他那焦渴的喉咙里发出了嘶哑的声音，他立即抑制了笑。“如果没有您，准尉，那我就完蛋了。”
“只有准尉们才知道通往团部的那道门，”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舒了口气，“瞧，这就是说，这道门还派上了用场哩。”
他艰辛地把靴子脱了下来：包脚布被血泡得鼓了起来。赫里斯嘉大婶惊叫了一声，两手直摆。
“不碍事，雅诺夫娜，”准尉说，“我知道，不过是擦破了点皮肉。骨头没伤着。骨头没受伤，这是主要的：洞洞是能够长好的。”
“再说这都是为了什么？”费奥多尔楚克生气地问道，“打几枪，跑一阵——这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么一来战争就会结束得早一些吗？不，不是战争，而是我们自己将会完蛋得早一些。战争，它到了自己的时辰必定会结束，可我们……”
他沉默了，当时大家也都默不作声。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大家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激情，只不过不想跟那个垂头丧气的上士去进行辩论而已。
第四天，费奥多尔楚克不见了。那天他磨磨蹭蹭，很不乐意出去侦察，普鲁日尼科夫迫不得已怒斥了他一顿。
“好吧，我去，我去，”上士嘟嘟囔囔地说，“侦察来侦察去，有什么用呢，当……”
他们出去潜伏了一整天：从拂晓到黄昏。普鲁日尼科夫总想在过渡到采取战斗行动之前，尽可能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了如指掌。费奥多尔楚克是黎明前出发的，但直到夜里也没有返回，惴惴不安的普鲁日尼科夫决定往上士失踪的方向去找寻。
“把冲锋枪留下，”他对沃尔科夫说，“带上卡宾枪①。”（注：①卡宾枪属于一种步枪，比冲锋枪射程远）
这是他第一次在前去执行任务时，命令自己的副手带上卡宾枪，他自己带的是冲锋枪。他不相信任何预感，尽管带着步枪匍匐前进很不方便，但他下了这样的命令，后来也没有为此而后悔。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对俯首听命的沃尔科夫低声呵斥，让他别弄出声响，别把枪口戳出去。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恼火，全然不在于步枪，而是由于一点儿也没发现上士费奥多尔楚克的踪迹。
当他们潜入杰列斯波里拱门顶上那半坍塌的炮塔里时，天已经亮了。根据先前的观察，德国兵是不往炮塔上登的，普鲁日尼科夫指望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向四周仔细窥察，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发现上士。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受了伤的或者是死了的，只要找到了就能使人放心，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比什么都糟。
沃尔科夫奉命盯着布格河对岸和河上的桥，普鲁日尼科夫仔细察看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那里依然是尸体遍地，横七竖八。普鲁日尼科夫对每一具尸体都细细地打量，力图从远处辨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