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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在纯农业国家大城市仍然可以存在，在这些城市里虽然也有许多富户，也有许多种行业，但是对于国家文化、自由和生产力的影响极为微弱，其间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们，势必与他们的顾客抱着共同的见解；他们的地位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主和公务人员的家仆。这些城市的生活往往极度奢侈浪费，而处于城市四郊的居民则情况相反，处处见到的是贫困、器量狭小和奴隶性。工业应当独立成长，完全不依靠坐食租息者和公务人员，应当为广大农民或出口贸易服务，在工业品制造方面应当大量消费本国农民的产品；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工业，对于公共制度的改进，对于一国的文化和自由，才会有良好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工业，实力越是强大，则由上述那类消费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力量以及坐食租息者与公务人员，就越会被吸引到它自己的身边，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向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改进。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设想。假定有一个大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有着无数的工业者，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的，而且是很富裕的，商人在利害关系上，在地位上，同他们站在一起，地租收入者自己感到不能不博得社会的尊敬，公务人员是受舆论约束的，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们为大众服务，他们也是靠了这一点而生活的，大众的精神和物质资产就在这样一个狭窄地区内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事业进行时的分工法则以及力量的联合，使这类资产结合得更加密切。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假使有任何改进，在公共制度以及社会与经济状况上有任何进步，或者假使有任何退化现象，在公共利益方面有任何损害，就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觉察；还有，大众既然集居在一个地点，他们对于共同的目标和规章就会怎样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类目的上就会有怎样庞大的资产在当地集中起来；最后，象这样一个进步的、强有力的、爱自由的社会，与国内其他情况相类的社会的关系又会怎样地密切。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切都加以适当的思考，就不难深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论它的总数怎样庞大，对维持和改进公共福利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方面比起来只是极其微细的，而城市全部力量所依靠的（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它的工业以及与工业相辅相依的农业的发展。
城市对国家的政治和市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势力，这一点绝不是对乡村居民不利，恰恰相反，后者由此所得的利益是无可计量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它们感到，提高农民地位，使他们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是它们的职责所在；因为乡村人民所能享受的这类精神和社会利益的数量越大，他们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料的数量也越大，向城市购买工业品的数量也就越大，结果就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乡村的活动力、文化、自由和良好制度是由城市而未的，城市也只有使乡村人民共享福利，它所享有的自由和良好制度才能获得保证。农业以前所供养的是地主和他们的仆从，现在则在为国家提供捍卫国家自由的最富有独立精神的坚强的保卫者。在土地耕种事业中，现在任何阶级都能改善它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一个农场主，农场主可以成为地主。工业所创建的资本和运输设备，现在处处使农业获得发展的机会。奴隶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律和规章都绝迹了。地主所有的那些森林，原来只供行猎之用，现在可以向他提供百倍于以前的收入。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劳动中获得的一些菲薄的产品，只能使他们勉强维持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的唯一娱乐是畜养犬马和打猎，对于这类娱乐如有任何干犯，就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认为是有损地主尊严的一种罪行，现在在自由劳动下产量有了提高，他们的地租收入也有了增长，他们一年中已经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城市里作寓公。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了戏剧和音乐的陶冶，有了观摩艺术和读书的机会，风度变得温文儒雅起来，同那些艺术家、学者们有了接触以后，也懂得了智慧和才能的可贵。他们原来只是一些喜欢打猎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优雅人士。在勤劳的社会中人人在争取改进自己的地位，这种情况激起了他们的进取精神。他们这个时候所追逐的是新知识和新思想，已不是深林密菁中的鹿和兔了。他们回到乡村以后，对于中小农场主起了值得仿效的示范作用，他们所获得的是对方的尊敬，不再是对方的诅咒了。
工业和农业越是向前发展，人类意志就越加不受拘束，就越能使宽容忍让的精神占上风，使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势力在内心代替天良的强制。哪里有工业，哪里就会使人们的胸襟宽大，使牧师转变成为人民教师，转变成为学者。民族语言与文学修养，艺术的创造，内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国家所以能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国外贸易，所以能扩大航运业，建立海军，所以能利用剩余人口，在开辟殖民地以后，进一步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充分广大、肥沃的土地，工业和农业有全面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与一个纯农业国家相比，可以养活一倍或两倍于后者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后者，这是可以由统计证明的。由此可见，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现在这个时代，在战争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着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人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贫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完全矢忠祖国还是部分意存反侧，能够召集的兵士是多还是少——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值得重视了。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十八章 工业与国家的自然生产力
人类与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自然力量以达到预定目标，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也就越加扩大。
就处于个人周围的那些自然富源来说，一个打猎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千分之一，一个牧羊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海洋，国外的风土和地区，对他来说，或者是全无关系，或者充其量也只能给予极少的享受、帮助或鼓励作用。
就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的民族来说，对于现存的天然富源，大部分还任其废置，没有加以利用，人们的活动力仍然以最靠近的环境为限。现存的或可以取得的水力和风力大部分没有加以利用；各种矿产应当怎样加以利用，在工业者是知道得极清楚的，却让它们呆在那里，原封不动；各种燃料（例如泥炭）则被浪费，或仅认为是耕作中的障碍；石料、沙土、石灰这类物质极少用作建筑材料；河流本来是应当用作人们的交通工具的，应当用来使附近土地变成良田的，却任其泛澄，成为祸试；温暖的气候和海洋对农业国家所提供的产品只是寥寥无几。
农业国家在生产中所格外倚重的那个自然力量、即自然的地力，当农业没有能得到工业的支持时，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利用程度也是很低的。
农业国家的每个地区必须生产它所需要使用的那么多的产物、因为它既不能将剩余部分的产物大量销售给别的地区，也不能向别的地区取给它所需要的部分。某一地区也许土质极好，宜于生产油料、染料和饲料植物，然而它还是不得不被用来培植林木，供作燃料，因为组过漫长的崎岖道路向遥远山区取给燃料，代价太大。有些地区也许宜于种植水果和蔬菜，如果将土地作这样利用，就可以多得两三倍的收入，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来种植谷物和饲料。有些人如果专门从事于家畜的繁殖，对他们来说就最为有利，但是在繁殖以后不能不兼顾到饲养；相反地，在专门从事饲养最为有利的那些人方面，也不能不兼顾到家畜的繁殖。如果能利用石膏、石灰、灰泥岩等无机肥料，或用泥炭、煤等等来代替木柴，并开辟林地，加以垦殖，那就会滋生多大的利益；但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缺乏运输设备，这类物产就无法在有利情况下运赴较远地区。如果能建设大规模水利事业，山区原野就不难变成良田，那就可以获得多么丰富的收入；但是在农业国家只能听任河流去冲刷沃土，利源变成了灾害。
农业国家建成了工业以后，就可以改进路政，修筑铁路，开凿运河，使河道得以通航，轮运航线得以成立。有了这样的设施，不但农业剩余产品可以转化为生利的机器，不但被机器工作所吸收的那些人的劳动力有了使用机会，不但使农民从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琼中可以获得比前多得无可计量的收入，而且一切矿产、一切金属，以前是呆藏在地下的，现在都有了用途，受到了重视。有许多商品，如盐、煤、石料、石板、大埋石、石膏、石灰、木材、树皮等等，以前运销范围不出数里，现在却可以分配到全国各地。因此象这类物品，以前是无价值的，现在在国家产品统计中却占到了重要地位，还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全部农业产值。就拿瀑布来说，现在即使一立方尺的水流也不放过，也要叫它尽些力量；即使是在一个工业国的最偏僻地区，以前简直没有人能想出办法来加以利用的木材和燃料，现在也成了有价值的商品。
由于工业的建设，对于许多种类的食品和原料有了需要，某些地区从事于生产这些食品或原料时，要比专门从事于生产谷物——那是原始农业国的通常主要产物——有利得多。牛乳、牛油和肉类的需要增长以后，就提高了现有牧场的价值，从而引起了对休耕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水果和蔬莱的需要增长以后，就会使原来的荒芜农地变成菜圃和果园。
农业国家越是在自然条件上宜于经营工业，它的土地越是适宜于生产和开采工业所格外需要的原料和天然力量，那么，安于现状，不加利用，它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在山岳地带和一般不十分适宜于耕种的多山地区，却富有水力、矿产、木料、石料等工业所需要的资源，那里的农民是可以生产工业所格外需要的那些产品的，对这类地区来说，如果没有工业，则所受到的损失最大。
处于温带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总是宜于发展工业的。温和的气候足以促进力量的发挥和发展，远不是热带气候可比。一年中的严寒季节，在短视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在自然条件上的一个不利因素，实际上它对于积极奋斗、事先准备、艰苦节约等习惯的养成，是最有力的促进者。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他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不但不能从地上获得任何果实，而且必须为他自己和他的牲畜的生存准备好充饥与御寒的东西，以防寒冷气候的袭击时，就势必格外克勤克俭；他的情况，与一个处于热带的人，只须注意到不受雨淋，而丰富的果实终年不断，俯拾即是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勤劳、节约、有步骤、有准备，这些最初都是事势的必要所引起的，以后由于习惯，由于不断的锻炼，就成为经常存在的品质。道德与勤奋节约，不道德与怠惰侈靡，两者总是各自并行不悖的；前者是力量的根源，后者是衰弱的起因。
因此处于温带的农业国家自暴自弃，对于最富饶的那部分自然资源没有加以利用。
流行学派谈到气候对财富的生产所发生的影响时，没有把农业和工业分别开来看待，因此在保护制度的优点和缺点这个问题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处虽已大致提到，但这里仍然不能省略，须加以彻底揭露。
这个学派为了要说明使同一地区的生产色色具备这一办法的愚蠢，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使我们为了要酿制葡萄酒而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温室里培养葡萄，试问这样做是否合理？当然，用这样的办法来制酒并不是做不到的，不过这种酒比英格兰和苏格竺用工业品可以换取得到的酒，质量要低得多，代价要高得多。有些人对事物的本质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作深刻钻研的，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一针见血的论据，这个学派之所以深得人心，大部分原因就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在法国种葡萄的，制造丝稠的，在美国种棉花的以及棉花商人，对此说总是深表同情的。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即可看出，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商业往来的限制，对农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是同它对工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商业限制对农业发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假定法国拒绝德国家畜或谷物进口，这一措施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首先德国就不能再买法国的酒。法国由于商业关系在这一点上的破坏，酒类出口减少以后，它就不得不按照这个减额比例缩减葡萄的种植，把原来最宜于种植葡萄的一部分土地，用于利益较差的用途。原来专力从事于种植葡萄的人将相应地减少，因此本国衣产品的需要也将减少，减少的部分就是原来专门种植葡萄而现在不能继绩种植的那部分人原来所消费的。酒类的生产情况如此，油类的情况也势必相类。法国拒绝了德国畜产以后，保护了家畜饲养这个行业，但这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用人为方法勉强促成的，因此经营这一事业的那些地区对于这一事业或者并不适宜；这一点说明法国在农业的一个方面纵有所得，而在农业的其他各方面所失将远不止此，假使我们单纯认为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同它对立的德国是农业国，并且假定德国对法国这一政策不采取相类行为作报复，那么情况的演变就到此为止。但是假使德国由于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相类的限制措施，假使我们认为法国也并不是一个纯农业国，同时还是一个工业国，那么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就似乎还不止如上述的那样。德国在报复态度下这时对法国将不仅提高酒类进口税，对法国所有产品，凡是德国能自己生产，或并非必不可少，或能够向别处购得的，也将采取相类措施；而且将更进一步，对于它目前不能在特别有利情况下自己来生产、但是可以向法国以外的别处购得的那些工业品，也将限制由法国输入。这时法国由于实行那些限制办法，使它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看来将一倍或两倍于所得。显然，法国在葡萄种植事业、在橄榄种植事业以及在工业中所雇用的人数，只能以由它自己生产或从国外取得的生活资料和原料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人数为限。但是我们已组看到，限制输入并没有能使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只是使生产从一个场合移转到了另一个场合。假使法国允许自由交换产品，则产品和原料的输入，因此也就是酒类、油类和工业品的外销，将不断增加，结果在葡萄与橄榄的种植事业中、在工业中雇用的人数也将增加；随着贸易的进展，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和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品的需求，也将增长。工农业方面的人口有了这样的增加以后，对于那些不容易由国外输入，生来只能由本国农民供应的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将引起增势；因此本国农民所获得的利益比以前将大大增加。在自由交换下，对那些与法国土质特别适宜的农产品的需求将增长，它的增势将大大超过在限制政策下以人为方法生产产品时的增势。一个农民如有所得时是不会使别一个农民有所失的，这时国内整个农业将有所得，而工业所得的还更多。由此可见，在限制政策下国内农业并不会有所进展而只是受到限制；而且，原来可以由于国内农业的增长以及国外粮食与原料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那个工业力量，将被消灭得无影无踪。限制政策所能造成的只是一个地区的价格上涨，别一地区的农民却受到牺牲，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整个生产力也受到了牺牲。
对农产品交换作这样的限制是不利的这一点，就英国的情形来说，比法国更为显著。毫无疑问，谷物法的施行，使一部分硗薄土地也获得了开垦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这些土地是不是就不会被开垦，却是一个问题。英国输入羊毛、木材、家畜和谷物越多，售出的工业品就越多，能够在英国生存的工人也越多，工人阶极的生活也就越加提高。英国的工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