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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幺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灭佛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信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信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1节 隋灭南朝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300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
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在社会中层可能予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300年的分裂至此结束
南北朝末期，中国境内北周、突厥和陈三个政权并存。北周武帝死后，大权落入大臣杨坚之手。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迫年仅9岁的静帝让位，建立了隋朝，仍都长安。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杨坚在北周和北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加强君主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日益壮大。
突厥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乘北齐与北周争战不休，争相与其和亲之机，不断向南扩展和袭扰。隋朝建立后，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因而突厥统治者常常南下袭扰，威胁隋王朝统治。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地区，政治腐朽，赋税繁重，刑法苛暴，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陈王朝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隋军南下，但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之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地区均为隋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从当时总的情况来看，隋处于中原腹心地区，人口最多，经济文化较发达，军事实力也较强，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但杨坚夺取政权不久，内部不稳，外受突厥和陈的威胁。隋兵力虽众，却难以对付突厥轻骑的袭扰，水军一时也无力突破长江天险。因此，统一全国的进程，经过10余年的争战才最终实现。
杨坚夺取政权后，即有吞并江南之志。但因隋王朝新建，实力不强，又屡遭突厥南下袭击，便决定先巩固内部，充实国力，南下灭陈，然后北击突厥，统一天下。后因突厥举兵南下的规模越来越大，隋文帝被迫改变取南和北战略，并制定先北后南的方针。为此，先后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经济上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储粮备战。政治上强化中央统治机构和完善官制，废除一些酷刑峻法。同时采取对策，孤立分化突厥，不断派遣使者去陈朝，表面表示友好，实则探听虚实，使之松懈麻痹。军事上，改进北周以来的府兵制，集中兵权，加强军队训练，加固长城，训练水军。杨坚利用突厥内部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之机，政治上孤立分化与军事反击双管齐下，
迫使突厥先后称臣降附。然后全力谋划灭陈。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杨坚遂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部署进军。设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其具体部署是：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进屯汉口，杨素率舟师出永安（今四川奉节）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与杨素合兵，杨广出六合，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攻九江，青州总管燕荣率舟师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沿海南下入太湖，进攻吴县（今江苏苏州）。
前三路由杨俊指挥，为次要作战方向，目标指向武昌，阻止上游陈军向下游机动，以保障下游隋军夺取建康。后五路由杨广指挥，为主要作战方向，目标指向建康，其中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燕荣、王世积两军分别从东、西两翼配合，切断建康与外地联系，保障主力行动。隋军此次渡江正面东起沿海，西至巴蜀，横亘数千里，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为了达成渡江作战的突然性，隋在进军之前，扣留陈使，断绝往来，以保守军事机密。同时派出大批间谍潜入陈境，进行破坏、扰乱活动。
整个作战行动主要在长江上游和下游两个地段上同时展开。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杨俊率水陆军10余万进屯汉口，负责指挥上游隋军，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南岸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以控制长江上游。陈指挥长江上游诸军的周罗侯，起初未统一组织上游军队进行抵抗，听任各军自由行动。当看到形势不利时，又收缩兵力、防守江夏（今武昌），阻止杨俊军接应上游隋军。两军在此形成相持。杨素率水军沿三峡东下，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陈将戚欣利用狼尾滩（今宜昌西北）险峻地势，率水军据险固守。杨素于是利用夜暗不易被陈军窥察之机，率舰船数千艘顺流东下，遣步骑兵沿长江南北两岸夹江而进，刘仁恩部亦自北岸西进，袭占狼尾滩，俘虏陈全部守军。陈南康内史吕忠肃据守歧亭，（今湖北宜昌西北西陵峡口），以三条铁锁横江截遏上游隋军战船。杨素、刘仁恩率领一部登陆，配合水军进攻北岸陈军，经40余战，终于在次年正月击破陈军，毁掉铁锁，使战船得以顺利通过。此时，防守公安的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烧毁物资，率兵3万和楼船千艘东撤，援救建康，但被杨俊阻于汉口以西。周罗侯、陈慧纪也被牵制于江夏及汉口，无法东援建康。
在长江下游方面，当陆军进攻的消息传来，陈各地守军多次上报，均被朝廷掌管机密的施文庆、沉客卿扣压。隋军进至江边时，施文庆又以元会（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等地守备。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杨广进至六合南之桃叶山，乘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指挥诸军分路渡江：派行军总管宇文述率兵3万由桃叶山渡江夺占石头山（今江苏江宁县西北），贺若弼由广陵南渡占领京口，韩擒虎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陈军因元旦酒会，仍处醉乡之中，完全不能抵抗，韩部轻而易举袭占采石。正月初三，陈后主陈叔宝召集公卿讨论战守，次日下诏“亲御六师”，委派萧摩诃等督军迎战，施文庆为大监军。陈叔宝、施文庆不谙军事，将大军集结于都城，中派一部舟师于白下（今江苏南京城北），防御六合方面的隋军，另以一部兵力镇守南豫州（今安徽当涂），阻击采石韩擒虎部的进攻。隋军突破长江之后，迅速推进。贺若弼部于初六日占领京口后以一部进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牵制和阻击吴州的陈军，另以主力向建康前进。韩擒虎部于初七日占领姑孰（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陈沿江守军望风而降。正月初七日，贺若弼率精锐8000进屯钟山（今南京紫金山）以南的白土岗，韩擒虎部和由南陵（今安徽铜陵附近）渡江的总管杜彦部2万人在新林（今南京西南）会合，宇文述部3万进至白下，隋大军继续渡江跟进。至此，隋军先头部队完成了对建康的包围态势。建康地势虎踞龙盘，向称险要。此时，陈在建康附近的部队仍不下10万，陈叔宝弃险不守，把全部军队收缩在都城内外，又拒不采纳乘隋先头部队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之
对统一的检讨
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幺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它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这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即使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几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通三教的融汇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力，恐怕唐初的儒学统一不可能那洋快、那样彻底。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隋朝儒学则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2节 科举制度形成
在奴隶社会，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封建社会逐渐采取选拔官吏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地方政府进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标准全凭门第出身，于是名门望族子弟被选为上品作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随着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不断加强，人数不断增多，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地位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堵塞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道路。加上这种作法容易造成世家大族长期操纵地方政权，称霸一方的弊病，因而越来越不适应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
科举制度创立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科举，就是由封建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种作法，也叫“开科取士”。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力收归中央。规定各州每年以文章华美为标准选拔三人，荐给朝廷。后又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等以“志行修谨”（有才）、“清平干济”（有德）二科荐举人才。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创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作官，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开始。
创置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外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