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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卡里亚的见解充满了重农学派的荒谬论点。这位作家谈分工原则或在亚当·斯密之前，或与他同时，这一论点也许是他发现的，也许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来的；他比亚当·斯密更进一步，不但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各个工厂工作的划分，而且指出，由于社会成员之间职业的划分，公共福利有了进展。同时他也与重衣学派一样，毫不犹豫，认为工业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
那位法理学大家菲兰哲里的见解可以说是最狭窄的。他也受到了荒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认为英国实行保护政策，只是使非法贸易沾了光，削弱了它自己的商业。
威利是一个有实地经验的政治家，因此不会错误到那样大的程度。他认为有保护国内贸易、抵制国外竞争的必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只有强大、统一的国家才能采用这一点他却并没有或没有能看到。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九章 工业主义（流行学派误称“重商主义”）
在世袭君主政体以及国民力量集中的情况下导致了各民族的团结，由此大国蔚起；当这个时期，商业与航运，从而财富与海军力，象我们以前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大部分集中在由城市组成的共和邦或这些共和邦的联盟。这些大国的制度越是发展，就越加清楚地感到，必须把这些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根源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来。
大国的君主们深信，要使这些力量和财富的根源得以发荣滋长，只有在城市自治自由下才能实现，他们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给城市以自由行动权，鼓励建立行会，认为这类设施都足以与封建贵族的势力相对抗，而这些贵族是一直在企图独立，一直与国家统一的宗旨不相容的。但是靠了这样的权宜手段要使政策方针得以贯彻执行，看来还是不够的，其间有种种原因。首先，个人在自由城市与共和邦所享受的全部利益，比君主政府在它们自己的自治城市所能提供或愿意提供的全部利益要大得多；其次，要使一个一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自由竞争中，安然地排除在工商业及航运业方面占有优势已历数世纪之久的那些国家，这件事不但非常困难，简直不可能；最后，在这些大君主国内的封建制度，对国内农业的发展，从而对国内工业的发展，起着阻挠作用。因此这些大君主国，出于势所必然，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方针，对外国工业品输入及外国的商业与航运，竭力主张加以限制，对本国的工商业及航运业的发展则加以赞助。
这些国家的岁入原来以对输出的原料课税为主，此时则以对输入的工业品课税为主。这一政策所提供的利益，使文化比较高度发展的城市与地区的工商业者及海员受到了鼓励，就带着他们的资本迁居到这些大君主国，从而也激起了后者原有居民的企业精神。于是随着国民工业的增长，国民自由也获得了增长。这时封建责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感到对从事于工商业及农业的人们有表示让步的必要；由此更加推进了本国的农业与工商业，这些国家财富的要素彼此之间又互相发生着有利影响。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实行这样的制度，加上宗教改革的有利影响，英国在生产力、自由和权力方面有了怎样的累世不绝的长足进步。我们曾经谈到，这样的制度曾使法国在一个时期获得相当成就，但未能有始有终，只是由于封建制度以及教会与专制君主制度还没有获得改革。我们也已说明，波兰终于一蹶不振，只是由于选举君主的制度没有充分的势力与稳定性，足以促成强有力的城市自治制度，使封建贵族获得改进。施行了这样的政策以后，原来的工商业城市以及大都处于城市政治势力以外的农业地区改变了面貌，代之而兴的是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本质上完全无缺的国家，是一个协调的、紧凑的整体，这里一方面把原来存在的君主、封建贵族与民众之间的分歧转化为和谐一致，另一方面在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与相互有利作用。这样一个国家比原来存在的组织不知要完善到多少倍。这是因为城市自治共和邦的工业原仅局促于狭小范围内，而现在却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全国；因为全国的现有资源，现在都可以供工业支配；因为在工业的不同部门以及在农业中的分工与生产力联合的有效性比以前提高了无数倍；因为从事于农业的各个等级的人在政治上、商业上都与工商业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之间保持了永久的协调；因为工业与商业之间的交互作用得以牢固存在，永久不变；最后，还因为由工商业而来的在文化方面的一切利益，农民也可以共享，并不例外。一个农工商业都发达的国家就象是一个势力扩展到全国的城市，或者象一个提高到城市地位的乡区。在这样的一个统一国家范围内，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势所必然的是，在同等比例上，精神力量将日益发展，政治制度将更加完善，在国家的岁入方面、军事力量以及人口方面，将不断增长。所以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首先使农工商业获得充分发展的那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在世界各国中已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谓工业主义，原来并没有书面上的明确定义，也不是作家们设想出来的一套理论，只是在事实上执行着的，这种情况直到斯图尔特的时候为止；斯图尔特的学说大部分是从英国的实际情况推演而来的，正同舍拉的学说是从威尼斯的情况推演而来的一样。但斯图尔特的论著并不能算是科学作品。这本书大部分是专论货币、银行、纸币流通、商业恐慌、贸易平衡以及人口问题的，直到现在还可以使我们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写得十分无条理、欠明朗，同一概念往往反复说上十遍。关于经济学中的其他问题，有些只是极浮泛地提了一提，有一些简直完全略而不谈。例如关于生产力问题和价格原理问题，都没有彻底讨论。在作者心目中的。处处只是英国的经验和情况。总之，在这本书里所始终注意的，只是英国实况与科尔伯特政略的是非得失。工业主义与后来的一些学说体系相比，其长处是：1．它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工业的价值，认识到工业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合糊地表明它在这方面的认识。
2．它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在大体上应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
3．它是以“国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把国家看做各个实体，处处所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
另一方面，工业主义也存在着以下儿个缺点：1。它对于国家工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及使这个原则能够付诸实施的一些情况，一般缺乏认识。
2．由此将使处于不适宜于发展工业的那些地带的人民以及小型的与未开化的国家和民族发生误解，以为也可以采行保护制度。
3．它总是企图把保护制度应用到农业、尤其是原料生产的方面，它不懂得对原料生产采取保护措施是对农业有害的，而农业本身是天然有充分保护的，是不怕国外竞争的。
4。它企图用限制原料输出的办法来过甚地爱护工业，这样做是有损于农业的。
5．它并不向已经占有工商业优势地位的国家指出，象这样的国家应当容许在本国市场范围以内的自由竞争，从而防止它自己的工业家和商人流于怠惰。
6。当它一昧地追求政治目标时，忽视了一切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忽视了全人类的目标；因此会导使国家趋人歧途，以致使它们当实行保护办法已经足够应付时会采取禁止制度，或者当征收温和的保护性进口税比较适合目的时会征收实际上帝有禁止性的进口税。
7．最后，主要由于它完全忽视了世界主义原则，因此就没有能认识到，作为一切国家的努力方向，应当争取逐步接近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共同联合，是持久和平的树立与普通的贸易自由。
但是后来的一些学派对于工业主义作了错误的责难，认为它只是把贵金属作为财富的唯一要素，其实贵金属也不过是一种商品，与其他一切有价值商品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认为这个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对别的国家应尽可能地多卖出，尽可能地少买进。
关于上述指责，并不能获得事实上的印证；不论就科尔伯特或就英国从乔治一世以来政府的施政方针来说，都不能说它们对于贵金属输入这一点的重视是超出了合理程度的。
它们商业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其问不免发生许多错误，但整个说来是有重大成就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国自从1703年订立麦修恩条约以后，每年曾以大量贵金属运往东印度群岛，并没有认为这样的输出是有害的。
乔治一世的朝臣，当1721年禁止印度棉织品与丝织品输入时，并没有把一个国家应当尽量向国外多卖出少买进作为采取这一步骤的一个理由。这种荒谬说法是随后的学派硬加在工业主义头上的。当时那些朝臣们所主张的只是这样，认为一个国家显然只有靠了输出自己的工业品，一方面从国外输入原料与生活必需品，才能达到富强。英国在国家政策上就遵守了这个准则，一直到今天，由此达到了富强地位；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在农业上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这实在是一个唯一正确的准则。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章 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
假使科尔伯特的伟大事业能够让它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假使南特敕令的撤销，路易十四的酷慕虚荣，好大喜功，及其后代的骄奢淫逸，没有把科尔伯特所播下的种子在萌芽时就加以摧残，结果在法国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工商事业；假使侥幸得很，法国教会的巨大财产竟转让给了大众；假使由于这样的演变，产生了强有力的议会下院，靠了它的势力使封建贵族获得了改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就绝对不会出现所谓重农主义。这一学派显然是起源于法国的当时情况，也只能与那时的情况相适应。
当这一学派创始的时候，法国的地产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贵族的手里。耕地农民则呻吟憔悴在农奴境地与人身压迫之下，他们陷入了迷信、愚昧、怠惰与贫困的深渊中。那些掌握着生产手段的地主们，只是镇日游手好闲，度着逍遥佚宕的生活，他们对农民生活既漠不关心，对农业也毫无兴趣。真正的耕地农民，对于农业改进，既没有精神手段，也没有物质手段。专制君主对农业生产者的无餍之求，封建势力在这方面的压迫变本加厉，使农民对教士与贵族享有的免税权益，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在这样情况下，那些主要行业，即所依靠的是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费力的那些行业，就无法支持；只有从事于生产供特权阶极使用的奢侈品的那些行业，还能努力争取发展。物质生产者对于热带地区产品既没有大量消费能力，又无法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来偿付，因此国外贸易的发展有了限制；而国内贸易也在省际关税的压迫下奄奄不振。
在这样情况下，这就难怪当时一些有思虑的人对当前普通存在的困苦艰难的原因作了研究以后，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认为只要农业没有能从束缚中获得解放，有土地有资本的人对农业全无兴趣，农民依然陷于人身依附的境地，陷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租税依然不能减经，不能由各阶级公平负担，国内关税限制依然存在，国外贸易不能发展，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就谈不到国家福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所谓有思虑的人，有些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内的宠幸，有些是贵族和教士的心腹或知交，他们对于专制势力或贵族和教士是不能、也不会公开反抗的。他们要传布自己的见解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把他们的改革计划隐藏在一种奥妙的学理之下，表面上不露痕迹，这正同早期以及晚期都曾试行过的、把政治与宗教改革思想潜伏在哲学理论内容中的做法一样。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哲学家，眼见法国陷入了完全混乱状态，就想在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广泛范围内求得安慰，这种情形，就象一户的家长，当他看到家庭四分五裂，无可奈何时，只好从酒乡中寻求一时的享乐一样；现在重农主义者也是学的这个样，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可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他们抓住了这一点真理以后，就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这样的标准，然后又从中发现了土地的“净收入”这一论点，作为他们早已胸有成竹的那些思想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学说体系的基本准则：“只有土地能产生净收人，因此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根源。”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无限奇妙的结论——首先封建制度必须铲除，必要时土地占有也不例外；然后，土地既为一切财富的根源，一切租税就应当从这里征收；然后贵族与教会享有的免税特权必须取消；最后必须把工业者看成是不生产的阶级，它不应当负担纳税义务，可是也不应当受到国家保护，因此关税就必须取消。
总之，他们事前已经有了绝大真理横梗在心头，决定要加以证明，因此就不惜用最荒谬的论点来设法证明他们的那些绝大真理。
关于国家，以及与其他各国相处关系中国家的特殊环境与情况这类问题，可以不必再加考虑，因为这在百科全书里就已经说清楚，它说，“个人福利是以全人类福利为转移的。”因此这里关于国家、战争以及国外商业政策这些问题，就一概不必再加考虑，历史和经验尽可置之度外，或任意加以曲解。
然而这一学说体系有一绝大长处，它在表面上为地主打算，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与工业者的享有特权，而在实际上彼它一拳打中的却是地主的特有权益：法国农民遭到了苦难，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科尔伯特不得不代人受过——尽管人人都晓得，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后，法国才第一次有了大工业，而且就是头脑最迟纯的也懂得，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的主要手段。这些思想家对于南特敕令的废除、路易十四无目的、无理由的战争、路易十五的胡乱花费等等因素，都一概置之不问。
魁奈对于人们反驳他的各点，在他的书里逐条叙入，并逐条作了答复。在他书里出现的、假定为反对者嘴里说出来的那些道理，都是那样的健全正确，而他反驳时提出来的论点却是那样的荒谬绝伦，使人看了简直惊奇之至。尽管如此，由于他的理论的趋向与法国当时的情况相符合，是同那一个世纪流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沆瀣一气的，因此得到了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人们的赞许，认为是智慧的化身。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十一章 交换价值理论
（流行学派误称“工业主义”）——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学说，关于国家及国际情况的方面，只是重农主义的延续。这一学说与重农学派一样，并不顾到国家的本质，几乎要把政治和国家力量这些因素完全丢开；它事先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与世界联合的局面，它低估了国家工业力量以及如何取得这种力量的手段的价值，主张贸易绝对自由。
他陷入了这样的根本错误，在这一点上同在他以前的重农主义者情形完全一样，就是说，他将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作为一个准则，对于这一准则的赞许是从常识的要求出发的，并不是彻底研究了历史对这一观念支持到如何程度以后形成的。
那位为亚当·斯密作传记的能手杜加尔德·斯图尔特告诉我们，斯密在他的著作1776年出版的二十一年以前，即1755年，就已首先有了贸易普遍自由的想法，他在那一年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如下的发言：“人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和阴谋家利用作政治活动的材料。这些阴说家在对人事的处理中，搅乱了自然状态，其实人们对于造化只应当听其自然，让它自由行动，从而完成它的目标。要使一个国家从野蛮阶段的深渊中上升到最高度富裕，所需要的只是和平、适度的税收与完善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