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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人，现在突然心甘情愿地想结婚成家了！这很可疑。他是真的爱我，还是既想保持独身的自由，又想得到两人世界最好的东西，得到有我存在好处？对说谎的人来说，最糟的是他好不容易说了一句真话，而别人却不把它当一回事。他成功地搅乱了自己的形象，也弄得我糊里糊涂。他不断许诺，又不断忘记，然后又重新许诺。他出尔反尔，弄得我疲惫不堪。我又爱他，又想追查他，最后终于侦查起这个可爱的人来。我梦想像玻璃箱中的昆虫一样刺他。我搜查他的衣物、他的内衣，翻他的口袋。如果他几天不在，他一进门，我便冲上去问他的手，想从他的中指和食指里嗅出女人的气味来。我知道他喜欢女人。我恨自己如此掉价，但我坚持不懈。
我还仔细检查了他的记事本：那是一块物产丰富、取之不尽的田野，一本既要有耐心，又要有智慧才能破译的天书，如同古代的一部手稿。那里面的东西都可能有两重甚至三重意思，任何一个约会都可能隐瞒一场短暂的艳遇或一个情故。蛛丝马迹越积越多：神秘的地址好像故意写得让人难以辨认；匆匆写就的姓氏潦潦草草。那是为了遮人耳目。名字看不出男女，起首字母后面的电话号码写得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读，也可以那样读。我火速与剧院的经纪人和导演联系，每个潦草的电话、地址或姓名都与他们无关。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我的任务就是借助放大镜和铅笔，把它们理出来。我有时拨一个电话号码，听一听声音，然后又挂掉，感到挺可耻。如果是女人的声音，我便设法推断出她们的模样、年龄和性格。如果对方的声音甜甜的，我便觉得那是淫荡的迹象。我衷心希望她患有头癣。和费迪南在一起，我学会了让抒情的东西与谎言悄悄地达到默契。他既说永远爱我，又说需要无拘无束的独立与自由；既说“我爱你”，又说“我爱我的自由”。我不知所措，不知道他会不会负起责任来，会不会永不变心。我的父亲已经把瞒天过海当作他的基本原则：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列日城，他养了一个小老婆，时间达15年之久。他跟小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奔走在两个家之间，而这两个家仅隔几公里，分处默兹河的两岸。我不认识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她们差不多与我同龄，其中的一个，据见过她的人说，与我酷似。我从伪善的父亲想到虚伪的爱情，这两种情况使我对男人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们的话。
第二章 小女孩
我对卢森堡公园不予理睬，心情极坏地来到医院。我粗暴地打发走护士，又让一个住院实习医生碰了一鼻子灰，弄得他脸红耳赤。有个记者想调查医生的情况，跟在我后面，我拒绝了他的采访。晚上一开始就很糟糕，我对病人们咄咄逼人，几乎不听他们陈述病情，只知道给他们增加镇静药。天这么热，精神脆弱的都崩溃了，从我开始。有的人喋喋不休，像做噩梦似的。我把问题重复两遍，便随意诊断。职业所要求的认真细心被我抛诸脑后。这些落水鬼死死地抓住我，我很想对他们说：“滚！永远不要回来！你们这帮渣滓，赶快给我闭嘴吧！”
一个衣着还算像样的男人问我，他老是暮气沉沉的怎么办？他不停地责备自己的恶习。要知道，他家里的不幸就是他造成的，法国的不幸也是他造成的。他不断地重复：“这是我的错。我是垃圾。”我打断了他的话：“臭氧层被破坏，是不是也是您的错？”他惊讶地望着我，说：“您是怎么猜到的？”
我找地方出气。最后，火全发在邦雅曼·托隆身上。关于他，值日班的精神病科医生给我留了一张条子：“您觉得非让他住院不可吗？他戴着假面具是什么意思？”
这个怪物让我的同事和别的病人都失去了耐心，他们把他叫做“鬼怪”，骂他，不让他露面。其中两个人还试图揭他的面具。他想躲起来，弄得险象环生。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们让他单住，免得出意外——警告他说，如果他继续闹事，我们就把他扔到外面去。我极痛恨地想责备他，但由于激动，话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出门之前，我终于骂出来了：
“今晚别再枉费心机，跟我说您那套废话。我会让护士把您赶出去，就说您进攻我。”
他耸耸肩，说：
“那活该您倒霉！”
他的回答使我更加不安。我身心疲惫，得避开这帮伪君子。这个滑稽可笑的男人，戴着狂欢节的面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能把我搞成这种样子，让我疑心重重。我在想什么，他似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戴着面具。他一下子揭穿了我这个侵略者的秘密。我垮了，躲到厕所里哭，疲惫不堪。我不会在这些人渣身上再浪费一分钟。我必须冷静下来，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得精神病。费迪南，求求你了，把我从这个垃圾堆里救出去吧！爱情的神奇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您喜欢的那个人周围；爱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纠缠您的那个人周围。就像那个吹长笛的人一样，费迪南一走，首都也随之空了，让我孤零零地面对一帮疯子。我听了10分钟的悲剧大合唱，想从深沉庄重的合唱中得到力量与耐心。从巴赫结构严密的音乐中得到欢乐，这种本领是我外公教给我的。作为交换，我给他唱些阿拉伯…安德卢西亚歌曲的片段。他要我译成法语，可我不会。他是个坚决的反教权主义者，只喜欢基督教中的拉丁语日课，就像他喜欢清真寺的祈祷而又听不懂一样。后来，当我父母准备离异，父亲将带着新婚夫人去安特卫普定居时，仍然是我外公劝我逃离发疯的家庭，到法国去碰碰运气。离开家庭，就是离开被迫接受的吵架，另找自己愿意接受的吵架。我无论如何应该镇定下来，我无权退让。说到底，是我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我应该习惯在社会的伤口上工作，那儿有呻吟，有吼叫，我必须和蔼地听这些前来找我的男男女女陈述。我冷静下来了，从厕所里走出来，感到非常后悔。我请护士们原谅我刚才的粗鲁。她们知道这是爱情的忧伤。我见自已被别人看穿了，心里非常气恼。
我的气渐渐地消了，时间过得极慢极慢。巴黎无奇不有，它已习以为常了。这会儿，它给了我一个神奇的意外，让我高兴了一番，弥补了我一夜的不快。一个身上臭不可闻的流浪汉，头上血淋淋的，脑门被酒瓶砸破了。他吼叫道：“我月底生活艰难，尤其是这一个月。”一个皮肤棕黑、来自印度的年轻护士，指着他对我说：
“我得老想着这些伤者当中有一个是化装成乞丐来考验我的上帝。否则，我会恶心得吐出来。”
我站在那里，正在回味这句话。这时，来了一位老太太，由一个差不多七八岁的小女孩陪着。小女孩眼珠乌黑发亮，长长的发辫垂在脑后。她穿着波浪形的小裙子和亮光光的小凉鞋，好像刚吃完生日点心，直接从生日晚会上来的，显得很令人注目。我觉得这个仙女和接待室里那些蓬头垢面的家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孩子径直朝我走来。
“您好，我和奶奶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病了。”
“什么病？”
“您听她说话就明白了。”
小女孩露出一副伤心的样子。我走向她那个神情严肃的奶奶。尽管天气很热，这位老人仍裹得紧紧的，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从外表上看，她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走路有点拖拉。在诊室里说了几句话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并要我一定要保密：德国人已经来到了巴黎的门口，正化装成外国劳工潜入城呢！她来找安全的地方躲藏。
“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小女孩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听这孩子的。几个小时后，希特勒的党旗就会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穆斯林会越来越多。不把我的话当真，您一定会后悔的！”
“奶奶，现在是20世纪末，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再也没有战争了，醒醒吧！”
老人在迷宫里失去了方向，谁也不认识了，她把名字和时代混为一谈，并在电话里跟已故的朋友们说话。在两种选择之间，她无法作出判断，于是又垂下脑袋，死气沉沉，像是被自己说的话吓晕了似的。她的理智就像一团颤悠悠的火苗，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小女孩叫阿伊达，母亲是埃及人，信科普特教。阿伊达的父母坐游轮旅行时遇海难丧生了。他们非常喜欢威尔第，所以给女儿取名为阿伊达。阿伊达现在独自跟奶奶一起住在马莱的一套公寓里。她还不到8岁，怎么会想到带奶奶来看急诊的呢？我大为惊讶。
“也许奶奶说的有道理，那就必须通知什么人；如果她说的不对，那就应该告诉她说的不对。”
征求了别的医生的意见之后，我让老太太留下住院，自己则充当阿伊达的保护人，至少是在晚上。我很喜欢这个阿拉伯名字，这使我们俩的距离拉近了她很快就成了一个调皮鬼，又笑又闹。她应该乖乖地坐着，等待别人照料她的。可她没有！她蹦蹦跳跳就像一只小狗。她充满了活力，在我们当中乱跑，利用自己人小的优势，到处乱窜，闯禁区，碰警械，对病人没有礼貌。病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不知疲惫的“小圆球”，都忘了自己的伤残。她嘲笑他们的不便、他们的破行，睥睨着他们的担架，问：
“你怎么了？”
“肠梗阻。”
“呸！”
在这个让人压抑的背景中闯进这个女魔，我感到非常振奋。她为我的失望进行报仇。她会砸烂一切，拔掉输液管，打翻瓶子。我会鼓掌欢迎的。
她很快活，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像是蝴蝶。下巴上有个小酒窝，有道疤痕。她长大以后，男人们会吻个不停，摸个不休的。她的文具盒里有些电子游戏玩具，一个日本天皇，还有一盒多米诺骨牌。孩子很快就对我产生了信任感，随便起来，要我陪她玩。每当快要输的时候，她就不玩了，或把东西掀翻。如果我面有愠色，她便爬到我的膝盖上来爱抚我。她喜欢小丑，哼着歌剧中的曲子。走调了，她笑出了眼泪。她鼓起脸颊，张大喉咙，拍着胸脯，结结巴巴地说着萨比尔语①。她是个十足的小丑，哗众取宠，“牙牙”学语，辫子在脑后飞来飞去，像一道黑色的光。她让整个科室的人都开开心心的，一直闹到半夜12点，谁也不敢叫她闭嘴。最后，她颤着声音再喊几句，便头枕着胳膊睡着了。
①萨比尔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的混合语，曾流行于北非及地中海东岸各港口。
不能打发她回家，因为我知道她家里没人。我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安排她睡觉。这不是谁规定的，但在紧急情况下，心灵和感情原则高于规定。她不一会儿就醒了，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歪着漂亮的小脸，弓着背，声音颤抖地说：
“小心，德国人在那儿。我会通知您的。”
她斜着眼睛看我，看我对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有何反应。然后，她又一头栽倒在床上，立即就睡着了。我用一只新手套擦了擦她的脸——我有点惊慌——又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又产生了一些矛盾的感情，慢慢地琢磨着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楼梯上，我遇到了一个神甫，他长着童男似的脑袋，行走如飞。上帝打呼机叫他呢！快去进行临终涂油礼，还有一个合同！
一回到天花低矮的一楼大厅，我就重新忧虑起来。这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既坚定又缺乏根据的信心，不容反对。去求邦雅曼·托隆，让他给我讲完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好像我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他混乱的故事将有助我理清我内心的混乱。他激怒我，却又让我离不开他。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并不重要，只要他说的故事是对准费迪南的重型武器，是敷在我伤口上的香脂。所以，尽管3小时前我还骂过他，我还是去了内科，没敲门就闯进了他的房间。他假装睡着了，我摇醒他。他睁开眼睛，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我们有约在先，您可别忘了！”
他的沉着使我吃惊。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约，但为了治好您的病，我想您有必要讲完您的忏悔。”
他露出一副懊悔的样子：
“您刚才对我粗暴，甚至伤害了我。”
我欲言又止。
“好了，我很抱歉。当时我心里很烦。”
“主要是您被我说的故事吸引住了，不是吗？”
他再次扭转了局面，成了我求他了。
“到一楼咖啡厅前面找我。我会通知监理员，说你要跟我谈话。”
我不等他回答，转身就走，“砰”地一下关上门。我敢肯定这个骗子会来的。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会非常高兴。我恨自己太相信他的无稽之谈了。我无法保持当医生所需的中立。那天晚上，我完全是无意识的。
半小时后，邦雅曼·托隆穿着一双破拖鞋来找我了。他出门时，又遭到了两个担架员的挖苦。他在我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走廊有栅栏，通向地窑；对面是工会的常设接待处，还有这个时候已经关门的酒吧。月光把花园照得几乎亮如白昼，把它切成潮湿而翠绿的几大块。我们好像是在剧院提词员所在的地方。在巴黎，盛夏季节，不是黑夜降临，而是白日在黎明大发光芒之前渐渐地暗淡。这个时候，几乎没什么人，除了牵着狗的保安在找流浪汉，把他们赶走。城里吹来一阵风，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凉意。蚊子和苍蝇围着电灯泡嗡嗡地叫着。门在远处“乒乓”作响，风机的嘈杂声从地下传来。我们感到脚底下整个医院在颤抖，就像有个动物躺在我们脚边发抖一样。我沉重得就像胸口上压着一块石头，几乎看不清邦雅曼。月光太亮了，反而使走廊更黑，黑影和幻影就像在跳芭蕾舞。
邦雅曼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接着昨天晚上的故事往下讲。巴黎的市中心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圣母院的大钟每15分钟敲一次。我们就像两个幽灵，坐在黑暗中谈话。我好像觉得，这个陌生人的故事是黑暗本身在说，它凑到我耳边喁喁私语。
第三章 暴风雪中的避风港
就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小木屋。小木屋被炉火照得通亮，就像搁浅在高山上的一艘船。在汽车上发了几小时的愁之后，您可想而知我们是多么高兴。我们都快冻僵了。木屋很宽，墙很厚，巨大的屋顶几乎要碰到地面，我感到十分敬畏。雷蒙——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名字——擅自拿走了我们的行李。这个矮矮胖胖、老是咕咕哝哝的人，我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挺可怕的。他打开大门，请我们跟着他。一进门，热气就扑面而来，我们好像钻进了动物温暖而柔软的身躯。穿过隔冷间，我们走进第二道门，对面是一个长长的前厅，墙上挂着鹿角和野猪皮。我们闻到了一股令人垂涎的饭菜香，还以为自己是在饭店里呢！
有堵墙上嵌着一个半开半掩的壁橱，里面露出衬着皮毛的厚鞋、雪鞋和滑雪棒。我们还来不及走几步，雷蒙就抓起一把好像是皮毛做的扫把，拍打着我们的小腿和滑雪运动衫，让雪掉下来。雪落在一个大门毡上，马上会融化掉的。
接着，他把我们推进一个火烧得旺旺的客厅，要我们在那里等“老板”。我们可不希望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是屋子的主人。客厅里堆满了精装和平装的书。我放心了：爱读书的人不会太坏的。到处都是浓郁的木头味，很好闻，让人心平气和。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所谓的万物虚空画①：三个死人头叠在一张脸上，这张脸既像是小孩的，又像是姑娘的，也像是家庭主妇的。有几个天使在这些头上飞。我还以为会看见农家装饰呢！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这种奢侈近乎疯狂。这个住处在和山上的居住条件作精彩的较量：在最差的环境中创造出最舒适的居所。埃莱娜为自己的裤腿脏感到遗憾。我心里一动：在家里，只要她关心自己的衣着，就表明她恢复常态了。她一副疲惫的样子，朝我微笑着。看到她用手抚摸桌子、椅子和书架，我知道她一定很满意我们舒适的临时住处。
①万物虚空画：欧洲的一种表现万物皆空、画着头盖骨的静物画。
终于，房东进来了，他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声音十分洪亮：
“欢迎被冻坏的人！”
他说他叫杰洛姆·斯泰纳。说这话时他的声音依然响如洪钟。我原以为会遇到一个孤僻的人，没想到他有礼貌极了。他是60年代①的一个悲怆感人的残余分子，被流放到汝拉山脉的这座高山上。他的衣着还带有当年的痕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