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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建设公路与运河，以改进国内运输。这些措施使农业获得了甚至比工业更大的利益，因为消费者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接触很便利，而且运输的代价低廉。他又降低了对地产的直接税，减轻了以前征税时在手续上的那种严厉苛刻的程度，平衡了租税负担，最后还实行了降低利率的办法，这样就使农业方面获得了更大利益。他只是当谷物供应不足、价格高涨时，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对于国外贸易的推广与渔业的发展特别重视。他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重新建立了商业关系，扩大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开辟了对北欧的贸易。他对于行政的一切部门采行了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并使之在工作上秩序井然。他死的时候，法国制造毛织品的纺织机已经有五万架，每年丝织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国家的岁人已增加了二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繁盛的渔业，大量的商船，一支强大的海军。
隔了一个世纪以后，有些经济学家对科尔伯特严厉地加以责难，认为这位政治家急于促进工业利益而以农业利益为牺牲。这样的责难是过当的，只是说明了这些作家自己对工业的本质并没有充分了解。
但是，科尔伯特即使对原料出口反对作定期性的阻止，被认为在这一点上措施失当，然而由于对国内工业发展的鼓励，他却使人们大大地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要，使农业获得了十倍于上述损失的补偿。如果说他对工业规定了一套新的措施，以命令强制实行，违背时即加惩罚，因而认为他违反了政治家的开明风度，那么要晓得，这样的措施是适应时机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也还是最有利、最适当的，那个时候人民处于长期专制统治下，意志消沉，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使对于有进步意义的革新也抱着反对态度，科尔伯特所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民。
有人说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使法国丧失了一大部分的国内工业，这只有对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废除后的极度悲惨后果完全视若无睹的那个学派，才能把这个罪过加在科尔伯特身上。在他死后的三年间，由于上述敕令废除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法国最勤奋、最干练、事业上最成功的五十万居民被迫离开祖国。这些人流到了瑞士，流到了德国的每一个新教区、特别是普鲁士，还流到了荷兰和英国，他们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户，把他们的事业和资本带了过去，这就使他们的祖国受到了双重损害。这样就由于法皇一个姘妇的阴谋毒计，在三年之中，毁灭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丰功伟绩，使法国再度陷于那种奄无生气的情况；而英国则在宪法的庇护下，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激起了全国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伊丽莎白和她的上一代开始的那些建设事业一直在稳步进行，中间从未停顿，而且热情越来越高。
法国由于长期的政治腐败，它的工业与财政状况毫无起色，与英国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恰恰成一鲜明对比，因此在大革命将发生以前，引起了法国政治家们的仿效心。他们被那些经济学家不切实际的理论所蛊惑，与科尔伯特的政策方针相反，希望建立自由贸易，以此为补救办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英国对于这个建议当然极度欢迎，要它对法国来一个麦修恩条约的翻版，它又何乐而不为，于是成立了1786年的伊甸条约，这个条约所造成的不利于法国的毁灭性结果，与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丝毫没有两样。
英国人是习惯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饮料的，因此对法国酒的消费量并没有增加到原来所想望的程度。这时更加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在英国行销的只是一些时兴货和小工艺品等杂货，这些货物的总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国所提供的却都是主要必需品，总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国工业家在价格、质量以及赊销条件各方面所提供的，处处胜过法国的工业家。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竞争以后，法国工业家已濒于破产之境，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于是法国人想赶紧止注这种恶化现象的演进，取消了这个条约。结果所获得的只是这样一个教训：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可以在几年之间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英国的竞争在法国已经引起了对英国货的爱好，习惯既已养成就很难铲除，结果是发生了广泛的、长期继续的走私买卖，一时不容易扑灭。而在条约废止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重温旧好，却并没有什么困难。
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不断的战争，对法国工业繁荣当然不会有利，况且在这个时期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贸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业，只是由于对本国市场的得以独占，由于封建束缚势力的消除，在帝国时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国内的一切国家，情况也是这样。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他说过，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这位伟大的天才，以前并没研究过这些学说。却能明智地了解工业力量的性质与重要性，不能不叫人惊叹不置。他没有研究那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仑说过：“以前对于财产只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现在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财产，这就是工业。”拿破仑看到了，并且在这里清楚他说明了他同时代经济学家所没有看到或者没有明白表达的一个事实，即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工业与农业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比较一个单纯的农业国家，在完善程度上，在富力上，不知要超过多少倍。拿破仑树立了并促进了法国的工业教育，提高了国家的信用，采用了许多新发明与改进的操作方法，改善了国内交通运输设备，这些都不必细说，因为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不过有一点在这里似乎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是，现代一些理论家对于这位非常高明的、煊赫一世的统治者作出了有偏见的、不公平的评价。
拿破命时代过去以后，英国竞争势力，原来其活动只限于走私买卖的，这时在欧洲和美洲却又站稳了脚步。这时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英国人反对保护政策、拥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论调，这些讲究实际的岛民以前是把这一原则看成不可实行的幻想的。但是任何观察者，如果不存私见、有相当鉴别力的话，当可很容易地看出，在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并不存在丝毫博爱主义的感情动机。只有当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促进英国商品运销欧美大陆的便利时，他们才用得着世界主义论据；一等到问题转向到谷物的自由输入，或者牵涉到外国商品是否允许在英国市场与它本国工业进行竞争时，他们所援引的就完全是另一套原则。据说不幸的是英国所奉行的一种政策虽与自然原则相违背，但存在已久，已经以人力造成了一种形势，如果加以突然的干预，就不免会发生危险，发生不幸的后果。因此非经过十分谨慎周详的考虑，不可轻于尝试。这是英国的不幸，并不是它的过失。欧美大陆各国毫无拘束，因此可以充分自由地、及时地来共享自由贸易之福；据说这是它们的佳运，是应当格外感到心满意足的。
在法国，它的旧王室在英国保护下或至少在英国金钱势力下重新登上了王位，但上述自由贸易的论据却没有能够长期流行。英国的自由贸易使法国在大陆封锁制度下壮大起来的工业受到了重大破坏，因此不久法国就采用了禁止制度，以图挽救。根据杜潘的纪录，从1815到1827年间，法国工业的生产力增长了一倍。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七章 德国人
在叙述汉撒同盟那一章里，我们谈到了德国怎样由于广泛的商业活动，在次序上仅后于意大利，而远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就繁盛了起来，我们现在必须先把它最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情况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后接着叙述它的工业历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猎用的。那时的农业还处于原始状态，极为简陋，这项工作是丢给奴隶和妇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务是战争与打猎；这就是德国贵族身分的发端。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德国贵族所坚守的就是这种制度，压制衣夫，反对工业；至于他们既处于领主地位，这两项事业的发展必然能使他们获得利益这一点，他们却茫无所知。
的确，德国贵族对于行猎活动这种相沿已久的传统的爱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们久已在犁头上、织机上发了财，但是对于那个祖传的工作还是念念不忘，在议院中还梦想保留狩猎事业与狩猎规则，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好象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间，可以用于园艺、植林及科学耕作，也可以供作野猪与鹿兔的驰逐之场。
德国的城市与寺院对于邻近地区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虽未可忽视，但它的耕作事业则长期停滞在未开化状态。
这时在古罗马属地，在尘世与宗教首脑人物驻在地区，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他们势力范围、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渔业集中、水陆交通便利的所在，兴起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于对当地需要的供应以及国外运输业务的经营而获得发展的。那个时候要使国内工业获得广泛发展，要使它能够支持出口贸易，只有从大规模发展养羊与植麻事业着手。但是大规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发展农业，而从事于大规模养羊则必须具有防御狼群与盗贼的保卫设备。当时在各个诸侯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对备城市不断发生着争斗，在这样情况下，安全的环境就无法实现。牧场上的牲畜总是盗劫的主要目标；而贵族们为了爱好野猎，谨慎地保留着大片的森林地带，这样对于野兽的为患就谈不到彻底扫除。豢养的牲畜既少得可怜，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没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面资本和自由两个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面则对于农业的发展全无兴趣，这样就必然使农村以及城市的发展停留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将这些情况作了适当考虑，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完全相反情况下的法兰德斯与布拉奔能够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实现了那样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可是虽然障碍重重，沿波罗的海与北海的德国城市，由于渔业、航运业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终于获得了发展；在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则由于意大利、希腊及陆上运输业的影响而有了发展；在来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则靠了从事于葡萄种植与酒类贸易而有了发展，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纪时路政不修，陆上交通困难，加以普通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此现在还更为重要，这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志各城市联盟，如汉撒、来因、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联盟，各有不同的特点。
这些联盟组织由于普通贯串着一种少壮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强盛了一个时期，但它们所普遍缺乏的是内部的安全保障，是团结一致的原则和力量。由于贵族所有地的存在，由于乡村间存在着的农奴制，这些城市是互相分离的，它们的联盟迟早会垮台的，因为这时农业人口逐渐增加，境况也比较富裕（通过当地统治者的势力，他们彼此之间原来存在着团结的关系）。这些城市如果在农业发展上企图有所迎展，则首先必须设法与农业阶级或贵族阶级相结合，使之成为联盟组织中的成员，否则将自取灭亡。但是它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觉才能与知识。它们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们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这些联盟组织中只有两个，瑞士联邦与七省联盟，的确实现了这种结合，这也并不是由于深谋远虑的结果，而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当时环境也有利于这样的措施，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联盟就得继续存在。瑞士联邦不过是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是由居于这一地带的自由人民结合在一起而建立起来的。
其余的德国城市联盟都已没落，这是由于它们藐视乡村人民，荒谬地认为市民身分高于农民，以此自傲，看到农民处于屈从地位反而沾沾自喜，并不想从事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使城乡获得共同发展。
这些城市只有靠了世袭王室的威权才能达到统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操于各诸侯之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独断统治避免受到约束，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级位较次的贵族处于服从地位，因此他们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个世袭帝国的成立。
因此德国的国上都坚持着罗马帝国的观念。皇帝只有居于军队首领的地位时才能算是统治者，只有在进行战争时才能使那些诸侯以及城市处于他们的旗帜之下。所以在德国受到国王的保护的公民自由，在意大利就受到国王的敌视与摧残。
但是对罗马几次的远征，不但越来越削弱了德国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国范围以内，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原来是可望建成一个统一政权的，但是霍亨斯陶棻王室倾覆以后，统一政权的核心也就随之化为齎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来是既贫且弱的，它看到国家无法获得巩固，就从事于利用国民精神以降服异族，由此得以在德意志帝国东南境建成了一个巩固的世袭君主政体，后来勃兰登堡的侯爵们在东北境也仿效了这个办法。这样就在东南和东北以对异族的统治为基础，建成了世袭王位的独立国，一方面在国境的西隅成立了两个共和国，它们与祖国越来越貌合神离，在国家内部也一直在闹着不团结，实力日益消耗，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美洲大陆与通往印度新航线的相继发现等等，使德国的厄运达于极度。
上文所说的这些智力上、社会与经济上的变革，造成了德意志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各诸侯之间、各城市之间、甚至各个城市的各行会之间以及各个等级的分子之间的倾轧分裂。全国的活动力这时所倾注的并不是工农商业或航运业的发展，也不是殖民地的开拓或国内制度的改善，实际对于任何实质上的改进都全不在意。人们所争论不休的只是在于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的问题。
这时汉撒同盟与威尼斯正趋于衰落，德国的大宗贸易，以及在南北各城市的权力与自由，也就跟着一蹶不振。
于是发生了三十年战争，各地区、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躏。荷兰与瑞士都退出了，而国内膏腴之区则被法国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等，曾经在力量上超过一切选侯辖区，现在由于常备军的存在而陷于完全无能的地位。
在变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权能够比较地巩固，各城市能够比较地团结一致，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全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权力和自由，那么在德国工农商业的发展方面将获得如何不同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有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硬要我们把国家的物质福利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生产，与上述的一些观察相对照时即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实在是不切实际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德国采用了罗马法，对德国来说，再没有比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个人的法律地位与关系发生了莫可言状的混乱，而这一点还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劣后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种阶级，这些人是学者，也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语言，在在与民众不同，他们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无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们否认一切人类正确知识的价值，处处对公开的事理故神其说，所倚恃的是独断权力，这是一种最卑鄙的仗势行为，他们就在这样的权力下过生活，到处所宣扬、所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