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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本身的倾覆，似乎也是间接由于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如果意大利的海军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那就不但足以维持它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优势，而且它的势力可以不断扩大、加强，一方面还可以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进展，防止它在海上的劫掠，同时关于好望角绕道与葡萄牙进行竞争也并不困难。
但实际的演变绝对不是这样，威尼斯只顾保全自己，结果自己也不能保全，它受到了它兄弟之邦以及邻近的欧洲强国的攻击，终于崩溃。
如果意大利的陆军力量能够有组织地联合起来，要保卫它自己的独立，反抗强邻的侵略，并不是件难事。它于1526年实际上也曾组成这样的联盟，但只是情势确已危急时一种临时的防御措置。这个联盟的领导人物以及各成员之间总是貌合神离，甚至互相倾轧；就是由于这一点，使米兰终于被征服，托斯卡那共和国终于瓦解。意大利工商业的崩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威尼斯不论在它的早期或晚期，总是想单独地自成一国。当它只是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着交道时，它要通过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保持它工商业的优势，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一朝出现在政治舞台以后，情势就立即非常明显，威尼斯这时显得仅仅是一个城市，它的贵族政治不过是地方性的。固然它征服了几个岛，甚至也征服了几处辽阔地区，但它只是把它们作为征服区域来治理的，因此（根据一切历史纪录证明）每次的征服，不但没有能增强，反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当此时期，这个共和国所赖以壮大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意志已经逐渐消失。威尼斯所以能达到富强，是爱国、英勇的贵族政治的成就，这种贵族政治是由发奋有为、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产生的；只有在民主精神的自由的支持下，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政治的爱国心、智慧与勇敢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富强局势才能存续并加强。但是贵族政治后来逐渐蜕化为专横的寡头政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受到了摧残，随着这种情势的演变，富强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但是它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曾这样说：“一个不能自主的国家所求的是，保持它所已有的而不是争取它所未有的；相反地，一个自主的国家则志在于继续争取而不是保持现状。”这句话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任何人如果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结果他必将后悔莫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任何国家如果不求进取，它的地位必将逐渐降落，终至覆亡。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没有。当与东印度群岛通商的新路线发现以后，威尼斯人在那个地区的商业可能要受到排挤，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点直到有了实际经验方才感觉，事前竟从未想到。世界上别的国家所已经看到的，他们非但没有看到，还不能相信；当新路线已经发现，情势已经有了变化，他们已受到了损害时，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图参加新路线，设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坚持旧的通商路线。这时要在竞争中争取胜利，只有以果敢、进取的精神来巧妙地适应新形势，而他们却想使用一些小小的阴谋说许来维持现局。当他们最后眼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已经丧失，眼看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自己的口岸而流到了加第斯和里斯本时，他们就象那些傻子、那些败家子一样，想乞助于炼金术。
当这个共和国成长和发展时期，在“功勋录”（theGoldenBook）上获得题名，就被认为是在工商业或在军事、民政方面努力有卓越成就的一种表扬。当时这种荣誉对外国人也是开放的；由佛罗伦萨移入的最出众的制绸者也茉获题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自从认为荣誉与国家公务是贵族阶级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不再启用。后来人们认为对于衰弱、穷蹇的贵族政治有给与新生命力的必要，这个记录簿又重新开放。但是在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已不是象以前那样的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是财富与高贵门第。结果获得题名这件事的荣誉性渐渐丧失，不再受人重视，以致整整经织了一个世纪，在记录簿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新题名。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检查一下这个共和国和它工商业衰亡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衰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昧、顽固和儒弱以及陷于奴隶地位的人民的漠不关心，置身事外。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发现，威尼斯工商业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运的。
威尼斯衰亡原因与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国如出一辙，不外是国家统一观念的缺乏、国外强邻的优势、国内教门的统治以及在欧洲更加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勃然兴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不难一眼看破，现代工商业国家的商业政策不过是威尼斯政策的依样葫芦，只是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即扩大为全国性的）而已。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在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所保护的总是本国的船舶、本国的工业，所防御的总是外国的船舶、外国的工业；从外国输入原料，以制成品输出国外，总是一个妥善的政策；这些，在那末早的时期就已经奉为对外贸易的准则了。
近来有人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原则辩护，认为威尼斯衰亡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保护政策。这个说法所含的真理很少而错误却很大。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考察一下威尼斯历史，当可看出，就它的情形来说，正与后来范回较大的国家情形相同，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对于这个共和国在成立的初期是有利的；它要从仅仅是一个农村的地位上升到商业强国，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路线走呢？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仍然对它有利，因为它由此可以取得工商优势。但是当它的工业力量已经有了发展，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时，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不利了，因为由此使它与一切别的国家的竞争处于隔离状态，这就要发生懈怠情绪。所以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设不是保护政策的采用，而是当采用的理由已成过去以后，对这个政策仍然坚持不舍。
因此，上述为自由贸易作辩护的论据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没有考虑到世袭君主制各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是一些地区和岛屿的统治者，但它一直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当它上升到工业强国的地位时，还是同别的意大利城市在进行着竞争；只要具有统一力量的、完整的国家还没有对它展开竞争，它的禁制性商业政策就是绝对有利的。但是一旦情势有了变化，这些大国同它展开了竞争以后，这时它除了使它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首脑，使它的商业体系囊括整个意大利国家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持它的优势地位。从来就没有一种商业政策能使一个单独的城市对许多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商业优势的。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就这一例证可据以反对今天的商业保护政策这一点而言）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恰恰就是这一点———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还有，任何国家，借助于保护政策，据有了工商优势，达到了这个地位以后，就能够有利地恢复自由贸易政策。
关于上述论争以及牵涉到国际贸易自由这一问题的一切其他讨论，往往会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许多错误论点发生的根源，这就是对于“自由”这一名词的误会。当我们谈到贸易自由时，我们心目中的自由是与我们谈到宗教自由或内政自由时一样的。因此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们就感到特别需要维护一切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成为一个通俗名词，而对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不加必要的区别了。然而事实上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这一点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当有所说明。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说得很对，“商业在自由国家里所受到的限制最大，而在专制政体下所受到的限制则最小。”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章 汉撒商人
当经营工商业的意志和自由精神在意大利已经有了充分发展，已经越织了阿尔卑斯山脉，弥漫于日耳曼，设在北海沿岸一带树立起了新的基础时，意大利各城市最伟大的解放者亨利一世就开始发动建立新城市，一方面扩大古罗马属地旧址和他直辖领土中原有的那些旧城市。
亨利一世和他的后继者，正同后来的法国和英国国王一样，都把城市看作是能抵消贵族政治的势力的最强大的力量，是国家最大的财源，是国防的新基地。这些城市，由于与意大利各城市有商业关系，由于对意大利生产事业的竞争以及它们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制度，因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久就实现了高度繁荣与文化。和平相处的同胞生活形成了在艺术上、工业上的进取精神，也产生了在财富上、事业上争取成就、出人头地的热烈愿望。物质财富的增进，反织来又激起了在提高文化、改善政治状况上的努力。
北日耳曼沿海城市是强盛的，具有朝气勃勃的自由精神，欣欣向荣的生产事业，但不免要受到由陆上与海上来的盗贼的袭击，因此感到有进一步相互团结以谋共同防御的必要。1241年，汉堡和律贝克（Lubeck）两个城市就在这样目标下缔结了同盟关系，以后参与这个同盟的陆续增加，到了那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所有沿波罗的海与北海，也就是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以及来因河一带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已加入（当时加入这个同盟的共有八十五个城市）。这个联合机构取名“汉撒”（Hansa），在低地德语中，它的舍意就是联合。
汉撒同盟成立以后，人们很快就看到由此形成的团结力量对个人事业会带来多大的利益，因此立即制定了一个商业政策，从而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他们并认识到任何强大力量要想创立并保持广大的海外贸易，必须具有保卫这个贸易的手段，于是创立了强大海军；他们又进一步认识到，任何国家海军力量的强弱程度是按照它的商船与渔业规模的大小为比例的，这就促使他们制定了一个法令，凡是属于汉撒同盟的货物应严格限制用汉撒船舶装运，并建立了大规模的海上渔业。汉撒同盟的航海法以威尼斯的先例为蓝本，而英国的航海条例却是从汉撒同盟那里学来的。
英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只是对先行于它的那些海上优势掌握者的一种模仿。然而当英国长期议会制定航海条例时，却认为是一个创举。亚当·斯密在他对这个条例的评论中，关于类似的限制在当时的几世纪以前在不同场合已试行过多次这一点，似乎并无所知，或者是避而不谈的。英国议会曾于1461年提出该项建议，被亨利六世拒绝，随后詹姆士一世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又被议会拒绝；实际上在这两个建议很久以前（在1381年）理查德二世就曾施行过这类限制措施，不过施行以后不久即告失效，渐成陈迹。显然，那时这个国家关于这类法令的执行，时机还没有成熟。有些国家自己感到极宜于发展工商业，在这方面前途大有可为，以这类国家而言，航海法令缔同有关保护本国生产事业的别的措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美国，远在它完全获得独立以前，就因詹姆士·麦狄孙的建议，对外国船舶运输实行限制政策，由此取得的效果（在下面的一章里将提到），决不亚于英国在一百五十年前在同样政策下所取得的效果。
北欧各国对于与汉撒商人发生贸易关系时所获得的利益，具有深刻印象。通过这类贸易活动，不但使它们本地区内剩余产品获得了出路，不但可以用来换取比它们本国所产的好得多的制成品，而且通过进出口税收，还可以使国库充裕；它们的人民原来是偏于怠惰、放荡的，由此学会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因此当汉撒商人在它们的国土上设立国外商业代理处时，它们就认为是好运临头，尽量给与各种方便和利益、竭力表示欢迎。英国国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英国的商业（休谟说）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的手里，亨利三世特为这些东方人设立了一个机构，给以特别待遇，所有别的外商须受到的限制以及应纳的进口税，他们一概免除。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商业还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从爱德华二世起，汉撒商人就在“天秤商人”（MerchantsoftheSteelyyard）的称号下垄断了这个王国的全部对外贸易。他们经营商业时完全使用他们自己的商船，因此那时英国的航运业陷于极度衰落状态。
有些德国的也就是来自科隆的商人。与英国有了长期商业关系以后，终于在125O年接受了英王的邀请，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国外商业代理处，定名为“天秤”（TheSteelyard）。这个机构名盛一时，最初在促进英国文化与生产事业方面具有极大势力，但是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从它成立起直到最后解散止计三百七十五年的过程中，充满了热烈的、历久不衰的冲突和斗争。
英国从前与汉撒同盟之间的关系，正与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输出的是羊毛、锡、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换来的是制成品。汉撒商人将从英国和北欧各国取得的原料品运到他们在布鲁日的机构（成立于1252年），在那里用来交换比利时产的织物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来自意大利的东方产品和制成品，然后再把它们运回沿北海各国。
1272年，汉撒商人在俄国的诸夫戈罗德设立了第三个代理处，在这里他们所取得的是毛皮、亚麻、大麻和其他原料、换出的是制成品。同年又在挪威的卑尔根设立了第四个代理处，主要从事于渔业以及鲸油和渔产品贸易。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是：国家如果还处于未开化状态，就可以从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就可以为它的猎场、牧场、森林及农业中的产物，总之所有各种原料品，谋得出路，就可以换得更好的衣着材料、机器、各种用具以及贵金属——主要的流通媒介。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头时对于自由贸易总是拥护的。但是经验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些国家，当它们在文化上、生产事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对于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就不怎样看得上眼了，最后就认为这是在它们继续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英国与汉撒商人的商业关系情况就是这样的。当汉撒商人的代理处“天秤”建立还不满一百年的时候，爱德华三世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只是输出羊毛、输入毛织品，应该可以干些比这个更加有用、更加有利的事。于是他积极鼓励法兰德斯的织工到英国来工作，给予他们一切便利和权益；一等到前来工作的这种识工为数相当多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道命令，禁止服用任何用外国材料制成的衣着。
这位国王这一措施是英明的，而别的有关国家的统治者这时所施行的政策却愚昧到万分，从而对于这一英明措施起了协助作用——象这样暗相凑合的事例在商业史上并不是不常见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早期的统治者用尽了心机，竭力发展他们本国的工业，使之日益昌盛，而后继的统治者的举动却适得其反，他们百般地使工商阶级不能安居乐业，从而促使他们向国外迁移。
1413年英国毛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使休谟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外国商人极端猜忌，对于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种种限制，例如，对于他们由出售输入品所得的货价，规定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产品。”
在爱德华四世治下，对外国商人的疾视更变本加厉，外国毛织物，还有许多别的商品，都绝对禁止输入。
虽然这位国王后来不得不允许汉撒商人的要求，取消了这个禁令，恢复了他们的原有特权，但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