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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约而同，国内很多媒体将高耀洁选为2003年年度人物。这个被央视评选为“2003感动中国”的老人，因为面对疫情没有选择沉默，而成为传媒人心中的偶像。
时代需要高耀洁，但仅有高耀洁是不够的。从《一万封信》中，我们也能读出，面对艾滋病大面积扩散这种“泰坦尼克之灾”时，作为个体民间人士如高耀洁者的无力。在防艾事业上，政府的角色举足轻重。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1）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
□记者张弘
梁小民，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能逮着耗子的猫就是好猫
记者：中国式管理的实质和内涵是什么？
梁小民：我应该这样说一个原则，企业管理有规律而无模式。所谓有规律就是说它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是必须遵守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具体仿效的模式。这个规律怎么用，完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什么叫中国式管理呢？也就是说，遵循的还是世界共同的一些经济规律，但是做的时候要从我们中国的实际（而且不同的地方还要从不同的实际）出发。
比如，激励机制是一种共同规律，资方尊重员工的经济利益，从企业内部对不同员工的利益进行协调。国外对于高层管理人员运用的是期权，美国70％的企业都采取的是股票期权制度，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90％以上都是股票期权。这种措施为什么很见效呢？应该说它有它的条件。一个条件是由于它的股市比较完善和市场化，股票价格的变动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企业赢利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是完全独立的，企业经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人员的努力。我们从《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可以看到，郭士纳确实为IBM的复兴付出了很多精力，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方法。
但是，中国的股市不能反映企业的赢利情况，尤其是一些赢利状况好的国企，大概和高管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政府给予它的一些特殊政策和行政性垄断地位是相关的。这种情况下，给它股票期权既不公正也不合理，激励措施就改为年薪制等等。
所谓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就是遵循经济规律，从中国的国情和现期的特点，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出发，运用不同的方法。忽略了这一点，再好的规律也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中国式管理不仅与外国不一样，而且，不同的企业也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在差距上就不宜拉得过大，因为它是过去的传统所延续下来的。但是民营企业就可以拉得大一点，一个人在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身价就不一样。所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经济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原理运用到现实中去。如果把这句话运用到企业管理上，也很合适。
记者：这也就是说，运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联想找到了它自己的管理模式，别的企业可能就不适用了。那么，可否理解为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梁小民：可以这样说。
管理也可以用“猫论”来评价，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有效果就是好的，而且，有效果的方法随着情况变化要不断调整，也就是与时俱进。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企业管理都不一样，只要企业做好了，就都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的背后，都遵循了一些很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各国并不一样。
没有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
记者：台湾的一些管理专家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资源，那么你认为在企业管理中，文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小民：刚才我已经说到企业管理要顾及到当前的现实以及历史传统，文化就属于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企业文化在西方和中国都很受重视。包括西南航空、沃尔玛等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应该说，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一些传统必须抛弃，比如人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这一点体现在企业里，很多企业家都是采用人治的方法。人治的特点是，这个人正确，企业就兴旺发达；这个人犯错误，企业就倒霉。这样的话，企业就要受人的影响了。而企业管理就是要从人治转向法治，也就是说，决策和管理都要制度化，个人的作用必须在这个框架里发挥，不能越过这个框架。像这样的传统，今天就必须抛弃。
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中不一定非要强调儒教、道教和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企业来说可能是宝贵的，比如说诚信。儒家讲“民无信而不立”，实际上道家也讲诚信。诚信这个传统现在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比如，晋商就是以诚信为本的。
梁小民：晋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就是诚信。你想，晋商做票号的时候，人家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给了你，换回一个纸条，如果你不诚信，谁给你真金白银？晋商的诚信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但又不是光有这个文化就能实现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必须由制度来保证，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文化。
保证晋商诚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环境，第二个就是企业的制度。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当时在山西这个地方，一个人没有其他的职业好选择。你考科举，不一定能考上；你种地，肯定富不起来，而且你要当地主才行。所以，能在票号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票号把你开除，你就没地方好去，这种环境就逼着你必须诚信。此外，晋商为了保证诚信，它制定了很多制度。比如在激励方面，开给你的钱比较多，让你觉得，诚信得到了报偿。
晋商还有一条，你到外地的分号工作，不许带家眷，也不许在当地娶小老婆，而且不允许去风月场所。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诚信。不许带家眷，实际上是把你的家眷作为人质了。不许你在外地成家，是防止你在外地成家以后不讲诚信，为了养小老婆而贪污。
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2）
所以，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能不能起作用取决于制度。没有制度，文化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不可能仅仅凭文化就能起作用。我主张，要重视各种文化传统，但不能把文化的作用扩大化。没有一套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银行有那么多贪官外逃？不能说我们的文化不好，银行里面的思想工作做得还是很周到的，这些干部也受到过一些教育。关键问题在于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记者：制度经济学近年来很热门，它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有什么意义？
梁小民：制度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来说有意义，对管理学来说也很重要。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制度来决定人的行为，也是制度决定一个企业的效率和好坏。刚才我们说到了人治，企业做大以后，一定要从人治走向法治。所谓法治，就是说一个企业不是靠能人在管理，而是靠一套有效的制度在管理，这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问题。比如说，中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就需要建立董事会，让董事会发挥决策的作用。这种董事会决策就不是个人决策，属于制度决策。如何建立董事会，董事会管哪些事，董事会怎么决策，这些就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不仅国企需要建立董事会，民营企业也需要建立董事会。
从德隆的个案可以看出，这个企业成也唐万新，败也唐万新。这个企业完全没有一套制度，基本都是唐万兴说了算。结果他决策错误，企业就失败了。德隆那么大一个集团，也有董事会，但仅仅在它不行的时候开过一次会议，商量怎么办，这不是很可笑吗？对于当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紧要的是进行制度建设。说到它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明，很多企业的失败不是没有照顾到中国特色，而是没有遵循共同规律。他们的错误都发生在个人决策而不是制度化决策。
中国特色就是把这些共同规律运用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再扩大这个模式和特点，仅仅强调自己的这个特色而不去改造，仅仅强调这个传统而不去抛弃其中错误的东西，就会走上邪路。中国特色不是要适应落后环境，而是要改变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反而会否定共同规律。你不能说咱们中国就是人治，所以制度这一套对我们没用。这就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保留中国的劣势了。
中国的家族企业必须转变
记者：华人企业中家族制都很普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梁小民：家族企业不仅在华人企业中很普遍，国外也有不少，像美国的福特公司、惠普等都是这样。但是，中国的家族企业与外国的家族企业有三点不同：
第一，中国的家族企业是完全由这一家所掌握的企业，这个企业就是家族的财产，比如希望集团就是刘家兄弟的财产，德隆就是唐氏兄弟的财产。
而国外的家族企业是指两代人在一个企业控股，它是上市的，股权也是多元化，一个家族在里面只是相对控股，但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比如，当年惠普和康柏合并，惠普的董事长（也就是家族代表）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董事会通过了，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家族财产和家族相对控股大不一样。
第二，中国的家族企业属于家族式管理，里面重要的工作岗位都是家族成员担任，亲情代替了企业制度，靠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样一种人际关系。有的企业董事会就是家庭会。但是，国外不是这样，相对控股者（家族）并不是企业的管理者。像福特公司，好几任总经理并不是福特家族的人。最近，福特的重孙子担任了福特的CEO，但是，他凭的不是福特家族的基因，他是在竞争中凭能耐上来的。
第三，家族企业接班问题上区别很大。西方的家族企业是不断改变的，两代你可能控股了，过两代，可能就是别人控股了。即使是家族控股，也不是你来经营。谁接班也不是你来决定，还必须选能者。像IBM的老板是老沃森和小沃森，而经营者却是请的别人。而中国的家族企业特别讲究我的企业一定要我儿子接班，就像皇帝的帝位代代相传一样。
有的企业因此就出了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把企业交给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又确实缺乏经营管理才能。因此，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继承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可以让儿子继承财产，但不能让他继承经营管理，经营管理还是要唯贤任用。这与中国人的观念有关。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必须转变成一个普通的社会企业，按照规章、法则运行。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报告政府》
作者：韩少功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9月
定价：23。00元
□书评人萧三郎
我喜欢主政《天涯》杂志时代的韩少功，这点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不过，现在的《天涯》杂志也不怎么样。韩少功几年前出版的《暗示》一书我很是不喜欢，到最新的小说集《报告政府》，犹是如此。
我丝毫不否认韩少功作品的可读性，《报告政府》也确实是可读的小说。“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通过囚犯“我”的眼睛，他写就了我们人人知晓但却从未真实窥见的一个监狱世界：这个世界和外面世界规则一样，一样的弱肉强食，一样的有着冰冷的规则和温暖的人性。
他还塑造了这个边缘世界里的群像，比如9号仓的牢头霸主黎国强，以及智慧的“瘸子”，还有作为大学生的“我”自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牢霸就是你的童年伙伴，智慧的“瘸子”就是你的中学同学，而那个“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韩少功有着写小说的长久历练，对人物的描写以及精心刻画，对小说节奏和叙述语言的掌握，都不在话下。但好的小说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好的小说需要虚构，要虚构得跟真实一样。在读《报告政府》的同时我在读杨显惠的旧小说《夹边沟记事》，里面写1957年右派的故事，真实得让人无法相信，你会以为是大大的虚构。
真实与虚构是一个重大命题，需要在小说理论中占据重要章节来阐述。其实我想说的是，诸如《南方周末》等媒体重点报道过的监狱女犯人怀孕事件，韩少功一定有所知晓。不是说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吗？小说《报告政府》题材的选择以及细节之描述多少有对此种题材反映过晚的嫌疑。
《报告政府》刊发在2005年《当代》杂志第4期，与它同时刊登的还有中篇小说《未完成的夏天》。对照而言，前者写监狱中的人性故事，后者写禁欲时代的“偷窥故事”，都是现实主义题材，难道现在又流行起现实主义题材了吗？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又成风潮，评论家对此多有置喙。一种好的说辞是，作家们正在深入民间，潜入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当中，与他们血肉相连。不好听的说辞是，今天的作家正在制造一种写作边缘群体的新“写作景观”，此种写作很容易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可以消费作家的同情心，最后达到兜售人民群众廉价道德情怀的效果。
我没有说韩少功就是这种边缘写作的参与者，也没有说“边缘写作”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但是，说句实话，联系到韩少功先生的写作经历，我以为韩少功就是文学道路上的一个老牌“追风少年”。他喜欢有什么时髦就写什么作品，而他写作的老资历可以保证其切入任何题材都保持优美的身段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对今天的海南省文坛官员来说，这么说未免刻薄，但何尝不是真话？
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
八月的下午麦卡勒斯的孤独
麦卡勒斯作品整体出版，文学青年集体拾取遗失的阅读记忆
□记者曹雪萍
“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尘土白得耀眼，在头上，天空亮得像玻璃。”这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反复跳跃的句子。1967年8月的下午，她因脑部大出血，昏迷45天，饱受病痛折磨的她再也没有醒来，20世纪的美国失去了这位孤独的猎手。那一年，卡森·麦卡勒斯年仅50岁。
1979年8月的下午，正读高中的苏童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从中他读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
2005年8月的下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麦卡勒斯系列，等待了多年的内地读者终于又读到了专属麦卡勒斯的孤独，作家另一部小说《婚礼的成员》起笔风格依旧：“一切从弗兰淇十二岁的那个绿色、疯狂的夏季开始。”那些有着麦卡勒斯情结的文艺青年们开始在阅读中重温当年的记忆。
译介历程：几代人的偶像
麦卡勒斯情结最深的“麦迷”不是别人，是第一位将麦卡勒斯引入国人视野的翻译家李文俊。他向记者讲述了关于麦卡勒斯的往事：“1967年我时常在美国文学报刊上见到麦卡勒斯的名字，我去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借阅她的书，找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借书卡上只有一个名字，是钱钟书，我想，既然钱钟书借过这本书，一定有他借的理由。事后，我也问过钱钟书，他为何关注麦卡勒斯，他淡淡地提到‘她挺好的’。后来文革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搁浅了。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又开放了，我借出的第一本外文书就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又仔细读了一遍。还是想把它翻译了，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事实上，有麦卡勒斯情结的读者记忆犹新的阅读版本多源自李文俊的译本。
在回溯《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国内的出版历程时，李文俊说，译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外国文艺》的创刊号，当时文学青年读到的只有《世界文学》，大家也期待《外国文艺》的创刊。时隔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由冯亦代等翻译名家执笔，一人翻译一篇，在这本书里面，《伤心咖啡馆之歌》是最长的、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篇。
究竟麦卡勒斯的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