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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
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
，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
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
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
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
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
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
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
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
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
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
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
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
，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
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
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
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
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
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
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
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
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
），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
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
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
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
，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
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
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
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
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
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
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
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
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
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
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
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而这事
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
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
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
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
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
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
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
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恶敌的
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差
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
，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
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来和我国
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
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
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一概由这
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
处置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
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
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
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
；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的领袖，
以为地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成统一的妯
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
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辙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
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
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们的危难，而
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
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
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
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
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
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
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
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
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
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
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那的人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
泥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
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
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
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能
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
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
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
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题了。
第四章：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