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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痛恨这种生命，不是因为它有限，而是因为它可以预见。我抓紧口袋里的一本路易丝·拉贝①的诗集和几盒从不离身的巴赫的录音带。在我所工作的医疗中心，人们把我叫做“随身听”，我走路时耳朵里总塞着小耳塞。在诊所或门诊室听让…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在世界与个人之间插入一个绝妙的盾牌，是从天堂高处看地狱。我放着音乐，某种神圣的东西吸引着我。巴赫是惟一认真证明上帝存在的人。这话是谁说的？
①路易丝·拉贝（1524…1566）：法国著名女诗人。
我被介绍给各位同事，我将与他们一同承担照看任务：一个脸颊又红又圆像个小男孩似的心脏病科医生，一个妆化得很重的红发女麻醉师，一个又高又瘦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秃顶的外科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童男一样的指导神甫，他似乎老是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从不喜欢这一大群医生和护士，竞争和面对病人的优势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当医生不是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而是为了完全合法地虐待病人，因其体质衰弱而惩罚他们。守护室的气氛、某些医生因死神临近而产生的淫乱使我大惊失色。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度假回来的女护士们放荡的秘密，也不想知道利用夜晚在此进行的愚蠢的阴谋。这些人我早就看不起他们，怕他们以为我无能。蔑视是因为担心不如别人，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将一连三晚连续体验一种问样的烦恼：面对别人的不幸而产生的不光彩的烦恼。我完全上了这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的当。我想把我的人际关系减到最低程度，愿人们给我以宁静，让我的生活能在这普遍淫荡的环境中像个平静的港湾。
那天晚上，一切都很例外：由于缺东缺西，工作无法开展。房子在修，我不能住在指定给住院实习医生住的那一层。根据规章，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当护士。我刚开始写一篇精神病方面的论文。由于行政部门的差错，我被安排在大楼的另一侧，在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一个洗手间、一面镜子、一个用挂锁锁着的壁橱和一张破扶手椅。一个小孔朝着圣母院的塔楼。几只惊慌的鸽子在小房间上方的檐口“咕咕”地叫着。我照着镜子换衣，凝视着自己宽大的肩膀。费迪南喜欢咬我的肩膀，我的大腿强壮有力，小小的乳房哪怕在例假期间也鼓不起来，棕褐色的皮肤多少有点深，扁平的肚子永远不会怀孕，因为我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生不了孩子。
我父亲是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人，母亲是列日的瓦隆人①。正如费迪南所说，我是热土的混合物，是一棵汲取地中海两岸力量的植物。我好像并不能缺乏魅力，但天天痛苦，美又有什么用呢？在镜子里，别人对我评头品足，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及不及格。这一切以后都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注重仪表，做体操，饮食要求很严，皮肤还是松弛了，肌肉下塌。颧骨突出、瘦骨嶙峋使我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给了我另一番景象。有几天，我的身体很让我讨厌，重得撑不起来，似乎很容易变质。我无力清理它、喂养它和保养它。有几天，男人的目光使我讨厌，像要吞噬我。费迪南要求我十全十美，我受够了。对他来说，我永远不够漂亮，而对我的同事来说，我又过于漂亮。他对我的要求我难以达到，同事们都批评我过于轻浮。但愿他深深地爱我，哪怕我不漂亮也爱我，不仅仅因为我漂亮才爱我！我要求有权在部分时间里漂亮，而有时又显得很平常，很一般。我有那么多女友，她们仅因重了几克便痛不欲生。事实上，我从童年时代就想当祖母，跳过中年这一段。我想倒过来从尾到头生活，在做事之前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为了免得作出选择，我渴望自己变老。
①列日：比利时城市。瓦隆地区为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
夜晚漫长而单调，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企图自杀。我站在桥上，我得迎击暴风雨。法医急诊也在同一栋楼里，也归我管。来的主要是小偷、犯人，大多是马格里布①人或非洲人。犯人和看守来来往往，使这里活像个监狱。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斯德岛②：圣母院、主宫医院和警察局在这小小狭长地带并排而立，把教士的长袍、医科学生和警棍联系了起来，这悲惨三部曲并没有因游客的无忧无虑而轻快。我不安地等候着陌生人的到来，尤其害怕那些充满进攻性的青少年。他们不是走进来而是摇摇摆摆地跌撞进来，好像突然出现在您眼前。我很害怕对那么多症状当场作出诊断，怕夸大小病，淡化大病。尽管穿着白大褂看起来挺威严，但我缺少权威。我很脆弱，或者说很温顺，我从来就没有掌握好过语气。礼貌要求我听病人陈述，迅速检查，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决定是留下他们还是把他们转送到别的治疗中心。我们只不过是一间分拣和分发办公室。我必须用一个本子把一切都记下来：我得像有经验的开业医生那样敏锐，像警方的报告那样无惰。我把五颜六色的小胶囊大把大把地从药柜里掏出来，像分糖一样分发，让他们平静下来。大部分病人身体并不虚弱，而是神经错乱，他们来是想通过诉说和安定药得到安慰。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把他们对我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们的悲惨故事甚至使我流泪。有些人自甘堕落，但大部分人来主宫医院是想摆脱自身。他们就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样，一出狱就重新堕落，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有时，我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敌意，一种秘密的要求。有的人随时会掏出他们的那玩艺儿，得命令他们把它放回去。另一些人博得了我的同情：一个名叫安托万的流浪汉，父亲是外省破落的乡绅。他对我诉苦说，他既不爱红酒，也不爱啤酒，是喝茶和吃小糕点长大的。有地位的人嫌他太脏，流浪汉又嫌他太讲究，他觉得自已被别的乞丐抛弃了。
①马格里布：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总称。
②斯德岛；塞纳河中心的小岛，巴黎圣母院和巴黎警察局就设在那里。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我下了床，想喝杯水。我脱掉白大褂和裙子。这时是凌晨3点，月亮在哥特式建筑上投下阴影。房间里黑乎乎的。我把观察孔开得大大的，希望能透进来一丝凉风。我觉得很不舒服，感到整个建筑都很压抑，石头的外墙把我紧锁其中。甚至在这远离急诊室的地方，我也觉得悲哀和疯话就像鼻涕一样黏在墙上，破坏了气氛。
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从高高的房间里听到下面有几拨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唱歌和欢笑。他们离我并不遥远。几年的学习使我在这个充满忧虑和不安的世界中蹒跚不稳。巴黎沉睡在圣母院的影子里，在它冰冷而宏伟的建筑中冻僵了。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脑，其数百万细胞日夜辐射，潮涨潮落，宁静和骚动相继而来。但我再也没有这种让人激动的精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妒嫉心强的女人。蠢得很，因为妒嫉是最让人痛苦、最平庸的缺点。我恨自己平庸得跟众人一样。
我刷着牙。霓虹灯在低沉地“嗡嗡”响着。这时，我相信看见有人出现在我门前。有个人站在走廊里。那个阴暗的通道黄得像尿一样。我吓得发抖，本能地寻找我的白大褂。我还没穿上，门就被推开了一点。我忘了关门。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半明半暗的阴影中。我来不及害怕，马上就认出了他。他慢慢地推开门。望着在绞链上轻轻摆动的门，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站在那里，垂着双臂，像个可笑的幽灵。他穿着公共救济事业局借给他的白睡衣，戴着那顶风帽似的东西。我穿好衣服，向他走去。
“您怎么敢到这里来？”
“您想要我干什么？”
他的沉默使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您不回答，我就开灯叫人了。”
“别！”
他说“别”这个字的语气几乎带有威胁性。我一边盯着这个擅自闯进门来的人，一边试图用右手去抓我放在床上的对讲机：
“我要喊了，护士会来让您打消在医院里夜游的念头的。”
他向我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一个请求的动作：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又是怎样避人耳目出来的？”
“我只不过取下了面具和帽子。谁都认不出我的脸。我什么都不戴就谁都认不出我了。负责看门的女护士到平台上去灭烟了。我跟在她后面溜了进来。”
他轻轻地笑起来，好像哮喘一般，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他的声音有点走调。
“我在医院里到处找您。我发现您坐在花园里。我跟您一直跟到这里。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甚至轻轻地敲您的门。由于您没有回答，我便推开了门。”
直到这时，我才出了一身冷汗。一个病人能躲过监视系统，如此走来走去，我感到太惊讶了。
“为什么不按常规按门铃？”
“谁也不能知道我跟您说过话。”
我试图重新克制住自己，减慢心跳。我的心像一颗卵石，都涌上喉咙了。
“我想……我想吐露一个秘密……”
“一个巨大的秘密，毫无疑问。不能等到明天吗？”
我后悔自己咄咄逼人，这暴露出自己的恐惧。
“假如我拒绝呢？”
“您不是值班吗？”
他提高了声调：
“人们不是付钱给您，让您听他们说话吗？”
这话像是工会会员说的。我笑了。来访者像是被自己的粗暴吓坏了，态度赶紧软下来。
“您把我骗到了急诊室。现在，您不再对我感兴趣啦！”
他的声音使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