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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痛楚不堪。想养点花草培植几座盆栽，蜗居坐南朝北，楼栏除了盛暑偶露晴光外，一年之内难得有几个小时得到日照，这个计划又难实现。
思来想去早年也曾舞文弄墨，只有走爬格子一途，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抗战期间，又曾脱离过公职，闷来时也是写点文稿来打发岁月，不过一恢复公职，我就立刻停止写作，一方面公务人员，不可以随便月旦人物时事，同时整天忙碌，抽不出空余时间，也就鼓不起闲情逸致来写作了。
自从重操笔墨生涯，自己制定一个原则，就是只谈饮食游乐，不及其他，以宦海浮沉了半个世纪，如果臧否时事人物，惹些不必要的罗唆，岂不自找麻烦。
寡人有疾，自命好啖，别人也称我馋人。所以，把以往吃过的旨海名馔，写点出来，也就足够自娱娱人的了。
先是在南北各大报章写稿，承蒙各大主编不弃，很少打回标，稿费所入，足敷买薪之资。知友盖仙夏元瑜道长，有一天灵机一动，忽然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开辟了一个九老专栏，特请古物专家庄严、画家白中铮、发俗收藏家孙家骥、京剧名家丁秉遂、历史专家苏同炳、民俗文艺专家郭立诚、动物学家盖仙夏元瑜，还有笔者幸附骥尾，也在里头穷搅和，每周各写一篇，日积月累我居然爬了近二十万字。
当时《人间》主编高信疆，他的夫人柯元馨正主持景象出版社，撺掇我整理之后，把那些小品分类出版。在1976年，我的处女作《中国吃》《南北看》终于出乖露丑跟读者见面啦。紧接着皇冠出版了《天下味》，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故园情》。人家写文章都是找资料，看参考书，还要看灵感在家不在家；我写稿是兴到为主，有时一口气写上五六千字，有时东摸摸西看看十天半月不着一字。可是文章积少成多，1980年11月出版《老古董》，1981年8月出版了《大杂烩》《酸甜苦辣咸》，1982年出版了《什锦拼盘》，1983年出版了《说东道西》，以上几部书都是委托大地出版社发行，想不到从1976年到1983年8月之间，居然东拉西扯写了都百万余言，自己也想不到脑子里曾经装了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拙作百分之七十是谈吃，百分之三十是掌故，打算出到第十本就暂时搁笔。朋友们接近热爱退休年龄的日渐增多，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写点不伤脾胃的小品文，倒也是打发岁月的好途径呢！凡我同志，盍兴乎来。
何以遣有生之涯
梨园识小续录——吴铁庵会搬运法
须生吴铁庵，可以说是北平梨园行的鬼才，他在十三四岁时唱一出《铁莲花》，不但做工老到，而且嗓子一点儿雌音也没有，当时人管他叫小怪物；等到过了呛口，老伶工贵俊卿听过吴铁庵几段戏，背后跟人说，铁庵的戏，如果能规规矩矩地唱，过个三五年，除了谭老板，可能就是这孩子的天下了。谁知过不了多久，铁庵得了鼠疮脖子，根本不能唱戏，只要一卯上，就鼠疮蹦裂，终其生唯有给人说说戏，操操琴。
铁庵有一年在潭柘寺陪杨宝忠之父杨小朵消夏，庙里有位和尚，跟铁庵投缘，背着人教了他一套大搬运法，知道的人虽然不多，可是既然有人知道，自然而然就传开了。某年在已凉天气未寒时，有几位朋友在什刹海会堂小聚，其中就有吴铁庵。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一再磨烦铁庵露一手给大家看看。铁庵在情不可却之下，于是说：“我敬在座每位一对正阳楼的清蒸蟹盖吧！”（正阳楼在北平，是以卖胜芳大蟹烤牛羊肉出名的）说完，吴铁庵就离席外出，大约十几分钟，跑堂儿的捧着热气腾腾的一大冰盘的蟹盖进来，说这是吴老板的敬菜，跟着铁庵也进来坐下吃螃蟹。在座的有人到厨房看看，果然有正阳楼的包装纸，问问厨子，的确是吴老板亲自送进厨房让蒸的，再打电话问正阳楼，果然是吴老板在柜上买了二十只蟹盖走的。以会贤堂与正阳楼的距离，一在后门，一在前门，就是坐汽车，也要半小时以有才能到达，一个来回，自然在一点钟了；而吴铁庵能在十来分钟从后门到前门跑个来回，真可算神乎其技了。
梨园识小续录——吴铁庵会搬运法
帽子杂谈
古人规定，男子二十而冠，男孩子到了二十岁，一戴上帽子，就算是成人啦！毛头小伙子，显然是没有戴帽子，这个典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台湾冬天不算冷，没有冻耳削脸的寒气，加上近年男土流行留
长头发，掩耳垂鬓，当然冬季更用不着戴帽子了。
前些天在光华商场古玩铺，随便闲逛，同去的崔兄跟我说：“你看，这个直古笼统的花瓶，还布满了几个窟窿。”我一看告诉他那是帽筒，清代朝冠有顶有翎，所以升冠之后，把大帽子架在帽筒子上，以免碰了顶子，窝了翎子。目前已无所用，真正成为古董了。
现在一般专门外销手工艺品商店，都陈列有六瓣黑缎子边、红绿花缎子心的瓜皮小帽出售，实际这种瓜皮帽，只是一种耍货，并没有人戴的。当年博仪未成年住在紫禁城未出宫前，他戴的便帽是六瓣天蓝色缎子、镶金色嵌黑丝线压边，顶上钉有乒乓球大小红丝绒结，瓣穗长有二尺，厚盈一握，一磕头瓣穗纷披，非常好玩。
清代对于冠戴衣着，都有一定制度，每年三月换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由礼部奏奉核定日期，大约总是三月、八月二十日前后，换戴凉帽时，妇女皆换王富，换戴暖帽时，妇女皆换金簪，一切都有规定，不能随便乱来的。
早年戴便帽，所谓瓜皮帽，讲究头顶一品斋，一品斋的便帽是最出名的。他家所用的缎子，都到杭州绸缎庄订织的三三缎子，乌黑发亮，绝不起毛。虽然村红布里，可有软硬之分，硬胎的挺刮光致不能折微软胎的可以折起来，揣在怀里非常方便。夏天换季，就戴官纱或实地纱便帽了。纱便帽也有软硬之分，硬胎内衬细竹皮编织的帽里，斐然有光，让人有凝重之感。江南一带早年也兴戴瓜皮帽，以软胎居多，素缎暗花，也甚雅致，只是顶部过分尖削，南式北派一望而知。关于帽顶，北方人如果椿萱在堂一定是红帽顶，不是素服穿孝，不准用黑帽顶；南方对此则不甚在意，尤其商界人士帽结嘟是易红为黑了。
北地冬寒凛冽，还有一种黑缎便帽，续有棉花的棉瓜皮帽那当然只有硬胎一种，商店跑外的，还有外加黑缎子什纳观音兜以御寒者，由头至颈都可不受风雪吹袭。现在内地的冬季，瓜皮帽早归淘汰，至于加带帽罩更是历史上名词了。
关外冬季特长，像长春、哈尔滨严冬气温，经常摄氏三十度以下，如果不带帽子，可能把耳朵冻掉了。抗战胜利那年的腊月，我因公到长春出差，有位姓吕的科长随行，他是广东三水人，一下火车，坐敞篷马车到治事的地方（当时只有马车），车行近一小时，一进到屋子里，看见墙上有一顶带耳罩的毡帽，他赶不及地摘下来，就急忙戴在头上了。在东北凡是风雪中奔驰太久，不能马上进人有炉火温暖的屋子里去取暖，冻僵了一经化冻的耳朵、手指、脚趾，立刻发痒，如果一搓一揉用力再稍大一点，能够立刻应手而脱，所以在东北工作的劳工朋友，有很多是手指、脚趾残缺不全的，就是这个缘故。吕科长戴上毡帽，在没有生火的屋子坐了半小时以上，我才让他进人有火房间里烤火取暖，从此他把带耳罩的毡帽视为恩物。后来他来台，还把一顶破毡帽带到台湾来当古董呢！
民国二十年前后，在平津有一家盛锡福帽店，大为走红，早年政界人士讲究戴巴拿马草帽，草越细价钱越高。盛锡福从巴拿马进日了半打极细的巴拿马草帽，往橱窗里一陈列，标价二百块银元一顶，原没打算立刻可以卖出去，旨在价高唬人，以广招徕。谁知北洋江苏督军李纯（秀山）的公子，跟湖北督军王占元子春的公子联决打盛锡福门口经过，李、王都是大津英租界有名的阔公子，这种细巴拿马草帽，卷来成一圆筒，有帽套套住，摘下来可以揣在怀里，非常方便，所以就一人买了一顶。他们回去这么一炫耀，不到一星期，居然全部卖光，据说这种细巴拿马草帽，就是产地也不多见呢！
张宗昌在红极一时的时候，有人送他一顶极品紫羔土耳式皮帽子，他戴在头上得意扬扬，在京奉路火车上被铁路局长常荫槐看见，笑他人高马大像显道神，他一气之下，就把它扔了。杨宇霆当时正替奉张拉拢张长腿，恐怕他恼羞成怒，特地物色一顶带针海龙的四块瓦皮帽子送他能效坤戴上之后也觉得威风八面，气派十足。他又托人在长春买一顶同样的皮帽，送给一位蒙族王子。这位王爷虽然道地蒙族，可是天生身材矮小，大皮帽子往头上一扣，简直像北平手艺人捏的老头儿钻坛子泥偶，背后没有人不笑他人帽大小比例不称的。后来盛锡福研究出一种染兔皮四块瓦帽子，又轻暖又边式，一直时兴了十多年。台湾从去年起，冬季时兴戴皮帽子，式样大半脱胎当年四块瓦式样呢。
上海闻人李瑞九，是李鸿章裔孙，不但贵而多金，而且是帮派中大爷。有一个冬晚约我们几位相熟的朋友到夏令匹克电影院看电影，他戴了一顶水獭帽子，上面有比黄豆大一点的白斑，非常别致。哪知一下车，就被“抛顶公”把帽子摘跑了。李瑞九面不改色，谈笑自若，一进戏院，就把大衣手套围巾挂在衣帽间了，等电影散场，我们到衣帽间穿大衣，谁知他那顶水獭帽子，好端端地挂在他大衣架上了。从此我才知道上海在帮的朋友，他们那一套严明的纪律，是不能不让人佩服的。
冬天戴的皮帽子紫羔、水獭、海龙，真是价值上千上万不是一般人戴得起的，还有小孩也不能戴那么贵重帽子呀，于是有一种妈虎帽出现，要是纯驼毛的价钱也不便宜；平时可以卷起来加在瓜皮帽上，觉得冷时可以拉下护住耳朵口鼻，前面有一方洞，可以不碍视力呼吸。舍弟陶孙在十岁左右时，非常顽皮，最怕人让他戴妈虎帽。有一年除夕午夜，他要到院子里去放炮竹。他头上本来戴有一顶瓜皮帽，先祖母一定要他加上一顶妈虎帽，他坚持不肯。先祖母说：“加冠晋爵，你要对得上来，就免戴妈虎帽，明天就给你买一顶水獭帽升级。”谁知他听了这话，把瓜皮帽一摘，说了句“卸甲封王”，虽不算太好，可是以成语对成语，而且不假思索，所以第二天跟我一齐出去拜年，他也换上水獭皮帽子啦。这桩小故事仿佛如在目前，屈指一算已经是本世纪以前的事啦。
我的一顶水獭帽子虽然带到台湾来，可是台湾冬暖，英雄无用武之地，多少年未过风，也未拿出来看看，恐怕已经是光板无毛没法戴了。
帽子杂谈
馍馍桌子
这种汉地点心，现在吃过的人，恐怕不多啦。满洲自从进关入主中原，所有郊天祭孔，一切全部遵循历代相沿仪注，所有献礼祭器食命、捭豕燔黍、蒸凫炙鸠，丝毫没改殷周旧制。可是每逢岁时令节，帝后妃嫔忌辰，举行庙祭，那就仍按满洲旧式，用馍馍桌子上供啦。
馍馍桌子，是有一定尺寸的，高宽都是二尺，长三尺有余。这种桌子，厚而坚实，金漆缕彩，丹□交错。最矮的三层，最高有二十一层的，每层有高脚铜盘二十四只，每层要摆点心二百多块。这种点心名曰“点子”，分甜咸两种，是用油酥白面、白糖，或椒盐、奶油做原料，由大内体修房承制的。祭完撤供，就把这些点子分给大家吃，叫“散福吃克食”。
宫中忌日多，大家吃不完，而且吃腻了，给谁，谁也不要。于是有的太监委托小太监们，到各宫向妃嫔宫女们收买。买来之后，就用来做酱。宫里迷信忌讳都多，上供的点子，是祭神佛供祖先的，谁也不敢偷工减料，真材实料的点子，造出酱来，味道还能不好吗？太监们就把这种酱送给王公亲贵们品尝，谁也不能白尝，当然变成了太监们一笔额外收人了。
流风所及，后来北平体面人家办白事，要是交情够的至亲好友，也讲究送一堂馍馍桌子供奉灵前，给死者风光风光。可是没办法找大内馍馍房去做，于是北平像兰英、毓美、正明几家大点心铺，都可以代客订做，而且供应桌子祭器，等金棺出堂上大杠，点心铺才能来取桌子收家伙呢。
民国初年您到点心铺订一堂馍馍桌子，如果仿照大内馍馍房的式样，以七层的来说，大概是半棚和尚经的价钱，十一层就要整棚经的价儿啦。人家馍馍铺说得好，做“点子馍馍”，第一，要十年以上陈猪油起酥，才能放个四五十天不发霉长绿毛。第二，十好几层馍馍，要不是经验老到的师傅亲自动手，让伙计们做，摆上十天八天馍馍一于，让风一龇，裂开就散，岂不是全部垮台。第三，当初既没有荷兰奶油，更没有美国产品，所用奶油全是装在牛皮袋子里、从蒙古运到京来的，一堂馍馍桌子焉能便宜得了。
您要知道京里头的人，是最要面子的。不是馍馍桌子价码高吗，我更得送堂馍馍桌子才够气派。于是把“点子”改成毛边花糕，或者是菊花饼，摆上个五层也不算寒碜，价钱比用奶油点子可就便宜多啦。
从前宫里一撤供，就分给大家叫散福，一般人家办完白事，所有撤下来的馍馍也要分送至亲友好。要是凑巧赶上冬天，北平住户家家都有一只烧煤球的白胖小子（白灰炉子），把点子馍馍放在炉台儿边上慢慢地烤透，夹上保定府的熏鸡肠儿吃，午夜驱冷消寒，比吃什么清粥小菜，都来得够味儿。凡是尝过这个滋味的，大家一聊起来，真是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这种点子馍馍，平日点心铺也没得卖，都是人家整桌预订的，所以本就不大容易吃得到，今后再想吃点子馍馍更是难上加难啦。
盘鸽子·养蝈蝈儿
早年养鸽子是年轻人的消闲之一。依据北平妈妈论儿来说，鸽子属于鸠类，有野鸽家鸽之分；野鸽又叫娄鸽，在田野虽然专吃五谷杂粮，在农人眼光里属于害鸟，可是飞到城里，在人家屋檐下一搭窝，主人家却认为财丁两旺，才有娄鸽来捧场。来不及地用木板、钉钉锤锤给它建造新居，就是遗矢满地，也毫无怨言。
家鸽是野鸽的变种，形态羽毛，种类甚多，不但续航能力持久，而且记忆力特强，纵然翻山越岩飞翔千里，照样不会迷途，飞回原地。因此清军人关前后，都训练鸽子传书递柬；所以清朝定鼎中原，八旗子弟养鸽子来玩，家里是不加禁止的。养鸽子名堂很多，他们不叫养鸽子，而叫盘鸽子。二十四只叫一拨，要盘最少两拨，飞起来成行列队才壮观好看。鸽子窝一定要搭在前庭的跨院，或是马圈里，不能跟正房成直线，免得压了家主的鸿运。鸽子笼不论十层八层、三排五列，一律是坐北朝南，取其向阳通风，窝内干燥，上则防雨遮阳，下则避勋鼠阻狸猫。
听北平崇文门外三里河一位崔姓鸽把式说：“在咸丰同治年间，鸽子市在崇外花儿市大街，蜀锦吴经，宫梅蝶艳，跟一些提宠驾鸟、歪戴帽、挽袖头的朋友，在一块儿挤挤蹭蹭，日子长了，自然免不了是是非非。”卖绒花绢花的，跟后宫粉黛，多少都能拉上点关系，于是把卖鸽子的人挤出了花儿市。这批人也不是什么好吃果子、省油灯，有几个得宠太监给他们撑腰，于是他们反而搬到内城的马市大街鸦鸽市一带，比在花儿市生意更好。普通一点的鸽子有点子、玉翅、风头白、两头乌、紫酱、雪花、银尾子、四块玉、喜鹊、花跟头、花脖子、道士帽、倒插儿等名堂；够得上珍贵的有短嘴、白鹰象自乌牛、铁牛、青毛鹤、秀蟾眼。灰七星肩背、凫背、麻背、银楞、麒麟斑、□云盘、蓝盘、鹦嘴、白鹦嘴。紫乌、紫点子、紫玉翅、乌头、铁翅、玉环等名色。当年涛贝勒的公子金盘卿，在鸽子市买个银楞、铁翅、紫点子各一对，半卖半让还花了六百块大洋。民国十二三年六百块银元，可以买二十多亩上则因，由此可知名种鸽子是什么身价了。
盘鸽子的每天早晚两次，必须把鸽子赶上天去围着自己屋子绕，越飞越高名为打盘。鸽子如果不这样训练，脑满肠肥，就成废物了。放鸽子之前，先分拨，二十四只一拨，要分只放上去打盘，每拨要选几只特别健壮的雄鸽�