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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控制，议会通过“泡沫法案”（乔治一世6年法令第18章）。“法案”
原是在南海公司的鼓动下，政府对未经特许的公司的禁止。但事实证明，这
些动向提醒了投资者，成了“南海泡沫”事件的引爆线。当股票价格刚一跌
落，投资者就象几个月前抢购股票的那样，迫不及待地争先抛售股票。9月1
日，南海公司的股价指数为775点，到了10月14日，下跌到170点。与此
同时，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也从9月1日的227点，下跌到10月14日的135
点，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从345点下跌到145点，非洲公司的股票从130点下
跌到40点。南海泡沫与同时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事件构成了近代金融史上的
所谓泡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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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
（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法国的封建领地，自12世纪后开始瓦解。在14、15世纪，农奴制已基
本废除（邻近德意志边境的东部地区，直到1789年革命前夕，估计尚有150
万“死手”制农奴，但依附形式已趋缓和）。16世纪时，由于价格上涨和宗
教战争，领主的权利日见衰弱，实际上已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大多数领
主所保有的土地面积已经缩小许多。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事实上已有权任
意使用土地。在这之前一直受领主严格控制的土地，从此可以买卖瓜分，这
就使得法国的小农所有制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到了17世纪，领主又图谋扩
张地产，以紧急需要为由，没收以前归农民占有的土地，另一方面，利用村
社居民的欠债，强行征用村社三分之一的地产 （“三分制”名称源于此）。
然而不管怎样，法国领主保有地的扩张，并未直接损及小农的地产，而且也
无法阻止土地关系朝着租佃制的发展。
17—18世纪，法国农村主要存在下述两种形式的租佃制：有期租佃和交
谷租佃。有期租佃，农具与牲畜均由耕种农田并向地主交纳现金或实物地租
的农民自己解决。交谷租佃也就是分益耕种制，地主提供部分牲畜与农具，
收取一部分作物作为租金，通常地主所得部分，占产量的1/4到1/2不等。
农田有期租种制，在耕田肥沃地区尤为常见，如在塞纳河中游，而分益制往
往与法国比较贫瘠的地区有关。
法国农民除交纳地租外，还须承受各种封建义务和苛重的国家赋税。封
建义务主要有徭役和教会的“什一税”。路易十五时期，已实行征调农民修
建道路、营房等无偿劳役，而且往往对同一个人不断征调，违者课以罚金。
教会什一税实际是第一等级僧侣加于广大农民的重轭。大革命前法国僧侣约
12万人，占全国人口0。5％，占有全国地产10％，地产年收入为8000万至1
亿里弗尔，而什一税收入达12000万里弗尔。国家赋税包括人头税、军役税
等直接税以及盐税、酒税、烟草税等间接税。18世纪直接税增加了约一倍，
间接税增加了两倍。除了制度环境，由于法国农业大量保留中世纪特征而造
成收益递减，也是农村贫困的原因之一。直到18世纪中叶，大多数地区依旧
沿用陈旧的三圃制。法国16世纪上半叶小麦的总收获率是6。8，18世纪上半
叶小麦总收获率是5。8，这期间收获率下降了17％（从收获率中扣除1单位
粮种后计算）。
在上述情况下，许多农民遇到歉收年景，就不得不举债，忍受高利贷盘
剥，直至以土地抵债。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在法国农业总人口2200万人中，
赤贫农民几乎占 10％。当时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在法国农村进行考察后认
为，无须什么大预言家即可看到法国革命已迫在眉睫。
（2）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法国专制王朝的财政危机，是革命的直接导火线，而 1789年前数年中的
歉收和饥馑，使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面临土地问题的考验。
法国路易十六期间 （1774—1792），国债增加了三倍，历年短绌之数都
靠借债维持。到1789年时，债务约达50亿里弗尔，单是债务费就要占岁入
的65％，显然，这样的财政已不是传统的方法所能支撑。虽然说，整个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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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压在农民和小市民身上，但对国家濒临破产的恐惧，也震撼着第三等级
上层商业和金融资本家。在1789年最初几个星期，在市民阶级领导下，非特
权者反对等级制特权的阵线已经形成，参加这一阵线的还有许多明智的贵
族。当时，国民议会为了能合法地干预封建制，他们需要农民暴动，1789年
夏农民暴动汇入了“大恐怖”的洪流。在7月14日革命风暴过后，掌握政权
的资产阶级必须迅速对农民土地要求作出反应，而由于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存
在不同的政治倾向，土地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经过大致可分为下
述三个时期。
①君主立宪派当政时期 （1789年7月—1792年8月）
1789年8月4日—11日，制宪会议就农民问题提出了讨论。8月4日晚，
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8月4日法令”，原则上确定“完全彻底摧毁封
建制”。但这里所指的仅仅是非独立的农民的人身权利，不是指封建财产，
因制宪会议仍然认为封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接着通过的几项决议中，涉
及废除任何形式的隶属性、领主裁判权、什一税、无偿的狩猎权等。此外，
还宣布农民对领主的土地义务可用赎买方式废除，但法令既不规定赎金率，
也不建立用于此目的的信贷机构。国王对废除封建权利的反抗，直到巴黎发
生新一次暴动才告停息。农民也反抗这个法令，因为它规定农民对地主的封
建义务要通过赎偿才能废除。于是，进攻地主庄园和焚烧地契的新浪潮遍及
全国。尽管如此，制宪会议坚持保护财产。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
权宣言”。“宣言”不仅取消等级制，规定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原则，还确
定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11月2日，法令宣布全部教会财产为国家所有，
随即将此项财产加以拍卖。教会财产归还世俗，是18世纪大力进行的反教会
宣传的结果。
1790年，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迫于农民起义的压力，于3月15
日颁布法令，废除领主根据“三分制”原则强占村社土地的权利。然而，对
于已占有的土地归还问题，法令只字未提。1790年5月，规定了农民免除实
物贡赋的赎金率，其条件十分苛刻，赎金相当于20年的贡赋，并须一次付清。
此外，法令还要求严格征收一切未赎免的封建贡赋。同月15日，又规定将教
会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付款期限可延长至12年。但不久，6月的法令又重新
规定土地必须连片出售，付款期限缩短至4个月。农民对君主立宪派的土地
政策深为不满。事实上，到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封建的土地关系原封未动，
农民的起义也一直没有停息。
②共和派吉伦特党专政时期 （1792年8月—1793年5月）。
1792年8月10日法国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当政的吉伦特党成立了共和
国。吉伦特党人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更关心的是将原先由贵族和
教会垄断的土地转变为城乡资产阶级所有。因此，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是
不彻底的。1792年8月20日的法令，先是规定主要贡赋可以逐渐赎免，后
来改为如领主不能证明这种贡赋是由协议产生，农民可以不用赎免而取消这
种贡赋。由于领主不可能提出这种证据，因而实际上使农民摆脱了这种封建
义务。关于农民要求土地的问题，则仍未解决。1792年8月25日的法令规
定，村社公有土地在农村全体公民间分配。但因为农村中有外来移民，结果
引起原有居民与移民间的纷争，所以村社土地的分配被搁置起来；另一方面，
法令规定给有占有权者颁发文书证明，如地主能证明他在最近40年内一直占
有该土地，则仍归其所有，这样就创造了一个不利于地主的法权状况。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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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府没收的教会与流亡地主的土地，开始时吉伦特党不愿将大片土地分
成小块出售，9月2日法令里准许将士地分成小块出售，但须用现金在短期
内付清，甚至以拍卖方式将土地售与愿出高价者。因此，很多土地被地产投
机商和农业资本家购去。
③雅各宾派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1793年5月31日
至6月2日，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因其俱乐部设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
用革命手段结束了吉伦特党的统治。在雅各宾派专政的短短一年内，制订与
颁布了一系列革命立法，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
1793年6月3日的第一个法令，规定将没收的逃亡地主的土地分成小块
出售，地价分10年摊付，给予立即付清者以优惠。当时激进派会议迫切需要
农民子弟参军，6月10日颁布的第二个法令最终解决了前政权遗留的问题。
法令规定，凡村社内一切闲置的土地以及在最近200年内被领主夺去的一切
公有地，包括牧场与森林，全部还给当地农民，按人口进行分配，不计性别
和年龄。于是，几十万无地农民便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1973年7月17日
颁布第三个法令，除了规定的纯地租外，无偿取消一切封建义务，并要求封
建文契的持有人在三个月内将文契交出焚毁。1793年9月13日的法令又规
定，在没有公社土地可分的地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购买流亡者的土地，
地价每阿尔邦 （合0。3公顷）500里弗尔，分20年交付，不计利息。 1794
年5月18日的命令重申，取消一切封建性的租佃关系，有违反规定者，处以
5年徒刑。
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满足了法国农民的土地要求。现在有的史
学家以资产阶级局限性来评论雅各宾派的土地改革还不够彻底，甚至对1793
年6月24日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妄加指谪，这只
能是对读者的误导。
（3）资产阶级革命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于17世纪得到巩固与发展，是当时欧洲君主专制政
体的伟大典范。路易十四时期是法国专制王朝的鼎盛时期。17世纪下半叶，
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柯尔贝尔在任财政大臣的22年间（1661—1683），对法国
的经济采取突出的国家干预政策。
法国在柯尔贝尔时代对手工业的干预，有其自己的历史背景。法国不存
在象英国、荷兰那样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工业。法国如果要调整
贸易平衡，不想从英国和荷兰人手中购进产品，就必须创建自己的工场手工
业体系。然而，法国的私人资本家，更愿意充当国家债权人和包税人，或通
过法国特殊的鬻官制度以享受免税权 （事实上，法国议会的全部议员都是走
的这条道路），而不愿把资本用于从事经营活动。柯尔贝尔唯一的办法就是
采用国家直接投资，同时以种种立法来保护和促进工业的发展。在这期间，
国家创办了上百个皇家手工工场。1667年实施了新的高税率关税保护政策。
1673年，通过路易十四的敕令，制定了关于工场手工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方
针，将行会制度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置的控制系
统，虽然并未剥夺行会对产品的展销和质量的检查权，但却使这种检查受到
严格的监视。例如，纺织品若达不到规定的经纱数及一定的长度和宽度或重
量，就要被公开焚毁。在柯尔贝尔时代，普通纺织品至少需经6道检查。
在柯尔贝尔及其继承者的大力扶植下，至 17世纪末，法国已有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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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手工工场。法国的毛织品生产，从普罗旺斯到里尔，几乎遍及全国。丝织
业同样在法国扎下了根，里昂的高档产品受到全欧洲的欢迎。在柯尔贝尔时
代，法国丝绸商向西班牙出售了价值200万里弗尔的丝绸。北方各省的麻织
业，可以出口至西班牙、英国，甚至通过皇家非洲公司远销到几内亚沿海。
17世纪80年代，法国亚麻布的船运量每年达75000船次。17世纪后期，平
板玻璃新工艺的引入，标志着与传统生产组织形式的一次大决裂。采用了新
技术的皇家平板玻璃公司，几乎从创建之日起就已经是一个大工厂，它雇用
了几百名工人，并且拥有一套昂贵的生产设备。
此外，还出现了五光十色的时尚工业，如巴黎的时装、香水，哥白林的
双面挂毯，塞夫雷的瓷器，以及镜子、花边、假发等等。按柯尔贝尔的话说，
“时尚工业之于法国，犹若金矿之于西班牙”。
18世纪时，最初在柯尔贝尔监护下由国家资助创办的阿尔维尔的范·洛
贝毛织工场，成了皇家手工工场的典型。工场雇有数千名男女工人，其中大
部分人集中在工场车间，且居住在工场大楼，一部分织机连同操作工人分散
在城内各工房里，每处有1—30架织机，由工头监视。至于雇用50—100工
人的手工工场，已比比皆是。革命前夕，全法国已有手工工场514家，法国
在时装业、家具业、烈性酒和葡萄酒酿造业等方面，在欧洲始终保持着领先
地位，当时法国外贸总额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18世纪末期，法国直接仿效英国的榜样，积极部署工业化。1787年新建
的克罗索冶金公司拥有四个大熔炉和两个大铸铁厂。法国最大的一家昂赞煤
矿公司，1789年已拥有4000名工人和12台蒸汽机。在纺织业中，尽管英国
有禁止机器出口的禁令，但通过走私，在棉织业中还是拥有约900台英国机
器。法国工业化的起步，由于爆发了革命而告中断。
（4）大革命时期的工业政策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工业经济看不到有什么进步。在 1789年的第
一次冲击之后，所有工业产品和销售，都大幅度下降。在之后的1790—1791
年阶段，出现了复苏迹象。当时从英国输入许多纺机，于是法国开始仿造。
同时蒸汽机也能自己制造，有一家工厂生产出了40台。但不久由于战争向上
发展而告停止。棉花已不再进口，一切硬币被用来购买必要的战争物资。大
规模的募兵，征用了大量劳动力。往日畅销的时装和奢侈品生产，陷于停滞。
男女爱国者的衣著尽量简朴，成为新的时尚。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工业的兴
起。整个法国成了不可想象的战争工场。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的突破，为扫除日后可能阻碍工业化
发展的各种障碍，创造了条件。1790年政府颁布了国内商品自由贸易的法
令：在取消旧省、建立新省的基础上，宣布废止过去严重束缚国内市场的地
方关卡厘金和过境费。在柯尔贝尔时期，虽然曾将所谓的五大农业区的各省
联成一个统一的关税区，但却未能在这个区的内部取消作为既得权利的封建
税站，更谈不上废除其他省的内部税卡。1791年颁布了取缔行会的法令，并
公开宣布任何人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柯尔贝尔及其继承者，只是将行
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行会作为自治机构并没有被取缔。事实表明，柯尔贝
尔制定的监督条例，就象行东之间的嫉妒心一样，同样是手工业技术进步的
羁绊。当1786年英法贸易协定打开边界时，法国的工场手工业抵挡不了英国
的竞争。另外，在革命政府执政早期，为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的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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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制作为度量衡标准，把货币改为十进位制，为发明和革新者制订了专利
制度，同时创办了一家矿业学院和一家工业学校，以训练政府工程人员。
在法国革命时期，工业处于一种准军事经济体制状况，一些与政治家经
常保持密切关系和受到政府庇护的大宗商品采购者、投机商和军需品供应
人，成了当时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资产阶
级接受了许多老资产阶级的成员，但更多的是把他们挤垮。后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