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的职业可以使我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忙碌；然而 ，我们所制造出来且使我们如此着迷的种种东西，却正好引起了毁灭与不幸。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将一切事物和职业变成忌妒、痛苦和仇恨的工具。
只有工作而不了解自己，会导致挫折，以及因为挫折，而借着各种有害的活动以逃避的种种方式。只有技术而没有了解，会导致仇恨与残暴——这些我们却用听来悦耳的言词加以掩饰。如果技术与效率的结果是自相毁灭，那么强调它们又有何价值呢？我们的技术进步是神奇的，然而它只增强了我们互相毁灭的能力，而在世界各处，却存在着饥饿与贫穷。我们并不和平、快乐。
一旦“功能”凌驾一切，生活便变得沉闷、无聊，成为一种机械似的、贫乏的例行公事，使我们逃入各色各样的娱乐消遣中。聚集知识与发展能力——这是我们所谓的教育——使我们无法获得充实的完整生活与行动。由于我们不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所以便紧紧抓住能力和效率——它们也就变得如此地重要了。然而，“整体”无法经由“部分”来了解；它只能借着行动和经验来了解。
注重技术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是它给予我们一种安全感，不仅是经济上的安全感，而且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知道自己有能力，有效率，足以使我们心安。知道自己会弹琴，或会造房子，使我们有一种活力感，一种逼人的独立感。然而，由于渴望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强调了能力，这是摒弃了充实的生活。生活的整个内容无法预知，它必须在每一时刻加以重新体验；我们对未知的事物有所恐惧，所以，我们以体系学说、技术、信仰，为自己建立了心理上的安全地带 。只要我们寻求着内心的安全，则生活的整体过程，将无法被我们所了解。
正确的教育，一方面鼓励技术的学习，同时也应该完成某种更为重要的事：它应该帮助人去体验生活的完整过程。这种体验才能将能力和技术置于它们应有的地位。如果一个人真正有话说，那么在他说话时，便会创造了他自己的格式。然而，学习一种格式而没有内心的体验，则只会导致肤浅。
世界各地的机械设计师，都正在疯狂地制造出不需要人们操作的机器。在这种几乎一切都靠机器操作的生活里，人会变得如何呢？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闲暇，却不知道如何明智地加以利用。因此，我们便借着知识，借着愚蠢的娱乐，借着理想以寻求逃避。
我相信有关教育理想的著作已经不少，可是我们却处在比以前更大的混乱之中。要教育一个孩子，使他完整而自由 ，是没有方法可以依循的。只要注重原则、理想和方法，我们便不能使他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以及它所引起的恐惧、冲突之中解脱。
理想或者完美乌托邦的蓝图，都永远无法产生内心的彻底改变——而内心的彻底改变却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终止战争以及全世界的毁灭的话。理想无法改变我们既存的价值观；后者要得以改变，惟有借着正确的教育——也就是培育对于“现在存在的事物”的了解。
当我们为了某种理想，为了未来而努力，我们是按照对比未来的概念而塑造个人；我们对于人一点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只是“人应该如何”的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应该如何”变得比“现在存在的事物”——换句话，就是个人和他本身错综复杂的问题——更重要了。如果我着手于直接了解个人，而不要通过我们所设想的“他应该如何”的幕布来看他的话，那么我们关切的便是“现在存在的事物 ”了。这时，我们便不再想要改变个人。我们关心的只是帮助他了解他自己，而没有私人的企图或利害关系。如果充分觉察到“现在存在的事物”，我们便会了解它，摆脱了它的束缚而得以自由。因此，要觉察到真正的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想要成为他人的挣扎。
理想在教育中并不重要，因为理想妨碍了对“现在”的了解。显然，惟有不逃避未来，我们才能觉察到现在存在的事物 。转向“未来”，追逐理想，表示心智的怠惰，以及一种想要逃避“现在”的欲望。
追求一种现成的乌托邦，不就是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完整吗？一旦一个人追随某种理想、某种模式，一旦一个人有“将来应该如何”的公式，他的生活不是非常肤浅而且机械化了吗？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想家或者有着机械化心智的人，而是有智慧且自由完整的人。只知制造完美社会的蓝图，乃是为了“未来”而争论、而流血，然而对现在存在的事物却不闻不问。
如果人只是机械体，只是自动机器，那么“未来”便可以预知，完美的乌托邦便可以拟定。我们便能够仔细地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 ，为它工作。然而，人并非机器 ，无法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加以设计。
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有许多影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作用。而为了“未来”而牺牲了“现在 ”，我们便是追求着一项错误的手段，以为借此可以达到一个可能正确的目标。然而，手段决定了目标；何况，我们是何许人，竟能决定“人”应该如何？我们有何权利，能够决定将“人”按照某种特定模式——这个特定模式乃是从某本书上学来，或是受到我们自己的野心、希望和恐惧所规限——而加以塑造？
正确的教育，与任何的意识形态都不相关——不论这意识形态保证能在未来产生何种乌托邦；正确的教育，不是以任何学说为基础——不论它是多么精心构想得来；正确的教育也不是一种手段，借以把个人加以某种特定的限制。真正的教育，乃是帮助个人，使其成熟、自由，绽放于爱与善良之中。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而非按照理想的模式来塑造孩子。
任何依照资质而将儿童加以分门别类的方法，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对立，助长了社会上的派别区分，而无法培养出完整的个人。显然，任何方法、任何学说都无法提供正确的教育，而执着地信奉某种方法，则表示出教育的怠惰。一旦教育以呆板的原则为基础，它足以制造出有效率的男男女女，却无法培育出有创造力的人。
惟有爱才能触发对他人的了解。有了爱，才会和别人在同一层次、同一时间有及时的沟通。由于我们自己思想干枯、空洞，没有爱，所以，我们才把孩子的教育和生活的方针拱手让给政府和学说。然而，政府需要的是有效率的专家，而非“人”，因为“人”对政府是个威胁——对于组织化的宗教，“人”也是个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组织化的宗教，要设法控制教育的原因。
人的生活，绝对不能附和于某种学说，不能强行纳置于框架之中——不论这框架构想得多么高贵。而一颗仅仅被训练来接受知识的心，无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与奥妙，以及生活中的深渊与峻岭。当我们依照 一套思想学说，或依照某种特定的规律，来训练我们的子女：我们教他们限制在种种不同的部门内思考，便是阻止他们发展成为完整的男女。因此，使他们没有能力做明智的思考——也就是把生活当做一个整体来面对。
教育的最大任务在于产生一个完整的人，能将生活加以整体地处理。理论家就像专家一样，对整体豪不关心，他只关心某一部分。只要一个人追逐某种理论的模式，他便不是完整的 ；而大部分依持理论的教师都忽视了爱心，他们心中干枯无情。为了研究孩子，一个人必须警觉、小心、自觉，而这么做比起鼓励孩子遵守一种理论，需要更大的智慧。
教育的另一个任务，要制造新的价值。仅仅将既存的价值置于孩子的心中，使他符合理论，这是将孩子加以限制，而非唤醒他的智慧。教育和目前的世界危机息息相关，明白了世界骚乱原因的教育者，应该自问如何唤醒学生的智慧，帮助新生的一代不再制造冲突和灾难。教育者必须付出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关怀和情爱，以创造出正确的环境和智慧的 培养，使得孩子长大成人后，能以智慧处理他所面临的人生问题。然而 ，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必须了解他自己本身，而非依赖种种意识形态、学说和信仰。
让我们不要依据原则和理想来思考，让我们关怀事物的真面。因为，只有考虑到现存的事物，才能唤醒智慧，而教育者的智慧，远比教育的知识更重要。当一个人遵循一种方法——即使这种方法，是由一个深思而智慧的人所拟定——方法本身便变得十分重要，而儿童则只有当他符合方法时，才显得重要了。我们把儿童加以比较，加以归类，然后依照某种方式着手教育他。这种教育方式对教育者来说也许方便，然而，遵循一种学说或是对意见与学识的专横态度，都无法产生一个完整的人。
正确的教育，在于了解真实的儿童（the child ashe is）而不将我们认为的他“应该如何”加诸他的身上。将他围困于“理论”的框架里，是鼓励他的顺从附和。如此会滋生恐惧，在儿童的心中产生了“他的真面目”和“他应该具有的面目”之间的不断冲突；而一切内心冲突，都会向外表露于社会。理论，是我们了解孩子，以及孩子自我了解的实际障碍。
一个真正希望了解孩子的父母，并不通过某种理想的幕布去看孩子。假如他爱孩子，他便会观察孩子，研究孩子的倾向、性情和他的特性。惟有当一个人不爱孩子的时候，才会把某种理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如此一来，由于要求孩子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或是那样的一种人，一个人的野心便借着孩子而获得实现。如果一个人爱的不是理论，而是孩子，这时才有帮助孩子了解他真正自己的可能。
譬如说，如果一个孩子撒谎，那么把“诚实”的理论，摆在他的面前又有何用呢？我们必须找出他为何撒谎的原因。要帮助孩子，我们必须花费时间去研究他，观察他——这就需要耐心、爱与关怀。然而，一旦我们没有爱，没有了解，那么，便会把孩子强迫纳入我们称之为理想的某种行为模式中。
理论是一种方便的逃避方式，遵循理论的教师无法了解他的学生，无法明智地处理他们的问题。对这种教师来说，未来的理论，“应该如何”是 比眼前的孩子更为重要。理论的追求，排斥了爱，而缺乏了爱，任何有关人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
正确的教师不会依赖某种教育方法，他会对每一个个别的学生加以研究。我们与孩子、年少的关系，处理的并非是那种可以迅速加以修补的机械，而是易受影响、变幻不定、敏感的、恐惧的、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要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深入的了解力，以及忍耐与爱的力量。缺乏这些东西时，我们便求助于迅速而简易的补救方法，希望由此获得神奇而必然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力，如果我们的态度和行动都是机械化的，便会在使人为难，且无法以机械式的回答来解决的问题之前退缩，而这就是我们教育上的一项主要问题。
孩子是“过去”和“现在”两者的产物，因此他已经受到了限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环境背景传递给他，就会使他和我们的限制永远延续下去。惟有了解我们自己的限制，而且由此解脱，我们才会有根本的改变。倘若我们自己仍在限制之中，却讨论着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这是毫无益处的。
孩子年幼时，我们自然必需保护他们免于肉体上的伤害，使他们不会感到身体上的不安全。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止于此；我们还希望塑造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我们希望训练他们，使其合乎我们的憧憬和意图。我们设法借着孩子来满足我们自己，经由他们来使我们自己不朽。我们在孩子的四周筑起围墙，以种种的信仰、意识形态、恐惧和希望，将他们加以塑造——而当他们在战争中死亡、残废，或者由于生活上的经验而遭受痛苦时，我们便痛哭、祈祷。
这种种生活上的经验，并不能带来自由；相反的，它们加强了自我的意志力。自我是由一连串具有保护性与扩张性的反作用所组成，而自我的实现，永远只是它自身的投射和使人心满意足的同一化（identification）的结果。只要我们是借着自我——“我”和“属于我的”——来解释经验，只要“我”，自我，借着它的反作用而绵延不绝，那么，经验便无法从冲突、混乱、痛苦中解脱。惟有当一个人了解自我——“经验者”——种种的性质，自由才会来临。惟有当“经验者”不是自我以及自我所聚集的种种反作用，那时，经验才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成为创造。
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孩子，使他们从自我的种种存在方式——它们引起太多的痛苦——中解脱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便要开始改变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与他之间的关系。父母和教育者 ，借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和 行为可以帮助孩子自由，使他如花一般地绽放于爱与善良之中。
目前施行的教育，并不鼓励人去了解那种将心灵加以限制，而且使恐惧不断的遗传倾向与环境的影响，因此，这种教育并不能帮助我们冲破这些限制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任何一种教育，如果它关切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而非人的整体，那么它必然会导致有增无减的冲突和痛苦。
爱和善良，惟有在个人自由的时候才能充分发展，而惟有正确的教育才能提供这项自由。对既存社会的顺从附和，或是期望一个未来的乌托邦，都无法使个人获得这项领悟力——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领悟力，便会不断地制造问题。
了解了何谓内心自由的正确教育者，能帮助每一个个别的学生，去观察和了解他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加诸自己的强制行为；他帮助学生觉察到那些将他加以限制的种种影响力，以及他自己的愿望，这两者都使他滋生了恐惧。当学生逐渐长大成人，教育者帮助他，借着观察他和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了解自己。因为，造成无止境的冲突和悲哀的，乃是完成自我的渴望。
当然，帮助一个人觉察出生活持久的价值，而不加以限制，是可能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种个人充分的发展会导致紊乱，这是真的吗？这个世界已经混乱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不曾教育个人了解自己。虽然，个人有一些表面的自由，却也被教导着对于既存的价值加以顺从附和，加以接受。
很多人已经起来反抗这种将人加以组织训练的做法；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反抗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反作用——这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黑暗。正确的教育者，觉察到心灵有产生反作用的倾向，能帮助学生改变既存的价值——并非借着反抗此价值的反作用，而是经由对生活整体过程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充分合作，只有当人具有完整性时，才有可能。借着正确教育的帮助，可以在个人身上唤醒这项完整性。
为何经由正确的教育，我们或者我们下一代，也无法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带来根本上的变革？我们从来不曾尝试过正确的教育，由于大部分人似乎对正确的教育感到害怕，因此，我们便 无意尝试它。我们不曾真正探讨整个问题，便断言人的天性无法加以改变。事情是什么样子，我们便什么样子地接受了。而且我们又鼓励孩子去适应既存的社会，我们以现在的生活方式将他加以限制，然后满怀希望。然而，这种对既存价值的附和顺从——它导致了战争和饥饿——能被视为教育吗？
我们不要自欺，以为这种限制，将会助长智慧与幸福。如果我们仍然有所恐惧、缺乏爱，无可救药的迟钝麻木，这就表示，我们对于鼓励个人在爱与善良中，欣欣向荣，没有真正的关心，而宁愿让他继续背负着使我们劳苦且影响了他的悲惨生活。
将学生加以限制，使他接受当前的环境，显然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除非我们自动自发地在教育上加以改革，否则我们对于延续不绝的混乱和悲惨，便负有直接的责任。而当某个可怕而残酷的革命终于爆发时，那只是使另一群人有剥削他人和暴露残酷的机会而已。每一群大权在握的人，都行使他们自己的压制手段——不论经由心理上的说服，或是经由暴力。
为了政治上和工业上的理由，纪律成了目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而由于我们想获取心理安全的这种欲望，我们便接受了各种形式的纪律，且加以实行。纪律保证可以带来某种结果，而我们认为目的比手段更重要；然而手段限定了目的。
纪律的危险之一，是制度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