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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租形成可分为粮庄和银庄两种。清初皇庄的经营普遍采用庄头监督下的 
  农奴劳动,这类农奴称作“壮丁”,壮丁来源是随军迁入的旧有奴隶和新投 
  充的汉族农民。皇庄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由官家提供,庄头负责监督生产和向 
  壮丁征收地租。顺治初,盛京皇庄每庄耕地120晌,纳粮360仓石,计每亩 
  纳粮为5斗,此外,还要上贡猪、禽、蛋、草。货币地租,顺治年间每亩缴 
  租银3—5分不等。此外,壮丁还须负担内务府指派的繁重徭役。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 
④ 李久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5 期。 
① 清杜臻: 《粤闽巡视纪略》。 
② 清陈鸿: 《清初蒲变小乘》。 
③ 清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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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庄,是宗室勋戚的庄田。由于庄田面积随所赐庄丁配给,故又称壮丁 
  地。王庄包括旧有封地和入关后所圈占的土地,主要分布在畿辅和奉天两省。 
  在畿辅,总田地面积约130余万亩,建庄2200余所。王庄的经营和皇庄相似。 
       八旗庄田,又称官员庄田,是八旗官员和部分上层“旗兵”所占有的土 
  地。它包括按品级爵秩授予的土地和入关后按“计丁授田”制(每名壮丁授 
  田30亩)分给的圈地。官员庄田上的壮丁来源,除旧有奴仆和投充者外,还 
  有皇帝赐给的战俘。壮丁须自备工具,耕种收获,几乎全归主人所有。 
       以上三种庄田为世袭田产,各级封建主享有免税特权。 
       屯田中的军屯,是一种以屯粮代饷,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措施,故被 
  视为“养兵裕国之本”。清初的军屯大致有三种情况:八旗兵和绿营兵军屯; 
  明降军军屯;漕运军军屯。顺治元年,对山东绿营兵屯田规定,每兵给田50 
  亩,轮班屯种,以达到逐步减饷目的。顺治二年,顺天府实行“计兵授田法”, 
  八旗守兵每兵给予可耕田10亩,牛具和种籽由官府提供,免征粮税。绿营兵 
  和八旗屯田不久即推行到云南、直隶、山东、江南、山西等省。明降军军屯 
  的做法是,顺治三年投降的明卫所军经改编后改称屯丁,全部拨往屯田。顺 
  治六年 (1649年),制定卫所屯田租例,水田苇地、果树菜畦,每亩概科1 
  斗,麦地6升,杂粮地4升5合。但从顺治七年起,又开始裁汰卫军,屯田 
  改归州县管辖,屯粮照民田起科。漕运军军屯相当于明代的“屯田济运”法。 
  一种是屯田由运丁自己耕种(或出佃收租),另一种是由不出运的屯丁耕种, 
  每亩出银5分给运丁。除以上三种军屯之外,属军屯范围的还有八旗子弟成 
  丁者的屯田,以及充军罪囚屯田等。 
       清代民屯,是指由政府直接派员主持的国家屯垦事业,它不同于一般农 
  民垦荒。顺治元年,各省设立了专理屯政的兴屯道厅,组织流民屯垦。屯民 
  一般由政府贷给屯本,也可自备屯本。据当时陕西西安和凤翔府规定,民屯 
   “每顷给牛具银五两,每亩谷种七合,计银一分四厘,每顷人工四名,给银 
              ① 
  八钱八分”。民屯租税采取分成制或定额制。顺治初年,直省屯田规定,“官 
  助牛、种者,所收籽粒三分取一;民自备者,当年十分取一,二、三年三分 
         ② 
  取一” 。采取定额制的,如山东规定:上地征谷1斗,中地谷7升,下地谷 
  5升。由于有些地区租税比民赋田高出一倍以上,顺治十年后,出现了屯户 
  逃亡,熟地又复抛荒现象。顺治末至康熙初,清政府撤销了兴屯道厅建置, 
  改由地方管理。从此,民屯田与民赋田的区别逐渐消失。 
       关于官田地中的旗地,是八旗兵丁按计丁授田制所分得的圈地,故亦称 
  份地。旗地和八旗庄田在圈地中所占比重最大,它们的总面积约为1400余万 
  亩。旗地虽然在经营上基本自由,但由于八旗军的兵马器械皆从份地摊派, 
  加之战事连绵和灾害,大部分人生活艰难,在顺治年间已开始出现了旗地抛 
  荒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采取了退地办法,对退出份地的贫困户酌 
  量给予钱粮月米补贴。 
       其他的牧地、学田、籍田数量不大。顺治六年(1649年)养马的马场地 
  有顺义、清河、漷县及沙河、芦沟桥5处,占荒地1468顷40亩。学田是历 
  朝都有的为供学内贫生学米而置备的田地。籍田即历史上所谓天子亲耕之 
  地,实际上是周围坛户耕种的田亩。这两项土地不过是历来统治者的点缀品。 
① 《清史稿》卷一二○。 
② 《清史稿》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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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民田大部为地主阶级所占有。明末在经过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地主 
  阶级,特别是缙绅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严重打击。但满清入主中原 
  后,封建的经济关系基本上仍保持下来。清政府对逃亡归来的地主实行保护 
  政策,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在地主的反攻倒算下,广大农民所瓜 
  占的土地,重又回到地主手中。这一时期,民间土地关系,除个别经营地主 
  外,大多数仍采取封建租佃制,以实物分成制为主。各地农民交纳的地租, 
  大致占农产收获的一半。定额制因土地肥瘠而有所不同,大致每亩1石较为 
  普遍。 
       民田的一小部分属于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清初自耕农的数量,由于垦 
  荒政策的推行而有所上升,其中也有一部分因地主死绝而自动转化为自耕 
  农。 
       顺治时期,清政府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扭转田赋收入锐减的局面,曾大 
  力鼓励垦荒。顺治六年的命令规定,“地方无主荒地,州县官给予印信执照, 
                            ①                                                      ② 
  开垦耕种,永准为业” 。对于有主荒地,“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 
  顺治八年(1651年)福临亲政后,对有主荒地又作了新的规定,如果原主不 
  开垦,地方官可另行招人耕种,给予印照,“永远承业”。顺治十四年,为 
  解除垦荒者后顾之忧,重申了这一规定,并将“永远承业”改为“永为己业” 
  ①。此外,为保证招民劝耕政策的推行,还实行了以垦荒多寡考核官员的制度。 
  由于措施得力,自顺治十年(1653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各地垦田 
  累计面积达14880769亩。其中尤以河南省垦田最多,顺治十五年河南“开垦 
                                                           ② 
  荒地共九万余顷,每岁约增赋银四十万八十余两”。与确认土地所有权相结 
  合的招民劝耕政策调动了农民垦种的积极性,自耕农数量相对增加,政府增 
  加田赋收入的目的也初步达到。 
       关于顺治时期的赋役制度,由于满清进入北京时,明代的赋役册籍大多 
  已经散失,只有万历年间的旧册还存在,于是就“稽核钱粮原额”并采用万 
  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来征收赋役,也就是把府州县一年中“夏税秋粮存留、起 
                                                                                      ③ 
  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 。 
  这种方法,在清初也是可行的,但按照万历年间的旧额(钱粮原额)来征收, 
  则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为明末清初田地抛荒、人丁逃亡的现象相当严重, 
  按旧额征收的结果,势必使现有农民分担“荒地之粮和亡丁之银”。所以在 
  顺治十一年后,重新编制了鱼鳞册 (丈量册)和黄册(户口簿),作为征收 
  田赋的根据。 
       在征收手续上,在每年开征的一个月之前,先发给纳粮民户“易知由单”, 
  即征收田赋的通知单。“由单”内列有该户丁、地等则和应纳税项等名目。 
  开征时,再发“二联印单”,作为缴纳钱粮的凭证。完粮后,将票截开,一 
  给民户,一存有司。顺治时期的田赋,除缴纳漕粮等粮食外,大部分征收银 
  钱。丁赋又称“丁徭银”,是实行一条鞭法后,由均徭和杂泛折色发展而来。 
  清初,人丁数定为5年一查,丁增,赋也随之增加。各地在征收丁徭银上科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三。 
② 《清朝通典》卷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③ 《清史稿》卷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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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差距很大,从每丁科1分5厘到1两不等。但总的来说,顺治八年后,由 
  于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所征田赋较明代天启、崇祯两朝 
  要轻。 
        ③康熙时期的土地和田赋制度。康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 
  级政治家。康熙亲政后,对前朝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与土地及田赋 
  有关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废除圈地令;实行“更名田”;完善垦荒政策; 
  废除迁海令,恢复迁海田界;蠲免田赋和改革赋役制等六项。 
        清初的圈地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顺治时期为了遏止投充者的逃 
  亡,“逃人法”(“逃人定例”)规定,投充旗下人民初逃者鞭一百,刺字, 
                                                                 ① 
  三逃者处死;窝逃者正法(后改为流徒),家产入官。这充分反映了在残酷 
  的剥削下农民逃亡现象愈来愈严重,法令愈来愈严酷的对抗局面。到顺治十 
  一年(1654年),“逃人多至数万”。直隶“每月所获不下百余起,应处死 
  流徒者约数百人”。而其经济后果必然是,“去一丁则荒一丁之地,遗一丁 
                                      ② 
  之差”,国库益亏,民生益蹙 。 
        康熙亲政后,首先翦除鳌拜贵族集团势力,扫除了政府施政的障碍。顺 
  治时,在圈地达到预定目的后,清政府曾下令停止圈地,由于内部贵族势力 
  的阻挠,命令贯彻不下去。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再次颁布废除圈地 
                                                 ① 
  令,“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 。同时要求该年新圈占的土地,一律 
  发还。在康熙的压力下,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圈地暴行终于结束。 
        清代土地制度中的“更名田”,是康熙亲政初期的一项大胆举措,它涉 
  及千万亩“藩产”土地的占有权问题。康熙初年,清政府对前明藩王遗留下 
  来的大批土地,包括已为农民瓜占部分,采取“荒熟田地,酌量变价”出卖 
                ② 
  的处理方法 。其实质就是要农民通过赎买获得所有权。这项规定,固然国家 
  能从中增加一笔收入,但对广大农民无异又是一次圈地。为安定社会秩序, 
  康熙八年对这一规定作了根本性改动,命令“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 
                                                                                            ③ 
  改为民产,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并“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 
  对于已出卖部分的处理办法是,“易价银两,有征收在库者,许抵次年正赋” 
  ④。于是,这部分官田地就无偿地成为原耕种人的土地。这对于满足广大农民 
  的土地要求和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无疑起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据统 
                                                                               ⑤ 
  计,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七省,共有田地166829顷21亩 。一项不动 
  声色的措施,所涉及的土地面积 (在不包括直隶省情况下),相当于声势浩 
  大的圈地面积的75%。 
        康熙在招民垦荒问题上,实行了较顺治更为宽松的政策。在顺治期间, 
  新垦土地一般都以3年起科。康熙十年(1671年)起,将免税期放宽到4年。 
  康熙十一年再放宽到6年。康熙十二年又再放宽到10年。直到康熙十八年 
    (1679年),才恢复和稳定在6年起科。其次,在招民垦荒上,向垦殖者提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 
② 直属总督李荫祖: 《奏议》卷二。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 
③ 《清通典》卷一。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三二。 
⑤ 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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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条件,“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 
               ① 
  修以官帑”,充分体恤到贫民的实际困难。同样,在保障新垦田地的所有权 
  方面,作了比顺治更为明确的规定,“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 
                                                                                      ② 
  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并“给予印信,永准为业”。这 
  样,就打破了地方势力对荒地的垄断,保护了流民移民的垦荒积极性。当时, 
  在政府新政策的鼓励下,单是湖广去四川的移民就有数十万人,以至有“湖 
  广填四川”之说。到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山东耕地较顺治末 (1661 
  年)增加了183932顷。同期,山西增加 37350顷,河南增加 188703顷,直 
  隶增加86662顷。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原“三藩”统治地区四川、广 
  西、云南、贵州,经过30余年开发,出现了“峪崎山区之地,已无弃土”的 
  局面。康熙五十三年康熙自己也说:“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③ 
    。 
        同时,康熙在开发边疆上也显示出远大的政治眼光。康熙时期,清政府 
  派专员去新疆北路、西路主持军屯事业,或“令人耕种,给予口粮、牛、种” 
  ④。新疆大规模的军垦历史就是从康熙开始的。此外,在黑龙江南北,由当地 
  驻军,包括八旗和汉军,建立起江东64屯。在统一后的台湾宝岛上,组织数 
  十万汉人去山后开垦,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四十九年 (1710年), 
  台湾新增垦田10774甲(每甲约合11。3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正式废 
  除了迁海令,允许沿海居民回乡复业,给还原产。当时福建福州四府“陆续 
  呈报归业丁口四万八百有另,承垦田地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二顷有零”。广东 
  广州七府,“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有零,承垦田地一万一百四十六顷有零” 
  ①。同时政府给归来的贫民以牛、种等资助。 
        以康熙十年(1671年)为基准,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全国耕地面 
  积从545917018亩增加到了735645059亩,即增加了35%。在50年内,这 
  样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同一时期,人丁增长率为30%。而再从同期田赋增长 
                                                                                ② 
  率来看,征银(两)增长11%,征米、麦、豆(石),增长11%。从以上 
  数字来看,农民的生活要比过去安定。 
        蠲免赋税工作是康熙时期较为突出的仁政之一。在康熙亲政后,简化和 
  完善了田赋征收手续。但他更重视的是实质性的稳定农民生活和生产环境。 
  根据各种来源的史料,可以认为康熙的蠲租措施,确实有其“民为邦本”的 
  认识基础。 
        各代各朝的封建统治者都有蠲免之举,唯康熙朝最为主动。史载,“数 
  十年来,除水旱灾害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第通蠲一年,屡经举行, 
  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